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和小平同志的历次论述

这里，我想专门谈谈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过程。

1992 年我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题为《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

——读邓小平著作的笔记》（其中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节），一“篇题为《市场经济问题与思想路线问题》，围绕介绍小平同志六次有关论述，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那两篇文章对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搜集得还不完全，现在再作一些补充，并从更广的历史背景来作一些探讨。

先讲建国以来在计划经济、商品、市场这些问题上的历史经验。

建国之初的《共同纲领》没有规定实行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这是很自然的，因为那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纲领。但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作的关于《共同纲领》起草的说明，则明确讲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和“逐步地实现计划经济的要求”。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那时的社会主义观念都是同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的。

1953 年宣布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这一年开始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其序言中说：恢复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作用和领导地位大大加强起来，“为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开辟了道路”。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急促完成，于是计划经济开始支配中国的整个经济生活。

在中国工业化的初期，计划经济起过重要作用。面对全盘计划经济和全盘公有制在经济生活中引起的请多问题，也曾多次设想对计划经济体制要有所改革。最重要的一条改革设想，是八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计划生产是主体、按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是补充”的思路。这是公开发表，大家都知道的。还有一条改革思路，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人们不大知道。我指的是前些年我们写文章介绍的毛泽东在 1956 年 12 月关于只要社会有需要，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些资本主义的谈话。就是说，那时曾经考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也还可以允许国内的和华侨的资本家投资雇工办厂，这自然属于按市场变化自由生产的经济。前一个设想郑重地写进八大一次会议的决议，后一个设想则只是思想的火花，还没有形成正式的决策。

历史的曲折就在于。无论是前一个设想，还是后一个设想，都由于后来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而被搁置，被抛开了。人民公社化中还刮起一股消灭商品的“共产”风。毛泽东最早觉察和批评了这种主张，并就社会主义与商品生产的问题说了一些重要意见，这就是近来人们常引的毛泽东 1958 年 11 月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这无疑是值得珍视的思想，属于我们上面说的“过去积累的正确的东西”之列。当然毛泽东关于商品生产的思想没有能贯彻到底，而且包含着许多矛盾。后来在实际政策中对商品生产仍然有诸多限制（割资本主义尾巴，主要就是割自由商品生产和自由市场的尾巴），在理论上则把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当作“资产阶级法权”，要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实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问题，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

总之，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尽管也有复杂情况和起伏过程，从根本上说，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遵循的是一条追求高度集中的行政指令的计划经济的道路。

真正的转折，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自那时开始，从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的观念，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十多年中，我们党的认识上了三个台阶。

第一个台阶，意识到完全实行计划经济之不足，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公式。这个公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提出，被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和十二大所确认，并写进 1982 年宪法。我以为，这是向八大一次会议写进决议后来又被抛弃的观念的复归。对这个公式，现在人们注意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已经不提了，落后于生活了。但是，观察历史进步，主要看它提供了哪些不同于过去的新东西。这样来看历史，就应当承认，相对于排斥市场调节的完全的计划经济观念而言，确认市场调节为辅，在认识上是一个前进。这个台阶，可以说是实际上局部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开始。

第二个台阶，就是重新解释计划经济，突破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决策，并在十二大得到确认。确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观念，使我们党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实际上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进一步展开。

第三个台阶，就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观念。这是十四大的重要贡献，已经写进经过修正的宪法条文之中。十四大报告指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党的认识又前进了决定性的一大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进入了目标明确的、不可逆转的崭新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形成过程的轮廓，大致如此。

小平同志在这个过程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呢？这就要讲到小平同志的十二次有关论述了。

第一次，就是 1979 年 11 月同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吉布尼等人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谈话。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层中以肯定的、断然的语气讲采纳市场经济方法之必要的最早的声音。

1992 年 4 月我在文章中摘引了这次谈话中的有关论述，引起大家注意，

说是新闻。其实这次谈话全文，早就收在人民出版社 1980 年内部发行（十万册）的《中央领导同志同外宾的谈话》一书中。现在有关的段落已经收入《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了。

这次谈话还沿袭了当时大家都赞同的计划经济为主的提法，这有历史原因，从认识的前进来看，这次谈话的重要性在于贡献了新的东西，即突破了市场经济必定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必须排斥市场经济的固定观念，为经济体制改革打开了新的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那时小平同志考虑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还没有把个体

经济和私营经济考虑在内，因为那时个体经济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得到较大的发展，允许私营经济的决策坯没有作出。他考虑的就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可以搞市场经济。这至今还是我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需要抓住的重点和需要克服的难点。这个问题不解决，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的主要任务就不能认为是成功地完成了。

第二次，是 1980 年 1 月《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这是当时公开发表并收入《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九八二年）了的。在讲到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发展经济的道路时，提到了“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是当时的规范化了的提法。小平同志那时更习惯的恐怕是“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或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样的提法。

第三次，是 1982 年 7 月关于长远规划的一次谈话中的一段论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对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

这就是说，在小平同志看来，改革开放搞活，活与不活，就在于市场运用得好与不好。所以，搞活，也就是市场取向的改革。走向市场，是为了激发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同时不可以抛弃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

第四次和第五次，都是对 1984 年 10 月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评价，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市场经济，但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新观念的积极评价，无疑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观念过渡的重要步骤。

第六次，就是 1985 年 10 月同美国企业家代表团的谈话。

经济改革决定解决了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统一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统一的问题。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的传统观念，仍然是有力量的存在。这次谈话，小平同志又回到他 1979 年即已提起的社会主义采纳市场经济方法之必要的话题，重申了他的一贯观点。这是这次谈话特别值得重视的地方。

我 1992 年介绍这次谈话的时候，引用的是当时报上的报道。这段谈话的准确文本是：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捉法也很值得重视，它讲的是方法论，也就是强调在观察、判断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这类问题时要坚持生产力标准。

还有一个情况应当介绍，就是关于这次谈话，当时的报道和现在收在《专题摘编》中的摘录都没有表达出小平同志所作的回答是针对怎样的提问。人家问的问题是：经济改革出现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这种现象是否反映了一个潜在的、很难解决的矛盾，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美国人提出的这个问题，正是我们现在许多人深感困惑，要求回答的问题。小平同志正是针对这个问题，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他说：“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搞这些改革，走这样的路，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可喜的结果；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他认为，解决那些消极现象主要通过两个手段，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他说：“我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科学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目前社会上那些消极的现象也必然会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这些论述，对于我们今天如何观察和按什么思路去解决上述这些令人困惑的矛盾和问题，无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七次，1987 年 2 月 6 日，小平同志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中已经没有讲计划经济为主，但这个思想还不是很明

确，认识也不是很一致。根据小平同志这个决策，十三大报告没有再讲计划经济为主。

第八次，1988 年 9 月 12 日，小平同志在听取经济工作汇报时说：“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这几年我们走的路子是对的，现在是总结经验的时候。如果不放，经济发展能搞出今天这样一个规模来吗？我们讲中央权威，宏观控制，深化综合改革，都是在这样的新的条件下提出来的。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

这段话在字面上没有涉及计划和市场，而在实际上，对于新的条件下的计划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今天我们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的宏观管理，这段话对我们会有重大教益。

第九次，1989 年 6 月 9 日的重要讲话。这是当时公开发表了的。小平同志在强调我们的路线没有错，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没有错的时候，重申了“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并且说：“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些。”“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这里用的是市场调节，但是我体会，综观小平同志前前后后多次谈话，并不包含排斥使用市场经济这一提法的意思。

第十次，就是薄一波同志最先给大家介绍的 1990 年 12 月 24 日的谈话。“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第十一次，1991 年初视察上海时的谈话，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两次谈话的背景是什么？我以为，当时有些理论文章又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引起人们的困惑，是客观存在的背景。

第十二次，就是大家知道的 1992 年初的南方谈话。其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两个“不等于”的论断，对长期困扰人们、当时争论不已、阻碍我们前进的市场经济是不是必然姓“资”以及与此相联的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作了一个清楚明白、透彻精辟的总回答。从而为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对小平同志十二次有关论述的历史回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过程中，小平同志的思想是一贯的，全面的，深思熟虑的，也是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的。他始终走在最前头，引导我们看清方向，排除困扰，坚定不移地逐步前进。他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治家，解决的不是经济措施和经济术语的细节，而是搞活社会主义经济的大方向和大思路。他关心的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命运，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正是从这个根本立场出发，他要求我们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坚持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按照这样的思想路线和判断标准，来解决和衡量包括市场经济问题在内的各种政策和理论问题。

小平同志说过，他在经济问题上讲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什么叫从政治角度讲问题？我体会，就是从我们的政治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的角度讲问题，就是从我们的政治立场——为中国人民谋利益来讲问题，就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判断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来讲问题。这一点，从他有关市场经济问题的十二次论述中充分体现出来了。这样的政治角度，这样的思想路线，这样的判断标准，是我们研究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时，应该抓住的一个根本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