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

《论联合政府》等军事、政治著作的哲学意义

前面我们谈到要联系“两论”以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些军事、政治著作来学“两论”，这里我们讲，还要联系“两论”以后的一系列军事、政治著作来学“两论”。

我们说毛泽东这些光辉的军事著作和政治著作，同时也是光辉的哲学著作，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这些著作通篇体现了如何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和研究军事和政治问题的方法；一是这些著作中常常有一些段落深刻地提出和论述了重要的哲学思想。

如果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主要是总结过去的中国革命战争，那么，《论持久战》则主要是对当时面对的抗日战争和它的发展前景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预测。它对战争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各方内部的矛盾，整个战争矛盾发展的趋势和阶段，矛盾双方力量消长的规律，中国抗战胜利的前途和争取这个前途的方法，所作的透辟分析，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和预见力，不仅武装了共产党人，而且为当时国民党的许多抗战将领所折服。抗日战争后来的进程，证明了这部著作的光辉预见。虽然由于抗日战争结束时国际局势的巨大变化，《论持久战》中预测的反攻阶段没有像原来估计的那样展开。联系到后来解放战争的发展，充分显示出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在战争中的运用推到了极高的境界。

《论持久战》中专有一节讲“能动性在战争中”。这一节所论述的人的自觉的能动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极重要的论题，对于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克服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这与革命者的本性不能相容）和鲁莽蛮干的盲目态度（这给革命和建设带来过许多损害），有巨大的意义。《实践论》中包括了这个思想，《论持久战》中对这个思想的论述，有新的深化和发挥。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认为是一篇完整的纲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只是没谈军事。从学哲学的角度来读这篇著作，要从整体上把握这篇著作历史地、系统地分析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方法论。其中讲到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①“毛泽东接着引用了马克思关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的名言，然后指出：“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②这一大段话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刻论述，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论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密切不可分的。

《新民主主义论》作为完整的纲领，重点是讨论文化问题。这并不是说，文化问题应当成为党的纲领的重心。当然不能这样。这只是因为文章是为《中国文化》杂志创刊而作。本来是讨论文化问题，然而，如果就文化论文化，就不可能论述清楚文化的基本问题，所以，就不能不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关系的全局的基础上，来展开论述文化问题。这说明：历史唯物主义者充分重视文化、思想、精神在革命事业中的能动作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特色就在这个地方，不重视文化、思想、精神的作用是不正确的；同时，历史唯物主义者又是在“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文化决定于经济和政治，然后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经济和政治” 这样的格局中来强调文化、思想、精神的能动作用，离开这样的格局来强调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63—664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664 页。

文化、思想、精神的作用，也是不正确的。

对于我们现在讨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新民主主义论》所依据、体现和发挥的哲学基本观点，仍然很有价值。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是不对的。一手硬，一手（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软，有严重的教训。同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这是党确定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我们今天强调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要把它摆在这个总体布局中间。这就体现了在文化问题上用唯物主义看待历史的观点和从全局看问题的辩证观点。

《论联合政府》，通常人们不大注意在学哲学时提到这部著作，我愿意在这里比较详细他说一说。我认为在这部著作中也体现和论述了重要的哲学思想。

比如说：《论联合政府》是从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入手的。对世界大势，毛泽东在具体分析当时国际形势的基础上，一方面指出：应当“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另一方面又指出：世界将走向进步这个“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①。对国内前途，毛泽东在具体分析当时的国际国内的实际状况和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的基础上，一方面指出：不要以为我们的事业一切顺利，“事实是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都存在着”；另一方面又指出：形势使我们更有信心地更有勇气地去争取好的可能性，好的前途②。这种对历史总趋向的判断，对争取好的可能性的信心和勇气，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③这不是活生生的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吗？不是在分析政治形势和确定政治战略的时候，活生生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吗？

又比如，《论联合政府》着重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其中不仅精辟他说明了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的关系（前者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是不变的，后者在这个大阶段的各个小阶段中要随情况的变化而有所改变），而且精辟他说明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一般纲领同党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的关系。毛泽东说：“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如果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目标奋斗，对它稍许放松，稍许表现不热情，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④。这不也是活生生的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将来社会主义成熟阶段的目标和最高的共产主义目标之间的关系，很有启发和指导意义吗？

再比如，《论联合政府》最后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3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1052—1053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1031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1059—1060 页。

风。毛泽东称之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①。从全党来说，这三大作风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从党员来说，这三大作风提供了党性修养的重要准则。把理论同实践相脱离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作风，看作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这是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运用于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提供了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又一个根本标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几篇文章，正是按这个根本标准要求于共产党员，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以自己党员的模范行动在人民群众中提倡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这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基本观点，化为共产党人实践和倡导的人生观。自我批评作为党的作风，是对全党来说的，这个党要能自我批评；对每个党员来说，就是要能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矛盾分析的基本观点，运用于党内生活和党性修养，形成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方法和准则。

这里，我还要提到首先在《论联合政府》中最明确地提出的两个重要哲学论点：

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真理论同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论、群众论的结合。《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①，就包含了这个思想。当然这里讨论的是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而不是某个物理学定理或考古学判断。《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②并且由此而论述了群众路线的认识论，这是对上述结合思想的精辟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造性发展。不过这里主要还是从正确认识的来源的角度来论述这个结合。《论联合政府》中讲党的三大作风，在论述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的时候，提出了真理标准同人民利益的关系，这是从又一个层次、另一个角度提出的问题。毛泽东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又说：“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厌拥护为最高标准。”③这段论述很值得注意学习和研究。真理的标准是实践，真理是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被证明为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命题。真理的标准是人民利益，真理是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被证明为符合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又一个命题。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之间的利益有一致又有冲突，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无产阶级利益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一致。这两个认识论命题是否一致？把阶级利益和群众利益引为真理标准是否会使真理失去客观标准？应该说，在有关社会革命、社会进步的真理问题上，这两个命题是一致的。阐明这种一致性，并把辩证唯物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1093—1094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663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899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1095—1096 页。

主义的认识论、真理论同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论、群众论结合起来，正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闪光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是客观标准，是客观历史规律的根据，而同任何违背这个客观标准的以个人利益或少数人利益为归依的主观标准相区别。人们主观上认为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认识、政策、计划，是否确实符合这种利益，那还要到实践中间去检验。人们常常争论真理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关系，我以为，《论联合政府》中的这段论述，在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把这两种判断科学地结合起来了。

还有一个是生产力标准的提出。《论联合政府》中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①把生产力发展看作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而同那些把抽象的道德、理念摆在第一位的历史唯心主义相区别。生产力标准的提出，为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这条根本原理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工作、实际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准则和方法。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相一致，归根到底，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所以这里讲的两点，又是相通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原理，本来是相通的。

生产力标准的提出，表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理论上的彻底性和政治上的自信心。我们坚信自己政党的政策，自己为之奋斗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归根到底，能够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发展得更快更好。同时，也表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决心。我们一定要作百倍的努力，作长期的奋斗，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问题上，表现出自己的政策、自己的制度的优越性。这一点，在建设时期比在革命时期更加现实、更加直接、更加重要。邓小平同志多次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①“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② 杨尚昆同志在 1991 年10 月 28 日出访伊朗之前回答外国记者关于社会主义未来的提问时又讲：“一种社会制度有无生命力，关键是看它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前一段时期对生产力标准有一些简单化庸俗化的误解和曲解，必须加以澄清。但是对于毛泽东和我们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必须毫不动摇、理直气壮地坚持。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有自信心的共产党人应有的观点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