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今年是毛泽东主席逝世 20 周年。

本书是为纪念毛泽东主席逝世 20 周年而出版的。

本书收录了本人近 20 年来学习、研究毛泽东的 34 篇文章，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七个方面：

（一）对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功绩及其成功之道的论析；

（二）对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哲学思想）的阐述；

（三）对国内外贬损毛泽东言论的辨证；

（四）对学术界同人在评价毛泽东上的不同见解的争鸣；

（五）对毛泽东与李大钊、鲁迅等人关系作体会式的阐释；

（六）对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反思；

（七）对国外毛泽东研究的述评。

本书虽然对毛泽东有所批评，但总的倾向却是肯定与褒扬，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是针对过分否定毛泽东的倾向而发的，故本书取名为《为毛泽东辩护》。

本书的个别文章在发表时因各种原因删节较多，现恢复原稿，这种情况已在文中作了说明。其余文章，除个别文字校正外，未作修改，一律按发表时的稿子发排，以保持原貌。

20 年来，本人教学、科研的内容虽不断拓展，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国现代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领域，但中心始终是毛泽东研究。本人在研究毛泽东时遵循以下四个原则：

（一）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说话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空前的民族英雄。因此，对毛泽东的评价，如邓小平所说，“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反动势力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企图通过诋毁无产阶级的领袖来搞垮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共产党错误地对待自己的领袖斯大林的教训极其深刻，十分沉痛，我们应当牢牢记取。

国内外研究毛泽东的学者难计其数。因为研究者的阶级立场、政治观点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对毛泽东的态度和评价也就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在毛泽东逝世时，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说：“毛泽东是一位使中国摆脱经济苦难并使之成为有巨大影响的世界政治因素的历史人物。他的去世，使一个以他为主要特征的时代结束了，对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希望，对另一部分来说，他是思想政治上永久的挑战。这两种情况将继续下去。”历史的发展也确实是如此。在当今世界上，有些人（包括极少数飘落到海外靠洋大人施舍过活的叭儿们）继续把毛泽东当做活着的敌人加以攻击、诽谤。他们这样做，目的很明确，丑化中国共产党，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最终搞垮社会主义制度。海外某些以当代新儒家自居的人，鼓吹要带着“同情与敬意”去研究、体认中国传统思想。可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一说到共产党，一说到毛泽东，就耿耿于怀，诬蔑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是中断、毁灭中国传统文化

的罪人，他们的立场、感情异常鲜明。我们研究毛泽东，同样也要有鲜明的立场、感情。我们只能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带着崇敬的心情去研究毛泽东，否则就会黑白不辨，是非不分，与敌人划不清界限。

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说话，决不是说可以搞“为尊者讳”，决不是说只讲毛泽东的功，不讲他的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毛泽东有大功，也有大过。但总其一生是功远远大于过。他的失误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失误。对毛泽东晚年的严重失误，我们感到痛心、遗憾。毛泽东的失误与他的成功一样，带有民族的、时代的特征，不能过多苛求于个人。为了变错误为继续前进的宝贵财富，对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我们应认真地、严肃地、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揭露和分析。这也是党性所要求的，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若对毛泽东全盘肯定，不触及错误，一是于实际不符，违背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二是于党和人民不利。因为倘若不纠正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将继续遭受严重挫折，并最终导致失败。当然，对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批评，一定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是善意的，同志式的，目的不是追求个人责任，而在总结经验教训，避免今后重犯，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搞得更好。本书力图这样做。做得如何，请读者评判。

（二）从历史高度权衡毛泽东

历史人物是时代的产物。对历史人物应从历史的高度去审视、权衡。只有这样才不致力一些细微未节的琐事而模糊了我们的眼睛。毛泽东是 20 世纪为数不多的“巨人中的巨人”。因此，我们应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高度去衡量毛泽东，评品他的功过得失。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 15 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此之后，中国逐渐落伍了。从19 世纪 40 年代鸦片战争起，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了西方列强争夺的一块肥肉，中国人民为了祖国的独立、自由、繁荣、富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在毛泽东之前，都没有成功。中国人民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备受帝国主义侵略、欺凌的历史，也结束了四百多年来停滞不前、日益衰颓的趋势，中国历史再次进入了一个生气勃勃。向前奋进的新纪元。这是一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

之后，中国人民又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在一个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在较短的时间里，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起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成为当今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小视的社会主义大国。这同样是一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毋庸讳言，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和我们党有严重的过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从人类历史长河看，迄今为止，任何历史进步都是以巨大的代价为条件的，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要比资产阶级在工业化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小得多。从历史权衡毛泽东，我们不仅要充分肯定他所做的第一件事，而且要足够地估价他所做的第二件事的历史意义。在拨乱反正、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之初，我们较多他讲毛泽东晚年在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中的失误，这是心要的，无可非议的。否则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新时期，也没有今天令人振奋的形势。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时期的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赖以进行的基础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奠定的，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对世界历史进程，尤其是广大的亚、非、拉国家有着巨大的影响。毛泽东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是属于世界的。毛泽东受到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广泛的崇敬和爱戴。本书国外毛泽东研究述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点。

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已历史地确定了的，是任何个人、政党、阶级都无法改变的。近几年来，海外反动势力企图乞求于一二本“谤书”来低毁历史巨人毛泽东的形象是徒劳的。最近，一位从海外探亲归来的友人告诉我：一些正直的外国人对海外某些人庸俗、下流的做法非常反感。在西方，“非毛” 也许能得到少数人一时的“喝彩”，但从长远来看，“非毛”不得人心。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本人是一介书生，1959 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64 年毕业留系任教，直到 1992 年 2 月才调到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工作。本人对毛泽东的研究主要是从学术层面上进行的，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学论道，以求真唯是；立身行事，以人民为本，不趋时，不媚俗，也不顾忌他人对本人如何评论，这是数十年来本人做人治学的原则。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颇难，要下功夫，用气力。这里不妨谈一点我对《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与苏联及中国 30 年代哲学的关系研究过程。“两论”是毛泽东哲学的代表作，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因此，国内外的学者都十分注重对“两论”的研究。国外有人企图通过贬损“两论”来贬损毛泽东思想。六七十年代，中苏论战。苏联人写了许多批“毛主义”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开始注意苏联人写的东西，翻译了数十万字的资料，其中一部内部油印交流，供研究用。我发现苏联人有一种说法：“两论”是抄他们（苏联） 30 年代的著作写成的，而且抄歪了，苏联人没有提供证据，没有说抄他们的哪些著作，此种抄袭说，国内也颇流行。有的人提出，“两论”是抄李达的

《社会学大纲》的。“抄袭说”对不对？“两论”与苏联及中国 30 年代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了求得真解，我几乎把北京大学图书馆中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有关马列哲学著作都翻阅了一遍。还到北京图书馆、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图书馆寻找毛泽东在抗大讲裸时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等文献。前后近花了一年时间，这次调查、比较、考证，收获颇大。我发现，毛泽东在抗大讲课前除了认真研读已找到的马列哲学原著外，还认真钻研过苏联的三本书：一本是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本是米定（即米丁）、拉里察维基等著，艾思奇、郑里易译的《新哲学大纲》；一本是米汀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除“两论”外，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主要内容取之于上述三本书，“两论”也充分吸取与利用了上述三本书的成果。我们以往没有注意这一点，导致对“两论”评价过高，但“两论”无论从体系到内容，都高出于苏联著作，凝结了中国革命血的经验教训，有创造性，决不是从苏联或中国的书中可抄得的。 1980 年春夏，我写成《实事求是评

价毛泽东哲学思想应注意的一个问题》，客观地分析了“两论”与苏联 30 年代哲学的关系，在纠正以往过高评价的倾向的同时，重点驳斥了“抄袭说”。

文章出来后，得到同事们的肯定，同意收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论集》。后被告之，出版社对此文提出异议，只能作罢。我又将此稿托本系同事请他转给中央某研究室同志提意见，答复也是否定的。但我自信，文章是以事实为根据，分析也是恰当的。1981 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印发，并作了发言，引起反响。不久，此文在上海《文汇报》办的《理论探讨》上发表，本人在北京、张家口、西安、济南等他讲学时讲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反映是好的。可以说，在国内学术界，本人对“两论”与苏联及中国 30 年代哲学关系之研究是最早的。1988 年，《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出版，进一步证实了我的见解不谬。《批注集》出来后，不少同人写了文章、著作，而我却一篇也没有写，有人间过我，你是这方面研究的专家，为什么不写。我说，我要说的话早已说过了，没有新的看法，就不浪费时间和纸张，遗憾的是有的同志在讲“两论”与苏联 30 年代哲学关系时不注出处地搬雨了本人研究成果。

讲以上一段研究过程，无非是说，要实事求是地研究毛泽东，仅有一个良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下笨功夫，拓宽视野，发掘资料，深入研究毛泽东与马。恩、列、斯的关系，与同时期苏联和中国哲学的关系，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内斗争的关系，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关系，与中国哲学、历史、文化的关系，必须了解国内外研究的动态。只有广泛阅读，用心搜集资料，进行多方的考察、研究，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一个中肯的论析。本人虽然能力有限，但努力朝这个方向去做。本人的论文、著作，力求史料翔实，言之有物。

（四）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力求创新

研究历史是为了现在和将来，研究死人是为了活人。任何对历史、对古人的研究都受研究者所处的社会条件所制约。研究毛泽东直接目的之一是要给他以一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但这不是主要的。我们研究毛泽东主要是为了从他那里汲取智慧、信念和力量，是为了继承和发展他开创而未竟的事业，是为了尽快地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因此，我们的研究，必须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不停留在现成书本的注解上。毛泽东一生厌恶教条，是教条主义的敌人。对他的研究应力戒注经解经的做法，努力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际，不断总结经验，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和有所前进。

文章有感而发。这种感不外两大类：一类是有感于学术界的理论问题，一类是有感于当前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读者不难发现，本书的部分文章表达了本人对某些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见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问题，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主要矛盾问题，毛泽东晚年失误的经验教训问题，如何防止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问题，等等。至于本人见解是否正确、合理，有请读者明鉴和日后历史的检验。俗话说：“盖棺定论”。一个人的功过是非，在活着时很难定论，因为人会变，功过是非也难定。所谓“一日未死，即一日忧责未已”。只有到生命终了，一个人的历史地位，是非功过在客观上已不会再变，历史地确定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盖棺定论”。但超出了这个意义，就后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而言很难有最后定论。孔夫子已去世二千五百多年，但对他的评论依然见智见仁，争论不休。我想，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是一样。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将作为中华民族的而且将作为整个人类的文化遗产为后来者研究不止。我愿和学界

同人，继续为毛泽东研究作出努力。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当代中国出版社同志们的热情支持，在此，谨向他们致衷心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