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疑难可问谁？”

——毛泽东《吊罗荣桓同志》一诗之我见

黄瑶的《对< 吊罗荣桓同志> 一诗的管见》（《党的文献》1989 年第 6 期，以下简称黄文）独辟蹊径，对毛泽东的《吊罗荣桓同志》一诗作了不同一般人的解释，读后获益匪浅。但黄文将“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解释为“长征的艰难困苦还不算难堪，夺取全国胜利后如何保持革命本色才是大问题”，是在“阐发七届二中全会的思想”。这就难以苟同了。以下谈一点我对这首诗的理解。

毛泽东说过，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见《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由于诗的这种特点，因此人们在读解一首诗时对诗中的事与物往往有不同的理解。黄文将“战锦” 解为辽沈战役中的锦州之战，这完全正确。黄文又进一步引申为概括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亦即夺取全国胜利，孤立起来看，这似乎未尝不可。但照此理解，“战锦方为大问题”应解释为“夺取全国胜利才是大问题”，而不应是黄文中所说的“夺取全国胜利后保持革命本色才是大问题”。此其

其二，这是更重要的，照黄文的解释，诗中无一处与罗荣桓有直接关联，无一处赞颂罗的功绩，那样的话，把这首诗看作悼念故去的任何一位参加过长征和解放战争的老同志都可以，而显不出是诗人专门吊罗荣桓之作。因此，黄文的解释很难说是与诗人原意相符的。

毛泽东在悼念罗荣桓的诗中吟出“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的诗句决不是偶然的。因为罗荣桓在辽沈战役的第一仗，也是关键的一仗—

—锦州之战中起了特殊的作用。 1948 年 9 月 7 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写的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提出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说明了攻打锦州的重大意义，并比较先打长春的利害得失。但作为东北野战军的司令员兼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的林彪对此不很理解，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一直犹豫不决。 10 月 2 日，林彪因敌人兵力作了小的调动建议放弃已部署好

的攻打锦州计划，主张回去夺取长春。毛泽东收到前线来电后于 3 日 17 时、

19 时连发两封长电，严厉批评自 4 个月来林彪在攻打长春问题上的错误，再次详细说明首取锦州和绝不能去打长春的理由。从两封电报中可看出，毛泽东对林彪的错误意见深为不满和焦急。当时罗荣桓是东北野战军的政委，是主张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决策的，对林彪进行了说服工作。经过罗的工作，林彪放弃了自己的意见，于 3 日晨致电中央军委仍攻打锦州。罗荣桓一生功勋卓著，在锦州之战中说服林彪执行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无疑是最突出的功绩之一。毛泽东在悼念他的诗作中讲到这一点是十分自然的。

黄文根据当时的电报认为，毛泽东在那时并不知道罗说服林这一情节。这一点笔者完全同意。但黄文认为在 1963 年 12 月以前毛泽东仍未知这一情节，这就有可疑之处。作为统帅毛泽东在战争胜利后同自己前线将领会面时，可以当着林、罗及其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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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问，也可以单独向林、向罗或向刘亚楼问，在党内生活正常情况下，这没有什么。何况整个战役取得了伟大胜利，何况毛泽东一直重用着林彪。所以我认为，毛泽东在写诗之前早已知道罗说服林的这一情节。

（二）将“战锦方为大问题”解释为赞颂罗荣桓的功绩，这可能较为符合诗人的原意。这句侍含有批评林彪之意也是明显的。那么为什么毛泽东不用正面的肯定的方式而用批评林彪的方式来赞颂罗呢？我认为要解此疑须从最后两句诗入手。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这两句诗表达了诗人对罗荣桓的钦佩和对罗逝世的无限哀思、痛惜。这里的问题是：“国有疑难”的“疑难”是指什么？为什么诗人认为这“疑难”除了问罗君之外竟无他人可问呢？这是个谜。诗人似乎没有给我们留下谜底。这谜有待注释家们去猜、去解。我认为，要解此谜须从那时毛泽东所最为关注的问题中去寻找。

人毛泽东那时的兴奋中心是在反修防修这一点上看，很可能是他自己的接班人的问题。从 1945 年中共“七大”起，刘少奇一直是党内仅次于毛泽东

的第二号人物。 1959 年，毛泽东提议让刘少奇接任他辞去的国家主席职

务。 1961 年，毛泽东在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谈话时公开向外界承认：刘少

奇是他选定的接班人。但是从 1962 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起，毛泽东的“左” 倾思想迅速发展，对刘少奇逐渐有了看法，认为刘右倾。在考虑反修防修这一总的大问题时，他自然会想到自己的接班人怎样，想到能不能有更合适的人去代替刘少奇。正处于重用之中的林彪自然是他考虑的一个人选。

林彪有令毛泽东喜爱的一面，但也有令毛泽东不安的一面。林彪历史上的错误，毛泽东很清楚，举其大者有：井冈山时期，提出“红旗能打多久”；长征途中，在 1935 年 5 月会理会议前写信，不同意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要求改变中央军委领导；解放战争时期则有前面已提到的辽沈战役中的错误，等等。因此，毛泽东虽然在 1958 年提议让林彪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 1959 年又让他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但并没有让他插手地方工作。林彪能否进一步重用，做自己的接班人，毛泽东没有把握。林彪为人如何？靠得住吗？这些只有同林彪长期共事的人才能知道。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与林彪共事最久的要数罗荣桓。在毛泽东看来，罗几十年如一日，为党忠心耿耿，坚持原则，是可信赖的。因此，要了解林彪，只有询问罗荣桓。现在没有等询问，罗已离去。毛泽东哀思良久，难以直抒胸臆，只能发出“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的叹惜。

（三）如果以上解释言之成理，那么“长征不是难堪日”一句，就不是泛指长征中所遇到的困难了，而是指林彪写信一事。林彪写信，毛一直误认为是彭德怀鼓动的结果（当时林、彭分别任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军团长，林在信中提出，要彭出来指挥红军），故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提起此事，把帐错记到彭德怀身上，据《彭德怀自述》讲，当时林彪“庄严声明”，“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可毛泽东以后仍多次提到此事。这说明林彪写信一事在毛泽东的脑海中留下很深的印记。林彪的要求被当时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拒绝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没有遇到困难。所以，毛泽东才说：“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吴旭君回忆，毛泽东在罗荣桓逝世后的几天中心情十分悲痛，很少讲话，若有所思。经过数天的酝酿。运思，最后用了一个通宵，写成了此诗。看来，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思绪万千，想得很多。既回忆起与罗荣桓一起造反闹革命相见又相别的情谊，想起罗一生的为人、功业，想起罗在锦州之战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又想到眼前的反修防修，想到自己身后之事，想到与罗一起共事多年的林彪，想到自己曾打算征询对林彪的

意见，以便决定能否让林做自己的接班人。最后，毛泽东将这千思万绪，凝成《吊罗荣桓同志》一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