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党史新著①

——读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

十四大提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和统一全党思想的战略任务，在论述这个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时，指出了三条：一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一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一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可以说是“温故”。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可以说是“知新”。知新，需要研究新的历史条件，研究新的实践经验，不能只靠温故；但温故有助于知新，不温故，知新难以有历史的深度。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薄一波同志新著的出版，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了解它的历史渊源和历史由来，有重要的帮助。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勇于开拓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非常重视理论，因而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经验。

延安整风，在党的领导层，中心主题就是讨论和总结党的六大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果就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就是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全党共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进到分清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在党的领导层进行了对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历史经验教训的广泛深刻的讨论，结果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就是党的十二大的胜利召开：新的历史决议和十二大，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基本完成。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决议概括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十个主要点，十二大小平同志的开幕词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心口号。

十回大报告的第一部分对“十四年的伟大实践”作了“历史的回顾”和 “郑重的结论”。这可以说是又一个历史决议，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四年历史的决议。在这个历史回顾和郑重结论的基础上，十四大确认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并且对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进行了新的概括和论述。经过十四大，对坚持党的这个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取得了全党共识。薄老的新著，站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四大

的历史结论的高度，站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高度，回顾党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十年这一段曲折复杂的历史。贯串全书的一条红线，就是用这段时间的历史经验教训，来论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理论和路线的正确。这不但表—309—现为全书立论的基本着眼点，而且几乎在每个章节的总结性论述中都有着力的发挥。比如：在关于反右派斗争的论述中

（第 622 页），关于八大以后修改对主要矛盾的论断的论述中（第 632 页），

关于“大跃进”的论述中（第 656 页），关于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尝试的论

述中（第 805 页），关于庐山会议的论述中（第 874 页），关于知识分子问

题的论述中（第 1012 页），关于七千人大会和反“左”反右问题的论述中（第

1043 页），都有这类的精彩议论。真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仅举一例，在论述庐山会议的悲剧时，书中写道：“悲剧固然痛苦，但惟其痛苦，也就给人们留下最深沉的反思，因而往往成为新思想、新事物孕育的重要契机。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新政策，从此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开了新局面，不正是从庐山会议到十年‘文化大革命’这类严重的历史悲剧之中吸取了很多教益吗？”

在党史著作中，遵循党的历史决议和十四大的历史结论，体现了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因为，这个决议和十四大结论，是科学的结论，而不是主观的结论，是在重新恢复和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精神之后，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总结历史，经过集体的反复讨论，所作出的结论。它们既具有组织的权威，又具有科学的权威，是由科学的权威来支持的组织的权威。遵循历史决议，当然要求人们遵循决议关于重大历史和理论是非的基本结论；遵循历史决议，同时或者说首先要求人们遵循历史决议所遵循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精神。党性本身就要求严格的科学性。科学的党史著作，不是以历史决议为出发点做简单的演绎，而是以历史事实为出发点，从中引出合乎实际的历史结论来。所以。这是一项繁重的科学研究工作，要详尽地占有材料，进行周密的分析，而这正是薄老新著的一个显著的特点。这部著作搜集了毛泽东的大量著作、批语和在各种场合的讲话、谈话，有的讲话（如 1957 年 1 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关于研究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问题“是一种科学”的讲话），引用的是原始记录，为如实地研究思想史的原貌提供了可靠的材料。这部著作还搜集了毛泽东以外的其他领导人（从刘少奇、周恩来，到李富春、陆定一等许多同志）的论述和谈话。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部著作不仅注意搜集代表中央决策的许多决议和文献，而且注意搜集中央决策所根据的当时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执行中央决策出现的实际结果。这些地方，也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仅举两例，一是书中关于人民公社的酝酿，“共产”风的兴起以及刮这股风的指导理论和具体手段的记述（第 728—766 页），一是书中关于六十年代初“包产到户”的兴起，几位省委书记和几位中央机关负责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和见解，以及中央常委们各自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的记述（第 1078—1090 页）。我认为，在不少历史环节上，这部著作材料的丰富，脉络的清晰，论述的深刻，是其他许多著作不能相比的。这就见出了这部著作的功力。

薄老新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史与论的结合，从总结历史中对我们党过去的一些理论观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对我们党现在在这些问题上的理论观点进行了科学的论证。这集中地见于全书最后一章十年经验教训的总结中，也分散地见于书中其他许多章的论述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防止“和平演变”那一章。其中详细记述了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毛泽东关注和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整个历史过程，从中得出结论：“三十年前，毛主席针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斗争的战略策略的转换，及时地提出这个问题，并教育全党同志长期保持应有的警觉，这是很必要的，充分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的深谋远虑。然而，历史也表明，毛主席和党中央当年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认识和实践，在许多方面显然是过了

头了，捕风捉影的色彩甚多，因而不符合实际情况，是错误的，这就不能不付出很大的代价，留下了沉痛而深刻的教训。”薄老指出了这样几点教训： “首先，对当时形势的估计发生了严重的偏差”，“其次，对于什么是修正主义，认识并不明确，甚至把很多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也当作所谓修正主义、‘和平演变，来加以反对”，“再次，当时防止‘和平演变，所采取的措施，有许多是不正确的”。总之，防止“和平演变”要正确地进行必要的教育和斗争，同时，“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说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站得住，会不会垮，关键在于自己的经济建设搞得好不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是不是强大，人民生活是不是不断得到改善。如果这方面工作槁得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谁要‘演变’也演变不了。”（第 1152—1157 页）这些论

述，对于我们理解邓小平 1992 年视察南方谈话和现在党中央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澄清一些模糊认识，无疑是很有益处的。

薄老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是党的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党的许多重大决策的参与者：他抱着老共产党员的满腔热情和对人民事业、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感，来回顾党的历史，为我们党在艰难困苦和艰辛探索中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欢欣，为我们党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发生的重大失误而痛心，要求我们通过研究历史的经验教训，避免重犯历史上的错误，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正确的理论和路线不动摇。我们从事党的历史和党的理论研究的后辈，身分同薄老这样的领导人不同，但是薄老这些同志研究党史所坚持的党的立场、人民的立场，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共产党员党史工作者，站在人民立场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者，在研究党史和人民历史的时候，要置身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而不能“置身事外”，像研究古代和外国历史故事那样去研究党史，更不能用搜奇猎异的低级趣味去研究党史。党性要求严格的科学性，也包含要把党史研究当作严肃的科学工作来从事这一层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