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探索适合申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

旧中国经济落后,现代性的工业产值只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能否搞社会主义,这在理论上已不成问题。列宁有过明确的论述:“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⑨

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有苏联的经验作借鉴,但毛泽东并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结合中国的特点,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与苏联相比,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实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斯大林 是先搞工业化,再搞农业集体化。我国则不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开始,两者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密不可分。

**第二、实现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马克思曾提出,假如无产阶级能够用赎买的方式把资本家的财产完全国有化,那么对于无产阶级是最便宜的事情。在俄国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对大工业、银行、铁路等大资本实行剥夺,收归国有。同时,列宁也提出对“文明的资本家”实行赎买的政策。由于种种原因,和平赎买的政策没有取得成效。然而要剥夺一切中小资本是不可能的。到 1925 年,苏联私人经济在工业中占百分之十九, 在商业中占百分之四十二。斯大林对这些私人经济采取“排挤”的政策。中国则不同,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同时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

改造的方针,通过委托加工、计划汀货、统购统销、统购包销、委托经销、公私合营、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 进行和平赎买。国家在对资本主义企业改造的同时,还对资本家进行改造, 使他们从剥削者转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充分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经营管理经验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的成功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中国的这一经验具有普遍意义。

**第三、通过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对个体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在没有工业化、没有农业机械化条件下完成了农业合作化,打破了没有机械化不能搞合作化的迷信。在合作化过程中,我们党对富农的政策与苏联不同。苏联在集体化时对富农采取没收土地、财产并将其从住地赶走以至逮捕、流放的方针。这样大大增加了富农的反抗,使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我国则采取由限制到逐步消灭的政策。在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的条件下,分期分批将富农分子和地主分子吸收入社,在劳动中改造他们。由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步骤的正确,在整个合作化的过程中,农业生产是增长的,没有像苏联那样发生大幅度的减产。毛泽东对此引以自豪,认为这是一个创造。

毋庸讳言,自 1955 年夏毛泽东错误地反右倾以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存在着“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缺点,对一部分工商业者的处理和使用也不尽恰当。但总的来看,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不容否定。在一个占人类总人口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里,用很短的时间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绩,一个创造。这件事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毛泽东是一个永不满足的人,不断革命是他的基本信条之一。1956 年,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毛泽东开始了新的、更为艰难的探索。他希望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比苏联搞得好些、快些,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他决心打破苏联的框框,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1956 年和 1957 年,他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提出了不少新的思想、观点和政策。这主要有: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实行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试图冲破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扩大地方的权力,做到既统一,又独立,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三者的关系,给企业以相对独立性,做到三者兼顾;容许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的一定发展,“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扩大民主,吸取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试图改变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终身制,改由任期制,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向科学进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向外国学习,等等。这些思想、政策,有的实行了,有的则没有;有的比较一贯,有的则是转瞬即逝的天才闪光。在 1956 年和 1957 年上半年的一年半时间里,毛泽东思想活跃,在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邓小平所进行的新的探索与试验,追本穷源可上溯到此。

1957 年以后,毛泽东进行了更为大胆的探索,先是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大试验,期望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尽早向共产主义过渡, 后是搞“文化大革命”,进行防修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演习”。这

两次探索离开了原来的正确方向,是错误的,带来了不幸和灾难,留下了使人永志不忘的惨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