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经济不发达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问题

在评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时首先应注意的是他关于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此，中国革命不同于西方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它的第一步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才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曾出现过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认为在民主革命胜利后须经过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所谓的“二次革命论”；一种是一部分同志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企图将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放到民主革命中来完成，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为了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反复说明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与联系，指出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了两者的区别与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在 1949 年 3 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各种成份的状况，提出了革命在全国胜利后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

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此党内的认识是一致的。当时主要考虑的是什么时候开始全面搞社会主义和如何搞社会主义的问题，防止的主要是“左”的急性病，毛泽东认为，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但他在当时没有明言这一点。他反而讲，要经过 10 年或 15 年的时间再全面搞社会主义。他这样做，一是因为当时主要的任务是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不能四面出击；一是为了稳住民族资产阶级，尽快恢复国民经济。直到 1952 年，他才提出过渡时期

的总路线，用 15 年左右的时间，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创造了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平稳地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

第二，创造了通过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和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过渡形式，实现了对个体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与苏联不同，我国的合作化没有减产，而是增产。

第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方针，这与苏联先搞工业化，再搞农业集体化不同。

实践的结果，不是 15 年，而是只用了 3 年左右的时间就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有急躁的缺点，但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它促进了我国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一个经济落后、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无论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还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一件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件。

根据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一般说来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可历史的发展又偏偏不是这样，首先在俄国，然后又在中国这样一些经济不够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如何看待、解释这一历史事实？在俄国十月革命后，考茨基、苏汉诺夫之流借口俄国生产力不发达，还没有达到搞社会主义的水平，攻击列宁，反对十月革命。对此，列宁驳斥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①毛泽东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时更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上来说明发展生产力与社会革命的关系。他指出：“从世界历史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国家之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他又说：“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②毛泽东的这一解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根本上回答了像俄国、中国这样一些经济上不够发达（当然要有一定的现代的生产力，有一定的现代大工业，有一定数量的现代无产阶级）的国家可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

到了 80 年代，有一些人借口中国生产力不发达，攻击社会主义搞早了，主张应退到资本主义去。然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已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在 1957 年就指出：只有社会上义能够救中国。其后，我国的

社会主义事此虽然出现过很大的波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即使如此，与旧中国相比，与世界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相比， 40 多年的历史依然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发展中国。不管社会主义的敌人如何反对，只要共产党自身不犯根本性的大错误，社会主义制度必将能得到巩固与发展。

在十月革命后，列宁一方面坚定地认为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可以搞社会主义，但他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现代大工业基础上的，国家愈落后，向社会主义过渡愈困难。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③他当然更懂得现代化的大工业和农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但是，由于一连串的胜利，也由于为 1958 年大跃进的假象所迷惑，他对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性的估计十分不足，得出了与列宁相反的结论。他认为，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越容易，而不是越困难，因为人越穷，越要革命。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资产阶级的毒害很厉害，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了，我国的资产阶级只有三代，英法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了几十代了，他们资产阶级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十多年至三百多年。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影响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不容易。在东方，像俄国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他们快。毛泽东的上述认识，虽然有不少合理之处，但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中国这样的国家固然资产阶级的影响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佯深，但封建主义的遗毒、中世纪的旧传统却比西方国家要大得多。正因为对建设的困难估计不足，他便在 1958 年轻率地发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企图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后，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认识到：“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他劝大家“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

④。毛泽东的这一认识是正确的，有助于克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急躁冒进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