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研究与当代改革①

当代改革，指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这个改革，开创了我们党的历史的新时期，同时从我们党以往的历史中又可以找到它的由来和发展的深刻根源。

我们是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进入这个历史新时期的。这是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二大转折和变革。我们又是以党领导我国人民在过去的奋斗历史中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作为基本的立足点而进入新时期的。这是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继承和接续。继承和接续，是基本的方面。否则，改革就不是我们党来领导和进行的、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离开我们的基本立足点，就会变成别人来“改革”我门，就会改变我们历史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方向。当然，转折和变革的方面也是很重要的。没有以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为基础的伟大历史转折和一系列变革，我们就不能前进，也会丧失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取得的成果。

“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通常称之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的十年，我想，称之为“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的十年，也许更恰当。这样就把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突出出来了。探索有成绩，也有失误，包括实践上和理论上两个方面。十年探索中央误的积累和发展，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这是大家都讨论过了的。十年探索中积极方面的积累， 是不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发展，作了一定的准备？不少同志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以为很值得深入展开。

我曾经多次建议要研究 1956 年。我认为，1956 年是建国以来我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进行探索，在思想上收获十分丰富的一年。应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作的探索和努力，是 1956 年的探索和努力的继续和发展

（参见 1986 年 5 月 12 日《光明日报》上我和刘武生合写的文章）。这里谈

的 1956 年，其实还包括 1957 年的上半年，即以八大一次会议为中心，前后共约一年半的时间。

我建议还要研究从 1958 年 11 月郑州会议到 1959 年 7 月庐山会议之间那

八个月，研究从 1960 年冬提出调整方针到 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之间的那两年。这两段时期是我们在实践中碰破了头，集中力量纠正“左”倾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形成许多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思想和政策的时期。当然，不能不看到这两段时期纠“左”并不彻底，“左”的错误的一些根本的政治命题和理论命题末能触动，因此不能阻止这种错误后来的进一步发展。但是，毕竟应该承认，以七千人大会为中心的前后两年，全党奋斗的方向，是恢复和接续被庐山会议打断的那八个月纠“左”的积极的努力，也是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恢复和接续被反右扩大比和“大跃进”打断的那一年半的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并且适应新的情况作了一些新的探索和努力。还有 1962 年到 1965 年三年中经济的继续调整，也作过一些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同样值得我们研究。

“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根本错了，上述几段时期探索和努力的积极成果许多都被当作“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终究不

① 本文发表在《学习和研究》1991 年第 6 期。

能把党所积累的这些正确的思想和政策全都批倒、抛弃。在实际工作中，在许多时候，党的许多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还在执行“文化大革命”前党的一些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政策。例如，农业六十条，就没有被统统冲掉。这就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根本错了，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仍然做出许多成绩的一个原因。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我党历史的新时期，是以“拨乱反正”为支点的。拨乱，主要是拨“文化大革命”之乱，包括导致“文化大革命”产生的那些错误之乱。反正，首先是恢复党过去为寻找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所进行的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当然，决不可以把新时期我们党的路线看作“文化大革命”前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正确方面的简单复归。在新时期，我们党面对新的实际，有许多新的探索、新的开拓和新的创造。因为有这些新质的产生和发展，才开辟了党的历史的新时期。但是，党领导人民奋斗的历史是一个整体，新时期有其历史的渊源。设想一下，如果抛开我们党为探索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所积累的积极成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探索能够顺利地迈开步伐吗？

研究历史发展中继承的一面，又研究历史发展的大转折和新开拓，党史研究与当代改革的关系，应该包括这样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