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历史转折中，毛泽东哲学思想起了什么作用？

这是我讲的最后一个题目。题目很大，只能集中讲一点，就是重新恢复和发展毛泽东从《反对本本主义》到延安整风为我们党所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前提。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事业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实现的这一

次伟大历史转折，可以同遵义会议所实现的那一次伟大历史转折相比拟。这次历史转折的基础，我以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纠正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上和理论上的错误；二是继承为中国革命实践证明

①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丈选》，第 388 页注。

②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第 389—390 页。

为科学原理的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所积累的一切积极的思想成果；三是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发展新理论，开拓新局面。前两条就是拨乱反正，后一条就是全面改革。邓小平同志曾经用这八个字概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工作，是概括得很准确的。邓小平同志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和理论，就是在这三个方面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全党展开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是由批评“两个凡是”的思想而展开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样的观点，在政治上表现出没有识力和胆力来解决既要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这样一个复杂问题，不知道只有如实地指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且加以纠正，才能继承毛泽东思想的优良传统。这样的观点，在思想上表现出“本本主义”，“句句主义”，以“本本”、“指示”、“决策”作为真理的标准，而不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用实践去检验各项指示、决策是否正确。这样的思想路线，本来是毛泽东所极力反对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灵魂，本来就在于反对这样的思想路线，倡导和实行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然而，在毛泽东晚年，个人崇拜盛行，毛泽东的话被吹捧为“句句是真理”，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极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初，这个影响还严重存在，“两个凡是”就是集中的表现。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必须纠正“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一场哲学讨论，也是一场政治讨论。一场哲学讨论对于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对于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发挥这么巨大的作用，这是哲学史上和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

在这场讨论中，克服“两个凡是”的观点，靠什么思想武器呢？靠的还是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真理标准讨论中分清是非、确定方向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系统地引用了毛泽东从古田会议到《反对本本主义》，到“两论”，到延安整风，到 1961 年重提调查研究的一系列论述，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由此可见，我们正是靠恢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首先是靠恢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过去为我们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来纠正错误，总结经验，开创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新局面的。

如果说，在长期个人崇拜的形势和影响下指出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需要有胆有识，那么，当毛泽东晚年错误被指出和批评以后，一种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涌出来时，指出坚持作为科学原理的毛泽东思想的意义，把它确立为全党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也需要有胆有识。邓小平同志在这两方面都表现了深遵的眼光和巨大的勇气。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两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论断和深刻的分析。这一个历史决议，专有一章讲“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著作选读》把它印在了书的前面。《决议》指出：“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决议》既反对那种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

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的错误态度，又反对以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的态度。《决议》说：“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这是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当前的作用这个问题的最明确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