文学的大一统时代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文学的意识形态化，文学自觉地为政治服务，文学的价值取向与政治的价值取向趋同，成为政治的延伸，文学是工具和武器，又是政治晴雨表。与当代西方文学的潮流基本隔绝。

与此相关的是创作方法的单一。现实主义在中国被称为革命现实主义， 并辅之以以革命理想主义为核心的革命浪漫主义，进而出现了“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现实主义的根本精神已消散殆尽，而蜕变为一种伪古典主义。

在美学追求上，这一时期的文学强调崇高。从几部代表性作品，比如《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来看，都是表现主人公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忍受各种难以想象的肉体和精神的痛苦，他们的经历都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那种炼狱般的共同特征。他们以人格与道德行为的强大威力使审美主体感受到庄严、敬仰与心灵震撼。在人物塑造上有个人的英雄化，英雄的神化的趋向，其极端表现是几个样板戏。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当代中国文学整个从世界文学及人文精神的大背景中脱离了出来，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传统文化的血脉隔断了，在高度封闭的状态中自给自足地衍化了许多年。从 50 年代起，欧美文学基本上被拒之门外， 只有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学受到推崇，苏联文学是中国人民的“生活教科书”， 也是中国作家的文学教科书。苏联文学的解冻思潮激发了中国作家干预生活，表现人道主义的勇气，出现了一批后来被收入《重放的鲜花》中的作品。60 年代以后，苏联文学被当作修正主义文艺批判了近 20 年，于是中国文学成了几乎与世隔绝的文学。

但是在一个有着数亿人口的大国，公众对文化生活的渴望、传统文学的遗泽、民间文学的刺激会合为一种四处弥散的氛围，使文学家在有限的生存环境和艺术空间中将能够有限展露的艺术个性和才华发挥出应有水平。因此，前 30 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依然是有成就的、不可忽视的，少数作品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历程中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1）故事中的世界

从 1949 年到 1977 年，文学的最主要成就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从

数量看，前 17 年长篇小说总数不过 100 余部，而 80 年代平均每年出版近 200

部，总数已逾两千。但是从发行量、读者面和影响的深广度看，前者远远超过后者。有许多作品不仅在当时风行全国，而且穿过岁月的风尘传了下来， 比如：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陈登科《活人塘》、柳青《铜墙铁壁》、

《创业史》、孙犁《风云初记》、《铁木前传》、杜鹏程《保卫延安》、赵树理《三里湾》、梁斌《红旗谱》、杨沫《青春之歌》、罗广斌、杨益言《红岩》、吴强《红日》、曲波《林海雪原》、知侠《铁道游击队》、欧阳山《三家巷》、冯德英《苦菜花》、高云览《小城春秋》、姚雪垠《李自成》、周而复《上海的早晨》、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雪克《战斗的青春》以及《敌后武工队》、《烈火金钢》、《平原烈火》等一批抗战小说。

这些出自前 17 年的小说（文革十年基本上是空白）如果以现代主义尺度衡量，也许会使人感到缺乏艺术探险的精神，但它与当代中国人的阅读心理与鉴赏习惯比较吻合，有着自己独特的美学风貌。

①故事的完整性与情节的生动性。《青春之歌》写知识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曲折历程；《红旗谱》写农民由自发地反抗压迫到自觉地跟共产党闹革命，通过朱老忠和严志和两个家庭的变迁，通过他们的悲欢离合和奋斗历程， 展现了从本世纪初开始三代农民的革命谱系，具有传奇色彩；《小城春秋》写作者家乡厦门发生的一起由共产党领导的大劫狱；《林海雪原》写第四次国内战争初期，一支解放军小分队在人迹罕至的长白山区和绥芬草原与数十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残部周旋作战，历尽艰险，全歼敌人的故事，是一个神奇的英雄传说。这些作品都是讲一个有始有终的故事，容易给读者造成寻根究底的阅读期待。所有作品也都十分注重情节的起伏转折和新奇，《林海雪原》中的智取威虎山、大战四方台、智擒小炉匠及雪地追踪、攀岩跳涧，《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爱与恨交织，敌我友混杂的复杂背景与纠葛，《苦菜花》中那一个个血与火组成的场面，尤其是老百姓在日寇屠刀下置生死于不顾， 冒认共产党干部作亲人的情景，《铁道游击队》中的飞车夺枪，都足以使人过目不忘。

②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17 年的小说作家主要是师承《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小说，因此都注重故事情节，同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煞费苦心， 有成就的作品都能注意以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来布置场面，推动情节发展， 形成完整的故事，因此故事情节的背后总是血肉丰满的人物。通过故事来塑造人物，使其成为足以传世的文学形象，在这一点上，80 年代的小说尚不能企及。《红岩》中的江姐、许云峰、华子良作为为理想而奋斗、受难、献身的共产党人，《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少剑波作为大智大勇、所向无敌的革命战士，《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中的老孙头、亭面糊作为老一辈中国农民，《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作为社会主义农村一代新人，在当代读者的心中都有不可磨灭的印象。80 年代的长篇小说侧重人物的情感心理纠葛，呈现静态或稳态，人物多是为命运所拨弄，在生活中找不到适当的位置，也缺少强有力的明确的目标。此一时期的小说人物则往往处于时代的急风暴雨中，有着单纯而明了的奋斗目标，为理想而力克艰难险阻，因而较少内心冲突而较多外部动作，更具动态性与可视性，所以栩栩如生。

③语言的锤炼。由于古典小说诗文及民间文学的影响和作家的刻意追求，这一时期小说的语言有很高的成就。孙犁、赵树理、周立波等人都是公认的语言艺术大师。孙犁的语言清澈澄明而有情致，讲究起伏顿挫，流畅而

节奏明快，富于乐感与诗意，如《铁木前传》、《风云初记》，读者在了解人物、熟悉故事之前总是首先为其语言的磁力所吸引。赵树理是立志创造新的农民文学的作家，青年时代受新文学影响极深，但他将《阿 Q 正传》读给父亲听时，这位老农民显出茫然的神色，于是赵树理感到新文学文坛太高， 必须将它拆散铺成“文摊”，使最大多数老百姓能读得懂，喜闻乐见。他研究评书、鼓词、山东快书等民间文学，搜集和提炼农民的口头语，因此他的语言本色而机智，具有鲜活的生命气息和朴拙之美。时过境迁之后，赵树理对社会生活的把握引起争议，而他的语言功力始终无人能够否认。周立波出身乡村读书人家庭，通外文，有不少译作，因此他的语言既有乡野的清纯灵秀，俚俗粗犷，又有欧美文学中细腻绚丽的风采，既有牧童织女的活泼俏皮， 又有绅士式的幽默，对意境的营造，则是他的基本特色，比如：

“天正下着雨，空际灰濛濛。远山被雨染得迷迷茫茫的，有些地方，露出了一些黛色。近山淋着雨，青松和楠竹显得更青苍。各个屋场升了灰白色的炊烟。在这细雨织成的珠光闪闪的巨大的帘子里，炊烟被风吹得一缕一缕的，又逐渐展开，像是散在空间的一幅一幅柔软的轻纱。”（《民兵》）

在这水墨画式的描写中，一种对自然人生的挚爱之情，空灵轻盈，曼妙缥渺的阴柔之美浸润着文字，使整个作品更显得意蕴深长。

④精神照射——文学之魂。这是前 30 年部分文学作品能够震撼人心的根

本之点。与 80 年代以后的小说比，它的形式、技巧要粗糙、朴拙一些，但读者往往在形式技巧意识觉醒之前已被其精神的强光熔化了。这种精神的威力首先表现在对崇高的美学追求，《红岩》中写了以江姐、许云峰为代表的数十个共产党人的形象，作者曾与他们同生死共患难，对人物原型有深切的了解，作为活生生的人他们必然各有自己的欲望、要求、痛苦、烦恼、疑惑与快乐，但在作品中，所有的正面人物都被一个远大的目标所吸引，这个目标的实现将惠及全人类，所以他们完全忽视自己个体的存在而沉浸在一种奉献与牺牲的喜悦之中，为他人为全体而牺牲个人，为未来而不惜现时受难。他们对理想的执着，对信念的坚定不移和由此而产生的不可摧毁的意志力量， 超尘拔俗的巨大的幸福感，使他的生命显出雄壮与圣洁之光，作品由此而产生一种在嚣嚣红尘中进行精神拯救的力量。

其精神力量还表现在不可遏制的生命激情的奔腾回荡。《青春之歌》写作者的亲身经历；《暴风骤雨》、《创业史》剖析社会历史，也在展示作者自己的精神历程，因为他们本身就与描写对象血肉相关；李准的《李双双小传》，王愿坚、王汶石、马烽等人的部分短篇小说，也都使人感受到生活的热力和理想的光辉。《红岩》依然是最典型的代表。作者作为一个人间魔窟的幸存者和最直接的见证人，他们的小说所提供的是人类生活中不可重复的特殊生活经验，其中又包含着极具普遍意义、作为人，谁都不可能无动于衷的生命激情。江姐在竹签子面前的“脸不变色，心不跳”，在面对亲人滴血的头颅时，面对双枪老太婆强忍悲痛掩饰真情时的不动声色；许云峰以一双溃烂的手经年累月地在地牢里为难友越狱挖掘通道，而自己却在成功的前夕含笑赴死；华子良在狱中装疯 15 年，忍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与肉体摧残，在关键时刻像山峰一样拔地而起，他的深谋远虑，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形象， 所有这些足以使任何精雕细琢的美丽文字都黯然失色。

对于当代诗歌来说，五六十年代是颂歌的时代。新的国家，新的社会制度，光明灿烂的未来和前无古人的事业是诗人百唱不厌的主题。此时的诗歌

没有明显的流派，风格也大同小异，因为一段时期新民歌曾被指为诗歌发展的方向。诗人们的题材有不同、手法也各有特点，抒情主体却几乎千人一面， 个人的意志、情感和价值判断很难得到表现，但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使得诗人们无法压抑涌泉般的艺术冲动，他们由衷地歌颂新生活，真诚地表现时代精神，同时也顽强地表现自己，创立了一个时代的诗风。

50 年代初期，诗坛上活跃的是一批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诗人，如郭沫若、臧克家、冯至、卞之琳、袁水拍、艾青、田间、阮章竞、李季、何其芳、柯仲平、张志民。他们的诗往往是政治运动的回应，但偶尔也有可以把玩的珍品，比如臧克家以纪念鲁迅为题写的短诗《有的人》。紧随他们之后是一批有生气的青年诗人，主要有：郭小川、贺敬之、闻捷，以及李瑛、公刘、邵燕祥、严阵、白桦、梁上泉、雁翼、顾工、周良沛、流沙河等，他们逐渐成了五六十年代中国诗坛的中坚力量。

田间以 40 年代的叙事诗《赶车传》成名，1960 年前后他将这部旧作扩展为两万行的巨著，其艺术风貌从其中这一小节诗可见一斑：“诗是阶级一颗星/皎皎挂在高山顶/揩净长城千里沙/点起碧空万盏灯。”阮章竞写了叙事诗《漳河水》，表现新时代的妇女争取自由解放，其中女青年荷荷是这样表白心迹的：“自由要自由个好成份/荷荷戴见的是庄稼人/自由要自由个好劳动/合心合意闹时光/自由要自由个好政治/能给群众办好事。”闻捷在 50 年

代中和 60 年代初先后出了诗集《天山牧歌》和叙事长诗《复仇的火焰》，前者写新疆风情，后者讲平息叛乱的故事。李瑛的诗往往有独特的视角，艺术感受力比较敏锐，比如“风沙很早就醒了/像群蛇贴紧地面/一边滑动/一边嘶叫。”（《敦煌的早晨》），观察之细与想象之奇都是当时不多见的。

可称为大家的是郭小川和贺敬之。贺敬之作品数量不多，但颇有特色。

《回延安》以信天游形式写成，朴实而感情真挚，《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歌》意境空濛灵秀，词彩清澄醇厚，情理景在流动跳跃的气韵中交相辉映。

《放声歌唱》、《雷锋之歌》是他政治抒情诗的代表作。诗人浓烈真挚的情感和对时代、历史所做的思考，诗中渗透的激情和理想，诗所营构的崇高境界，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理和时代精神，引起过广泛的共鸣。郭小川的抒情诗以其抒情对象的本质化和抒情主体的个性化的结合而享有盛誉，《致青年公民》、《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林区三唱》、《团泊洼的秋天》、《秋歌》都是传诵一时的作品。诗中塑造的革命者形象，喜欢“蓝天碧海之间的日出”、“朝霞映照着的高山瀑布”，追求“沸腾的生活”、“作战般的工作”，即使“老态龙钟”，也还有一颗“暴跳的心”。他的叙事也取得了很高成就，主要有爱情三部曲——《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严厉的爱》、《一个与八个》、《将军三部曲》等。《白雪的赞歌》写战士的妻子在丈夫失踪后强忍悲痛投入战斗生活，不久与一位朝夕相处的医生产生了微妙的感情，两人经过心灵搏斗都保持了克制态度，后来这位忠贞的妻子与归来的丈夫重逢。《深深的山谷》写奔赴延安的女青年爱上一位英俊文雅的男子，这男子不久却为逃避艰苦的斗争而跳崖自杀了， 女青年战胜感情危机，后来与一位坚强的革命者开始了新的爱情生活。《严厉的爱》写一个因感情受挫而性情严厉的女战士重获爱情的故事。《一个和八个》写一个受误解而同八个杀人凶犯关在同一牢房的共产党人忍辱负重， 出污泥而不染的节操，《将军三部曲》在战争的大背景中写将军的博大胸怀、过人的才智和美好的心灵。这些叙事诗张扬革命者的人格力量和人性人情之

美，是能够感染、震动人的好作品。他以长句子铺陈渲染，反复咏叹的方法被称为“新辞赋体”，在当时诗坛有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