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继承和发扬孔子宝贵的教学经验

孔子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在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处理师生关系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毛泽东所说的“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自然不限于课程设置少、注意德智体全面发展这一点，而且还包括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和师生关系等诸多方面。

孔子在理论上承认有“生而知之”的上者，然而他不认为自己是“生而知之者”，而是“好古敏以求之者”(21)。孔子出身贫贱，给人办丧事，当吹鼓手，相礼。做过“委吏”（管理仓库的小吏）和“乘田”（看管牛羊畜牧的小吏）。他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22)孔子的学问主要是靠自学得来的。对孔子的这种经历，毛泽东多次谈到。1938 年 8 月 5 日，他对抗大毕业生说：毕业后，既要当学生，又要当教员。像孔子那样周游列国，碰到一个人就可以从他那里学得一些东西，也可以教他一些东西。1939 年 5 月，他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说：“孔夫子主义”，不是一下子从学堂里、从他的老师项案那里学来的，是他在当先生的时候，在鲁国做官的时候才有的。毛泽东以孔子等中外名人勉励在职干部好好学习。

1958 年，毛泽东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多次讲到孔子。5 月 8 日，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指出：从古以来很多学者、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在开始时都是年轻的，学问少的，都是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他列举了古今中外的许多人，其中说到孔子。他说：孔夫子在青年时也没有什么地位，当过吹鼓手，在人家办丧事时，给人家喊礼，后来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也是短期的。也还当过管钱的小官，相当于我们农业社的会计，但他学了很多本领。 1964 年 2 月 13 日，他在春节座谈会上又说过类似的话，借以说明，许多知识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从实践中，从社会生活中学来的。

孔子善于向他人学习。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23)这表明，孔子不仅善于学习他人的优点、长处，而且善于从他人的不足、错误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他谦虚，总认为自己知识不足。他勤学好问，“子入太庙，每事问。”(24)毛泽东很赞赏孔子的“每事问”的学习精神。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讲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时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25)毛泽东赋予了“每事问”新的含义，将它同向群众学习、调查研究、做好领导工作联系起来的。

在学习上，孔子主张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26)他又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27)毛泽东继承并发扬了这种老实的科学态度， 1945 年 4 月 24 日，他在中共“七大” 上教育干部：“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他进而解释说：“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夫子的学生子路，那个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对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懂得就是懂

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28)1949 年，他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又说：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29)

孔子在自己的学习上，“学而不厌”；在教人时，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30) 又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31)“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成了中国教学的格言。

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谈到学习问题时说：“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 ‘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32)中国共产党人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优良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在教学方法上，孔子提出了启发式。他说：“不愤不启，不徘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33)他要求学生独立思考，多闻阙疑，触类旁通。毛泽东在自己教学实践中注意教学方法的研究。1929 年，他在谈到红军教育训练时提出了十大教授法，其中第一条为“启发式（废止注入式）”，最后一条为“干部班要用讨论式”。他本人讲课、作报告，生动活泼，深入浅出，令人回味，富于启迪。1938 年 8 月 5 日，他在抗大的讲话中批评了注入式，说：不要用注入式的教学方法灌学生，而要用下毛毛雨的方法去教育学生。建国以后，他更是多次批评注入式，要求实行启发式。1964 年 7 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我过去在抗大讲课，就是把讲稿印发给学生，我只讲三十分钟，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再答疑。毛泽东主张给学生更多的自学时间，让学生主动地自由地生动活泼地学习，反对把学生束缚在课堂上、书本里。

在教学中，孔子能根据教学对象的不同特点进行不同的教学。《论语》中保存有这方面的相当数量的资料。如孔子在答复别人“问仁”、“问孝”、“问政”时，常常针对不同的对象，作出不同的回答。《论语·为政》记载四个人“问孝”，孔子的回答因人各不相同。这就是后人概括的所谓“因材施教”。“因材施教”这一方法，影响深远。毛泽东在教育上十分注意因材施教，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规定不同的教育目的、要求、内容和方法，反对“八股式”的、千篇一律的、教条主义方法。

正确处理好师生关系是获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关键所在。《论语》中保存有孔子与弟子之间尊师爱生的生动记载。孔子在教学上海人不倦，对弟子一视同仁。他严格要求弟子，批评起来不留情面。在生活上，他体贴关怀弟子。弟子有病，亲自看望。他对弟子坦诚相见。弟子敬爱孔子，也可直言批评自己的老师。师生之间互相切磋，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感情甚笃。这种师生关系，为后世楷模，尤在古代书院中得到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对孔子与弟子之间的这种感情甚笃的师生关系不仅是肯定的，而且是很向往的。在学生时，他就对学校制度一直很不满，他认为：“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据，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34)1920 年 6 月，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下这样愤激之语：“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35)他认为新式的学校与中国古代的书院各有利弊。学校的坏

处是：第一，师生间没有感情，施教授教是一种商行行为；第二，以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找贼人性；第三，钟点过多，课程过繁。中国古代书院，则没有这些坏处，一来师生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力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他也指出，就研究内容来说，学校优于书院。他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36)。“自修大学”强调学生“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从毛泽东对学校与书院利弊的对比中，从他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窥见毛泽东对孔子及中国古代教育的吸取与改造。如前所提到的，毛泽东在 1964 年春节座谈中对教育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

评。同年 3 月，他在一个材料的批示中又写道：“现在学校课程大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读者若仔细地想一想，不难发现，毛泽东的这种批评同他青年时代对学校的批评何其相似乃尔。

毛泽东对孔子教育思想并非全盘肯定，也有否定的一面。这主要有两点：一是多次批评孔子轻视生产劳动，强调我们的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二是指出孔子所教的那一套早已不适合今天的需要，批判反动派把孔子的那一套当作宗教教条强迫人民接受，强调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内容。

毛泽东除了继承和改造孔子教育思想中积极的一面外，有没有受孔子及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消极影响的一面呢？这是一个尚待研讨的问题。笔者以为是有的，其中最明显的一点是教学内容上是“重人伦、轻物理”。孔予以前夏、商、周三代的教育均是以“明人伦”（《孟子·膝文公上》）为内容和宗旨的。孔子虽设六艺，但教学内容仍以“文、行、忠、信”为主，以“明人伦”为宗。孔于“重人伦、轻物理”的思想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这种思想到了近现代，则有碍于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在革命的时期，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是必要的。遗憾的是，在建国以后，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时期，他未能摆脱“重人伦、轻物理”传统思想的束缚，依然过分偏重教育的政治功能，忽视教育在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方面的巨大作用。他所发表的大量教育言论，基本上是从政治角度讲的，而较少从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角度讲。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的这种偏颇，从实现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角度讲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他要求全党全国人民都重视教育。

孔子不仅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的影响既深且广，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孔子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精神导师。毛泽东对孔子思想的吸取与继承自然不限于教育方面。毛泽东与孔夫子之间的联系是多层次的，既有文字上的显性关联，又有社会心理、思维方式、习惯传统上的隐性承袭。作为现代中国精神导师毛泽东与作为古代中国精神导师孔夫子之间的多层次的、复杂的关系是一个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