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于用“新的伟大革命”来概括十四年的实践，现在有种种

不同的认识。

有一种意见是我们不能同意的。这种意见，对革命一般地采取否定的态度。按照这种意见，不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没有积极意义的，而且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是没有积极意义的，不仅二十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是没有积极意义的，而且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也是没有积极意义的。这种意见一般地推崇改良，认为只有改良才有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这是当前世界上颇为流行的一种观点，在中国也有它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者承认改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积极意义，承认我们不少同志过去确有对改良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的偏颇。但是，我们不能赞成一般地否定革命的观点。我们主张充分地、客观地估计革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不可避免性和革命为推动历史前进打开闸门的伟大意义，主张对不同历史条件下的革命，确定不同的历史内容，运用不同的革命方法。

还有一种意见，是担心提出新的伟大革命，会不会同“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革命”相混淆。这的确是一个应当区别和解释清楚的问题。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作为它的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错误是在劳动人民已经掌握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的条件下，仍然要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实践的结果已经证明，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只是一场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我们现在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场新的革命，小平同志早已明确指出：“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正是从对“文化大革命”及其指导思想进行拨乱反正中，正是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我们强调，我们现在说的新的革命，同过去本来意义上的革命，性质不同。本来意义上的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我们现在的革命，当然不是要推翻现存的政权，而是在我们党和人民政权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的，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发展和更新。同“文化大革命”的界限必须划分清楚。但是历史决议又指出：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剥削制度，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丸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并说：“这个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不但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而且仍然需要许多代人坚持不懈、严守纪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

另有一种意见，认为说“改革是一场革命”，会导致用改革否定和取代革命。在这种意见看来，不应该被否定和取代的“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 呢？如果是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是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那么我们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的确不应该再进行这样的“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前车之鉴。如果是指别的，那么还有什么比改革更具有革命意义呢？

再有一种意见，认为革命必须是质变，而改革只能是量变，所以不能把

改革称为革命。我认为这种意见没有看到质变可以有不同的层次。就根本的社会制度这个层次来说，改革并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在这个层次上改革不是质变。但是，就经济体制这个层次来说，如十四大报告所说，它“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就是说，改革不是原有经济体制内部的纯粹的量变，而是在体制这个层次上的质变，是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革命性变革，即对体制的革命。量变和质变是相互渗透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讲过事物发展过程根本性质不变的条件下的阶段性变化问题，可以说是讲了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阶段性质变；毛泽东后来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中，又说过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现在，我们讨论的是总的量变过程中的层次性质变。可见不能把量变和质变截然分开。看不到改革也是质变，是层次性质变，把改革仅仅当成是量变，就不能很好理解我们今天进行的改革的深刻性质。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小平同志就说过：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也阐述了这个观点，写道。“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这些论述，都是把现代化同改革连为一体，以现代化为改革的目的，以改革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来阐发它们作为深刻、广泛、伟大革命的意义的。

总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其已经引起和将要引起的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的确是一场新的革命。十四大报告讲新的伟大革命，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历史决议的思想，一脉相承，是十四年来我们党的一贯观点，又是对这个观点的新的丰富和发展。

**（四）十四大报告还用了很大的篇幅，回顾了十四年的历史，对党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战略决策作出了郑重的历史结论。**用历史来证明理论的正确和伟大，这为我们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地位和意义，提供了又一个重要的考察角度和分析方法。

十四大报告对十四年历史作结论，这样做的必要性在哪里呢？

统一对历史的认识，是为了全党在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理论和路线的基础上，更好地团结一致向前看。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起了这样的作用。历史决议结论做到 1980 年，那以后还没有专门的历史结论。因此，需要一个新的历史决议。这是第一个理由，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理由。

第二个理由，更重要的理由，是这些年国内外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这些事件使大家都要冷静地思考过去，思考现在，思考未来。我们的路线、我们的许多决策，包括历史决议在内，是否正确？

先是在 1984 年，在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任务以后，国内外有许多议论。小平同志反复指出：有人担心我们的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改

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

1987 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开展以后，小平同志又说：“世界上有些议论，说中国会不会因此而改变既定的方针政策。不会的。搞了八年了，既然是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为什么要改变？”他还说过：“这个‘不变’的问题，是人们议论纷纷的问题，而且我相信，到本世纪末、到下世纪还要议论。我们要用事实证明这个‘不变’。”

这以后又发生了 1989 年的国内风波和近两年的国际剧变，这两件事的严重性和震撼性，是近十几年来我们遇到的国际国内事件所不可比拟的。

在 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不久，小平同志在那篇著名的“六九”讲话中就说过：“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问题？”这的确是一些同志头脑中发生了的疑问。小平同志认为，这是大的问题。他认为，对这些大的问题，必须作出明确的、肯定的回答。他说：“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我们没有错。””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

在去年的国际剧变之后，在一些同志头脑中重新发生了这个问题。今年初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又对此作出了回答。他说：“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

正是根据小平同志这些讲话的精神，十四大报告承担起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决策作历史结论的庄严任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对这些重大决策和由这些决策体现出来的理论和路线作出结论，肯定下来，这对于全党统一思想，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有很大的好处。

还有第三个理由：从十二届四中全会选出江泽民同志为新的总书记，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小平同志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就担当起了领导全党的任务。十四大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主持召开的头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样一个郑重的场合，对于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开创的事业，所建立的理论，作一个历史的结论，表明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全党要坚持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全党所确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把第二代领导集体所开拓的第二次革命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由于这三点理由，十四大报告对十四年的历史作出了郑重的结论。

听到一种议论，说为什么十四大报告要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起？两次代表大会之间是五年，讲这五年不就行了吗？有的文章讲，常规是只讲两次代表大会之间，这一次是特例。我想了一下，我党的常规似乎反倒是总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总结很长的历史。当然，过去党代表大会间隔的时间也长。七大报告，总结“走着曲折道路的历史”，追溯到 1924 年的国共合作。八大报告倒是从七大以后讲起，但这两次大会之间就包含了两次伟大历史进程：完成了民主革命，又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历史总结的跨度也很长。九大是一个错误的大会，错，也是从历史上讲起，从“和平民主新阶段”批起。十二大报告，不是只从十一大讲起，而是从 1976 年粉碎“四人帮”讲起，回顾六年。十三大报告，也不是只从十二大讲起，而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起，总结九年。因为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并不是简单的工作交待，说这五年做了什么什么工作，而是要对我们的事业进行一番理论的思考。这样的思考必须有深刻的历史感。所以历次代表大会并不都是限于对两次代表大会

之间的若干工作的评论。既然要提到理论上来思考，就要对历史有一个全面的回顾和深刻的思索。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并不是特例，而是常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