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自己的道路①

——在中国现代史学会纪念建党七十周年讨论会上的发言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口号，是邓小平于 1982 年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来的。这篇开幕词不长，但思想深刻，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经典之作。概括全篇要旨的是这段话：“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那个时候讲“长期历史”，是指从党的一大到十二大，共六十一年。六十一年历史经验，结晶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基本口号。十二大，是我们党以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发生伟大历史转折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讲的这段话，也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精神。从十二大到现在，又经历了九年时间的考验，在当前的国际局势和国内发展中，更加显示出这个基本结论、基本口号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所以，今天来说，它是党的七十年历史经验的结晶。

邓小平反复论述过他的这个基本思想。十二大以后他的讲话和谈话，汇成一本集子，书名就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书中说：“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结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说：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不以别国模式为社会主义范本，因而也不同别国社会主义模式共命运。我们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命运，由我们自己来掌握，依靠我们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和我们自己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来掌握。试想，如果我们跟着别人的步子走，所谓“亦步亦趋”，或者坐在别人的车子上，命运由别人掌握，那今天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道路，在自己的国家里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这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以往我们的革命能够自己取得胜利的根由在这里，今天我们在国际变局中能够自己站稳脚跟的根由也在这里。

市人提出问题：不是说过，“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吗？“走俄国人的路”和“走自己的道路”，是什么关系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天来看，这两个口号的关系很清楚，它们属于不同层次。

“走俄国人的路”，属于历史方向的选择这个层次。十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共产党人到孙中山，提出“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的口号，这代表一种新的觉醒。在这以前，先进的中国人的口号是“走日本人的路”，“走英国人的路”，“走德国人的路”，“走美国人的路”，那时中国人摒弃腐朽落后的封建主义，想走日本、欧美的资本主义道路。可是，这种努力，无论是用改良的办法还是用革命的办法，都失败

① 本文发表在《学习》杂志 1992 年第 1 期。

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近代中国，此路不通。因为走在前面的资本帝国主义各国不断侵略宰割中国，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不容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俄国十月革命展示了人类历史的新方向——社会主义方向。历史发展的这个方向，首先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从理论上指明的，十月革命是把这个理论付诸实践的最初的尝试。中国的先进分子由此而调转了视线；中国要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这就是“走俄国人的路” 的口号作为历史方向的重新选择所表达的实质意义。

社会主义方向选定了，如何走向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具体道路问题，这属于另一个层次。中国要走向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寻找自己的道路，而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经验。这就是“走自己的道路”这个口号的由来和含义。这里面不仅包括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能直接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而要先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能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包括不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靠城市起义，而要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经过长期斗争，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样的全新的问题。而要懂得这一点，掌握这一套，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探索。并不是一开始人们都有这样的自觉。照抄照搬外国经验，一开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照抄照搬不断碰壁的教训，逐渐使更多的中国共产党人觉悟起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优秀分子从中国国情出发寻找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的努力和创造，逐渐为党中央领导层的多数所理解，所拥护，成为在全党占领导地位的思想。这样，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革命，才走上了比较顺利发展的道路。

革命胜利有一个寻找自己道路的曲折的探索过程，建国以后，如何创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又经历了新的曲折的探索。在这个过程—299—中，再一次发生了“走俄国人的路”还是“走自己的路”的问题。这里所说的“走俄国人的路”，已经不是历史方向的选择那个层次，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办法、方案这个层次了、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要借鉴他们的经验，这是历史的必需。我们党也提出过“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口号。但是，能不能说，革命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就可以照搬苏联经验了呢？没有谁这样提出问题，实际生活中却的确存在这个问题。

回顾建国初期我们党的历史，可以看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主导的、基本的方面：我们党继承革命时期形成的从中国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治原则，创造性地解决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开始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政治建设的任务，总的说来做得是很成功的，有中国特色的。另一个方面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方面：由于缺乏经验，由于世界上只有苏联这一个社会主义先例，而对苏联实际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又很少了解，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概念，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应该是什么样子，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体制应该是什么样子，等等，不能不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从而照搬照抄了苏联模式中的不少东西。应当看到，这个方面虽然不能说是主导的方面，但是这种影响是深层的和长远的。革命时期从国情出发寻找自己道路的那种自觉性，进入建设时期多少有些淡漠了。

觉察这方面的问题，强调从中国国情出发来寻找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从 1956 年有了新的开始。这就是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提出，党的八大一次会议的一系列文件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的演讲。这些虽然只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端，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1958 年初，毛泽东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批评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认为这是在外国经验的巨大精神压力下不能独立思想，没有汲取王明教条主义的教训。于是，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发动了“大跃进”，兴起了人民公社运动，这标志着我们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以八大一次会议为核心的那个探索的开端，由于国内外一些事件的干扰而被搁置了，被认为思路不对头了，八大二次会议要按新的思路另行探索。大家知道，历史已经证明，“大跃进”、“共产” 风所代表的新探索是不成功的。为纠正“大跃进”、“共产”风中当时已经觉察到的错误，我们党又作了许多积极的努力。当然，中间又发生了“反右倾”错误的波折，后来又来了个“文化大革命”，尽管“文化大革命”也是标榜要开辟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新道路，历史已经证明，它是不成功的。这两次重大的失败和挫折，给中国人民、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灾难，给全党很大的震撼。对于我们付出了沉痛代价的这些历史教训，决不可以躲闪、掩饰、淡化、遗忘。同时，在分析和总结这些历史教训的时候，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这些毕竟是我们在寻找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犯下的错误，是独立探索在几个阶段和几个重大问题上走入歧途的结果。“走入歧途”错了，“独立探索”并没有错。总结走入歧途的历史教训，决不是要放弃独立探索自己道路的努力，决不能得出结论：还是“规规矩矩”；照搬别国模式和经验，亦步亦趋走别人的道路为好。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的方向，从总结、研究走入歧途的教训中使我们的探索走上正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历史决议）对于过去探索走入歧途的原因，作了许多分析。由于胜利而骄傲，不像过去那样谦虚、谨慎和能够听取不同意见了；离开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和科学规律，凭主观愿望和意志来指挥一切了；违背群众路线和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日益发展了；等等。我觉得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苏联经验。那两次大失误，虽然相继以批判对苏联的教条主义和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为号召，但是，从失误的方面说，我以为有两点：第一，没有尊重苏联经验中那些合乎客观规律的东西。不照抄照搬苏联经验不等于要全盘否定苏联经验。把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期间从苏联经验中学来的和我们自己积累的合乎客观规律的成功经验，合乎科学的经济建设方法、程序、规章，都当作迷信来破除，就很难不助长脱离实际的臆想和冒进。第二，当我们提出一大二公之类的设想的时候，从表层来看是跟苏联不同了，从深层来看，其实并没有摆脱由苏联的经验和理论而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模式，反而把这种模式推到极其简单和急促的极端。而真正要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能从被认为是“纯粹”和“高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模式出发，而应该从实际出发，去寻找在当时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结构和形式。可惜这方面的一些创造性的努力（如“包产到户”等）当时被当作“修正主义”给压制住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寻找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

索，走上了富有成效的正轨。这个历史新时期中的探索，同过去的探索，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认为有三重关系：

第一重关系，是纠正过去的错误，主要是历史决议所确认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实践和理论的错误，以及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那些指导方针的错误。没有这个纠正，就没有“伟大的历史转折”，就没有历史的新时期，就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领导集体所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

第二重关系，是继承过去的正确的东西，包括历史决议所阐明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贡献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六个组成部分，包括毛泽东领导我们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没有这个继承，就是不尊重历史，不尊重党和人民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所创造的珍贵遗产，我们就会丧失自己的基本的立足点，从而迷失前进的方向。这样也就谈不上历史的伟大转折和发展。革命的历史如果从根本上被否定了，会“转折”和“发展”到哪里去呢？

邓小平同志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拨乱反正。上面说的两重关系的综合，就是拨乱反正。

还有第三重关系，那就是在上述两重关系综合的历史基础上，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开拓新局面，创造新理论。邓小平同志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全面改革。全面改革，属于这第三重关系。没有这第三重关系，没有新开拓、新创造，也就没有历史的新时期，没有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下称《七十年》）中有一个新论点，引起读者的注意，这就是称从八大一次会议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为“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突出“探索”这两个字

——“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父的道路”，并且提出了“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的论点。这个论点其实已经孕育在历史决议中了。历史决议一方面分析了这十年中错误如何一步步发展，直到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另一方面又肯定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这些“在当时和今后都有重大的意义”。这不就是—303—“两个发展趋向”吗？后来理论界在这方面也多有探讨。拿我自己说，我就多次提出要研究 1956 年（以及 1957 年的上半年），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作的探索和努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 1956 年的探索和努力的继续和发展（见拙著《在历史的转

折中》第 351 页、380 页，《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第 196—199 页）。现在，《七十年》一书明确地提出“十年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把这个问题的论述提到了新的高度。《七十年》认为这两种倾向（正确的、比较正确的倾向和错误的倾向），都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在概述正确和比较正确的趋向时，列举了 1956 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一年多的探索、1959 年庐山会议以前八九个月的探索和 1960 年冬天以后五年调整的探索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这三段探索中的积极成果，在历史决议中都已概略地点到，而在《七十年》中进一步作了比较系统和细致的开掘，这种开掘和介绍工作还需要继续进行，以便我们不忽略前人探索中的一切积极的东西，包括那些只是开始触及，没有展开，尚不完整，并未付诸实

践的东西。思想的火花哪怕只闪烁一现，也是有价值的嘛！在概述“大跃进” 和阶级斗争扩大化一步步发展的错误趋向时，又指出：“错误往往由真理越过了界限而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力争现实可能的、讲求效益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较高速度，这本来是必需的和正确的。越过这个界限，追求主观臆想的、盲目冒进的高速度，那就是错误的，并且带来了严重破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上，重视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警惕和平演变和出修正主义的危险，这本来是必需的和正确的。看不到这种斗争和危险，是十分错误的。越过真理的界限：把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甚至人为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对和平演变的形势作出不符合当时当地实际的夸大估计，把许多正确的思想和政策当作修正主义来反对，那就是错误的和极其有害的了。”十年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 的发动。但是，十年中积累起来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东西终究不可能被完全抛弃、摧毁。“它的相当一部分（例如，农业六十条）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发生作用，这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在指导思想上根本错了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干部和群众仍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一定成绩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积累起来的这些正确的东西，为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作了一定的准备。当然，在指出这种历史联系的时候又必须看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后，党的指导思想在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基础上发展到全新的历史高度，比起‘文化大革命’以前十年中正确趋向的积累，要广阔得多、深刻得多，有许多过去没有的新创造、新开拓，不能把两者等量齐观。”

就是说，除了拨乱、反正这两重关系以外，还必须看到有第三重关系，有新创造、新开拓。

“探索中两个发展趋向”的论点，是从分析八大后十年这一段历史中提出来的。其实，它也提供了贯串起来观察和分析建国以来党的全部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思路和方法。往前延伸，建国初的七年中也存在这两种发展趋向，并且分别同其后十年中的两种发展趋向相接续，不过前七年中错误的发展趋向不像其后十年中那么占据重要地位罢了。往后延伸，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了正确的趋向，而正确的东西仍然不绝如缕；从更加长远的历史来看，正确的趋向终归克服了错误的趋向，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开创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十多年的历史新时期。

《七十年》还有一个新论点，尚未引起人们的谈论，这就是《结束语》中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党的历史可以说有前后两个时期，而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界线。

加上建国以前的时期，则整个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大时期、三大篇。第一个时期，民主革命篇，经历两大曲折；遵义会议以后，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终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胜利而告结束。第二个时期，社会主义前篇，又经历两大曲折，以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而告一段落。第三个时期，社会主义新篇，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而胜利结束？还是到下世纪中，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胜利结束？这大概要由将来的历史发展来决定。无论如何，从这样的三大时期的历史划分中，我们可以更加看清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倡导的“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在我们党

和国家的历史上的地位。

在这第三个时期中，我们能不能避免大的曲折，比较顺利地向前发展，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的？我们有这个信心。为什么？因为已经有过了前期的大的曲折，正如革命时期实际上也可以以遵义会议为分界线进一步划分为前期和后期，后期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发展，是因为前期已经经历大的曲折，党已经深刻总结了正反两有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确立了正确的路线和方针。《七十年》在论述这种信心的时候，强调指出：“这固然因为党已经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因为党已经犯过严重的错误，并且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学到了许多在没有犯错误以前所不懂得或者不真正懂得的事情。”这是说得很深刻的。

实际上，这十几年，虽然也有些小的曲折，总的说来，没有大的曲折，发展比较顺利。即使经历近几年国内外的风波，我们站住了脚跟，局势比较稳定。这就说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的正确和威力，说明了这个理论和路线由于十多年来在实践中取得的举国公认、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说明了我们党已经比过去（例如比八大的时候）成熟，能够不受干扰地坚持我们已经确定的正确的路线，继续贯彻和向前推进这条路线不动摇。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我们对于坚持自己的阵地、经受严峻的考验、发展我们的胜利的信心，对于在新的历史时期中避免大的曲折、保证稳步前进的信心，就建立在全党和全国人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认识和共同决心上。今天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讲统一思想，在各级领导干部中讲统一思想，就要统一在这里。

社会主义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二十世纪是社会主义兴起的世纪。这个历史的规律和历史的事实，是没有疑义的。我们不少人曾经以为，二十世纪会是社会主义从一国胜利，到几国胜利，到更多国家胜利的在坦途上发展的历史。没有想到竟然发生今天苏联东欧这样大的曲折。最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苏联崩溃，像人们说的那样，俄国人不“走俄国人的路”了。各国人走什么路，是各国人自己的选择，别国人不能干涉。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历史，全人类都将走向社会主义。各国人民，都将自己选择或重新选择，经过自己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未来。曲折性是历史地不可避免的。前进性更是历史的必然。在二十世纪初期兴起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过二十世纪中叶的辉煌胜利和二十世纪末的艰难曲折，必将在二十一世纪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各国人民经过自己的探索和自己的道路，走向和建设备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实践的经验，总结到理论上，必将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到全新的发展，比起二十世纪的前几十年，认识必将大大提高。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努力，必将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自己的历史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