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中央领导集体

记者：在我印象中，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提法，好像是小平同志概括出来的。说眺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是我们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有的人认为需要作些解释。

龚育之：这是就那代中央领导的成熟性而言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1921 年党的成立到 1935 年遵义会议以前，先后有过几届中央领导。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前几届中央领导虽然取得过开拓性的重大成果，其历史意义不可磨灭。但是，在革命理论上和革命实践斗争中都还没有成熟。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

中央的领导地位。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下，我们党在总结过去成功和挫折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成熟起来，革命事业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逐步深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正确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革命的胜利和理论的成熟，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赢得崇高威望。这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党达数十年之久。社会主义新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东方是这代中央领导集体历史功绩的伟大丰碑。

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是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也是就其成熟性而言的，因为从 1976 年毛泽东逝世到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期间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是不成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的又一次伟大转折，这次会议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十多年来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证明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熟性，证明了它的理论和路线

的正确性。

记者：请您诙谈这两代中央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吧！

龚育之：从理论和实践来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我认均要讲三条，即纠正、继承和发展。只讲一条不行，只讲两条也不行，必须讲三条。

记者：讲继承和发展，听起来似乎比较习惯些，把纠叫正也当作一条，而且排在第一条，恐怕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得了！

龚育之：继承和发展这两条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基本的方面。但从历史转折的契机来说，第一条当然是纠正，纠正毛泽东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错误。这里有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我国人民遭到那么大的伤害，党和国家陷入困境和危难。从“文革”的错误中走出来，是进入新时期的前提。粉碎“四人帮”，开始了历史的转折。但是，最初两年，历史转折的进程遇到了困难。关键就在于有没有勇气、魄力和本领正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处理好既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又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凡是”，出现“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缺乏扭转和把握历史舵轮的魄力和本领。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魄力和本领就显示出来了。

1983 年《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时候，我给

《人民日报》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其中写道：“在如何对待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我们党的政治勇气和领导能力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经过“文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还在坚持“两个凡是” 的情况下，小平同志毅然站出来说：“两个凡是”不合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而且是重大错误。这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很大的政治勇气。在纠正这种错误的时候，出现了怀疑和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小平同志又站出来，“力排众议”（“力排众议”这个词我没有写进文章中去），要求全党必须旗帜鲜明地肯定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成果，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就是讲继承。讲继承这一条同讲纠正这一条必须结合起来，才能讲得清楚。所谓“力排众议”这个“众”，当然不是“大众”，不是广大人民群众，也不是党员的大多数。党内的大多数和人民的大多数是赞成小平同志这种主张的，这种主张并不孤立。但是，也的确是“众人是“小众”，因为当时确实有相当一些人不赞成，或不很赞成、不全赞成，并不只是个别人的无足轻重的意见。所以要“力排”。“力排”这样的“众议”，也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很大的政治勇气。这两个方面的政治勇气是在巨大的历史转折的环境中显示出来的。由于小平同志在这两个方面的政治勇气，使我们党在这样巨大的历史转折中转得比较顺当，比较平稳，比较健康。没有第一条，就无所谓历史转折，或许还是在原路上徘徊，没有第二条，转折就可能转不好，转成混乱，那些完全离开革命轨道的东西就会泛滥起来。这两方面又都面对势头相当强的潮流，都需要有很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需要有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掌握住历史的舵轮。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我们的确感觉到了掌舵是什么意思。

记者：这就是伟人的魁力，寻常人做不到的。

龚育之：而且还要说出道理。魅力、威信、加上道理，道理就是理论。

小平同志处在有影响的地位，又有这样的魄力和魅力，又讲出了一番道理，同全党一起讨论，集中全党智慧，不仅破除了“两个凡是”的禁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且对毛泽东思想加以科学的解释，对历史是非作出科学的判断，对今后的道路作出科学的规划。这就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历史背景。

总之，小平同志敢于明确地指出和坚决地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且强调只有纠正这些错误才能真正举起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旗帜。当然，讲错误，什么时候讲到什么程度，这要看情况。一开始讲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片言只语不代表毛泽东思想；后来才讲“文革”的理论和实践根本上是错误的，这就不只是片言只语的问题了。这里既有认识的过程，也有引导的艺术。新时期从纠正“文革”的错误开始，从“拨乱”开始。小平同志给“拨乱反正”下的定义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记者：经您这一分析，我对小平同志的这段话的理解又加深了一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

龚育之：第二代中央领寻集体就是要完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未竟之业，包括改正其错误。

“反正”就是继承。拨乱，纠正错误，决不是全盘推翻过去，决不能否定已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东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小平同志就提出我们党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第四项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中国革命实践证明为科学原理的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所积累的一切积极的思想成果，今天都必须继承和坚持。没有这个继承的关系，就否定和割断了历史，就会丧失我们的基本立足点，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

记者：继承和发展这两条，与“第二次革命”、“第二次飞跃”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成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请您先谈谈“两次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