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革深入和思想解放深入

如果说，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初主要是围绕特定的拨乱反正任务，即拨“文化大革命”及其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之乱，那么，随着改革任务的提出和推进，解放思想的要求也就向更加深入和广泛的方向发展了。改革每一次迈出重大步伐，都要以解放思想为前提和先导，并且推动着解放思想的前进。最鲜明的例子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农村改革的突破

口，也可以说是整个经济改革的突破口。这个突破的实现，同坚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克服过去长期形成的把“包产到户”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维定势，是分不开的。

这种思维定势是从哪里来的呢？回顾历史，从实行合作化以来，包产到户的群众要求，屡次兴起，屡次被压了下去。第一次是 1956 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在整顿农业合作社的过程中，出现了包工包产之类的生产责任制的创造性尝试，1957 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在以“两条道路大辩论”为核心的农村整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这些尝试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给压下去了。第二次是 1959 年整顿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出现的包工、包产到户的创造，在错误的“反右倾”运动中又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给压下去了。第三次是停止“大跃进”以后的调整时期，这次兴起的势头很强，到 1962

年 7 月全国已有不止百分之二十的农村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当时邓小平和中央许多同志都支持这个创造。邓小平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是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态度，也是生产力标准的运用。“白猫黑猫”的比喻，就是这个时候在这个问题上讲的。当时邓小平说：这些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的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中央准备开会研究。1962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上，这种主张遭到批判，又一次被压下去了。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势和条件大不相同了，群众重新提出这个

要求，并且自动地实行起来。尽管囿于传统观念的影响，还有不少怀疑和反对的声音，中央文件最初也还保留了若干限制。但是中央文件和中央精神总的还是允许试验。有些省在积极推行这种试验中带了头。在中央，邓小平予以支持，肯定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并指出“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

这样，人民公社制度取消了，建立在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以农户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种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新体制，几年工夫就逐步在全国推开，使中国农村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实践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姓“社”不姓“资”。

这里之所以不吝笔墨，详细记述这个过程，是因为这个过程最典型他说明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对于推进改革是多么的必要，又起了多么大的作用。若问这项改革的效果如何，十亿多人口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不就是靠的这一招吗？

再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兴办经济特区。这是对外开放的突破口。这个突破，也是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分不开的。对于这件事情一开始也有人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担心作为旧中国屈辱标志的租界又来了，担心有外商投资的企业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同志的思想被不适应新形势的旧观念束缚住了。现在的新形势是，中国的政权在人民手中，又具备了实行对外开放的国际条件，经济特区是在我们的主权管辖下，按我们的政策吸收外商投资，外商投资企业受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深圳等地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总结了集中反映在这两件事情上的关于改革开放的争论，由此来说明，改革开放要迈开步子，就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僵化观念，大胆去闯，去试验。十四大报告在总结十四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的时候，对这两件事情郑重地作出了历史的结论。

如果说，以上两件事情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在改革实践上的两大突破，那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则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更加关系改革全局的理论上的两大突破。

过去长期以来的传统观念，是把社会主义同计划经济等同起来、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一个新观念，是思想的一大解放，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一大发展。这个新观念，是从实践中来的，是从农村改革、经济特区建设和城市初步改革的实践中来的，也是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广泛参加的理论讨论中来的。虽然在这种讨论中也有不同意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声音，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如果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就会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但是，广大农村城市事实上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所收到的活跃经济的显著成效，使人们的思想从陈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从而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观点，发展了新理论。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的新观点，是在 1984 年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确立的。以这个新观点为核心，中

共中央的决定为推进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理论和政策的指导。决定还要求全党“充分认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充满活力，既区别于过去那种僵化的模式，又与资本主义根本不同，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也就是提出了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任务。再认识，也就是解放思想，十三大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的十二个科学的理论观点。十二大的重要贡献，是系统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作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是对中国国情和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重大成果，是改革深入的进程中，我们思想的又一次大解放。小平同志评价十二大，说十三大“进一步解放了党和人民的思想，也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1984 年到 1988 年我国经济的飞跃发展，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两个观点的确立所带来的思想解放，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