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80 年代地来的研究情况

毛泽东逝世后不久，国际上刮起了一股“非毛”的歪风，日本的三浦勤认为，“毛泽东死后，毛泽东主义仍能支配着中国”，但已开始出现了“非毛化”的朕兆。“应该由中国人之手来扬弃毛泽东主义，为此，我们有在理论上助一臂之力的义务”。他表白：他的《毛泽东主义》（1976 年 12 月）这本书，为的是在“非毛化”之时，“对有心的中国人起点作用”。三浦勤虽然认为苏联学者对毛泽东主义的批判是粗暴的，但实际上，他对毛泽东思想所持的态度与苏联学者的态度是一致的。他认为，毛泽东主义是以片面而歪曲的手法继承并加以畸形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小资产阶级性与民族主义则对这种畸形发展及坚持这种错误起了作用。为此，他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所谓的“全面批判”，他的“批判”充满了歪曲，有时也暴露了他的无知。如：他认为，毛泽东不讲真理转化为错误的问题，不承认真理和错误的对立是相对的，等等。事实上，在经典作家中，毛泽东是讲真理与错误转化问题最多的一人。

“非毛”是不得人心的。“非毛”的风刮了一阵子也就渐渐停了下来。一些头脑清醒的学者看到，毛泽东在中国和世界上的影响并没有消失，美国波上顿大学教授弗朗西斯·苏说：“不管你个人对毛泽东有什么看法，谁都不能否认他是一位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确实，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史上，因而在世界现代吏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作为个人，他把现代中国这个蒙受耻辱的千年古国，从君主制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彻底转变为独立强大的国家所做的贡献，也许比中国其他任何领导人都大。以至于在当今的任何国际关系中，中国都必须被作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他说，中国“既复杂又具有键力”，“如此引人注目而又令人难以理解”，“我们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为的是对中国及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发展有所了解”(16)。施拉姆在1984 年写道：“今天，虽然毛泽东在中国和世界上的影响已不如 60 年代那

么巨大，但并没有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消退。”正因为如此，在 80 年代，国外学者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热情并没有减退。

毛泽东逝世后不久，邓小平提出应完整、准确地理解掌握毛泽东思想。1978 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路线，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1981 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国内的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国外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这几年，我国继续出版了一批以前未曾公开发表过的毛泽东著作、书信，出版了更多的有关中国革命的史料和著作，这为国外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资料。

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加强，这对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是十分有利的。施拉姆曾多次（1981、1983 和 1989 年）来我国访问，这无疑有助于他对中国、对我们党、对毛泽东思想的了解。

我国国内的上述变化，使 80 年代以来国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一些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更趋于实事求是。如 1981

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澳大利亚共产党人》杂志 1981 年 7—8 号发表了题为《略论毛泽东的国际意义》一文，表示赞成我们党的《决议》，文章认为毛泽东思想不仅对中国有效，而且有国际意义。文章简要地论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的贡献，但很少有过头的话。文章认为：“否认毛泽东其一生犯过错误，那是不对的。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分析自己的错误，他去世后，别人有责任检查他的错误，特别是他晚年的错误。”文章最后写道：有人说几年以后，毛泽东的名字将会消失或被掩盖起来，我们认为，这种事实肯定不会发生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必将引导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民获得解放并走向社会主义，在这个过程它也将得到发展。在

《澳大利亚共产党人》杂志 1982 年 9、10 月号上又刊登《正确评价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贡献》的署名文章，认为毛泽东的正确的东西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影响继续存在。1986 年 4 月 15 日出版的日本工人党机关报《人民新报》发表署名文章，号召全党开展一个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运动，以纪念毛泽东逝世 10 周年。文章认为“两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章说：每当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困难，或思想上有什么烦恼的时候，只要反复认真地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就会豁然开朗，使我们得到进步。文章指出，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最主要的是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文章最后恳切地希望党内的年轻同志们，要紧密结合个人实践的经验，精读这两部哲学著作，既要肯动脑子，又要有学习的热情。

70 年代未以来，国外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研究有所深化。有些成果对我们有启发性。

日本学者今掘诚二的《中国革命与（毛泽东选集）》一文(17)对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后出版的各种《毛泽东选集》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编辑各种版本的指导思想及我党在各个阶段的任务和政策，他认为：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都是作为各个时期的革命教科书而出版的。作者对《毛选》版本的这种研究，在我国至今还没有。 1964 年科恩等人声言称“两论”是 1950 年和 1951 年写的，中国人说是

1937 年写的，“有欺骗性”。施拉姆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由此引起了一场

争论。 1965 年 1 月毛泽东会见斯诺时，斯诺还谈到这件事。但由于受到材料的限制，“两论”写作日期的争论在国外并没有结论。1980 年尼克·奈塔在《中国季刊》第 84 期上发表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解放前的文本》。文章从“语言的分析和比较”、“概念的分析”和“引文写作日期的分析”等三个方面，论证了“两论”确实是解放前写的，批评了科恩等人的错误说法。

近几年以来，国外出现了一些有关毛泽东早期思想研究的专著。其中有：布兰特利·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 年》（夏威夷 1982 年）、M·亨利·戴的《毛泽东， 1917—1927：文献》、安格斯·麦克唐纳

的《农村革命的城市起源——1911 年到 1927 年中国湖南的精英人物和群众》、林德·谢菲尔的《毛泽东和工人们：湖南劳工运动， 1920—1923 年》等，沃马克的著作注意毛泽东的早期思想与政治活动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认为：在毛泽东早期的全部活动和著作中最鲜明的特征是他满怀热情、毫无私心地关注公开事务；毛泽东早期的每篇文章都包含有一个必须立即付诸行动的建议，其意义重大，理由充足，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毛泽东已经投身于他们建议的行动；毛泽东的重实践的倾向对他的理论风格有重大影响，毛泽东最关心的是现有理论的正确，而不是对各种供选择的假设作抽象的比较；事物的辩证依存和辩证变化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明显地占着中心地位，在以后的著作中，辩证法仍然是他的基础。作者注意毛泽东早期思想同他以后生涯之间的关系，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方式（尤其是抓住当务之急的事不放这一点）、“联合起来的群众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斗争是不可缺少的、实践是最重要的、改造中国与服务于中国人民的目标等是毛泽东思想中基本不变的东西。施拉姆称沃马克的这本书“是多年来已出版的最好的一本论毛泽东的思想的著作”。

国外，有些学者也很注意毛泽东群众路线的研究。有的人把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同民粹主义相比较，把群众路线甚至整个毛泽东思想看成是民粹主义的。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爱德华·哈蒙德的《马克思主义和群众路线》(18)一文比较深入地论述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基本内容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作者认为，群众路线是在路线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他根据我党文件中有关群众路线是从苏联学来的说法和毛泽东所讲的群众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便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寻找群众路线的“根”。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了“革命实践”的概念，强调了“革命实践”的意义，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根据提纲的这些思想，哈蒙德认为提纲“为群众路线这一更具政治色彩的概念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共产党宣言》里关于共产党与一般无产阶级区别的基本思想在于：“共产党能够更好地理解运动的路线，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群众路线”。他进而考察了列宁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他认为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为群众路线提供了深刻的说明，而毛泽东读过这本小册子，并深受其影响。作者认为，斯大林有关群众路线的思想对毛泽东也有影响。同时，他又指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是同王明的教条主义相对立的。《现代中国》1980 年 4 月号上发表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格雷尼姆·扬的《论群众路线》一文，批评了有的人对群众路线的误解。在此以前《现代中国》1978 年 1 月号上发表了加里福尼亚大学米奇·梅斯勒的《大寨——实践中的群众路线》。米奇·梅斯勒以大寨这个典型来说明群众路线。格雷尼姆·扬不同意梅斯勒的观点。扬认为不能将群众活动与群众路线混为一谈，脱离了党的领导的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不是一回事，大寨的做法恰好违背了群众路线。文化大革命中极左分子的无政府状态也不是群众路线。他还认为，毛泽东强调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实现群众利益的关键，群众的自治共同体若脱离了党的领导，就与群众路线背道而驰。

80 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版的许多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著作中，弗朗西斯·苏的《毛泽东辩证法理论》一书具有较大的价值。对这本书后面将作专门评介，在此从略。

最后还要说一下，我们对第三世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情况知道的很少很少。事实上，毛泽东思想在这些地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埃塞俄比亚临时军政府在悼念毛泽东逝世的声明中说：“埃塞俄比亚人广泛阅读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毛主席的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启发了像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制定了革命纲领”。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对战后的民族解放战争有重大影响。1967 年英国出版的《在东方的失败、毛泽东的战争成绩》一书称“毛泽东是掌握打开这个时代军事奥秘之锁的全套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毛泽东的战争理论对诸如武元甲和切·格瓦拉等人的思想有深远的影响，而且还影响着东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那些被迫走向革命道路的领导人的思想。作者认为，必须认真研究毛泽东的著作。“不懂毛泽东的理论的意义，过去导致了法国人在印支的失败，现在还在导致美国人在越南的失败，而且看来还要导致英国军队在东方遭受类似的失败，并且也有可能使非洲和拉丁美洲吞下类似这种无知苦果。”正如中国人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十月革命一样，非洲一些国家的进步政党和人士是通过中国革命，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毛主席逝世时，马里的《发展报》在《毛主席，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文中说：“事实上，当代世界上许多民族主义战士是通过学习毛泽东的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和著作才发现马列主义的。正因如此，他才被看作既是中国革命的导师、同时又是世界革命的导师。”1981 年，一位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访问我国，在与我国领导人的谈话中说：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那么多，我们实在看不了、看不懂，也很难用。又说，他们能够搞成功得益于《毛泽东选集》第 1、2、3、4 卷。毛泽东思想对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也有影响，据报导， 1985 年 1 月 26 日，尼加拉瓜桑地诺民主解放阵线全国领导委员会成员、国防部长、桑地诺人民军总司令温贝托·奥尔特加在同新华社记者谈话中说：“我们过去在战争年代读过毛泽东的许多著作，读过毛泽东、刘少奇及其他许多经典作家的著作。”并说，他很希望能访问中国，看看中国革命的历史纪念地、毛泽东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

1978 年印度麦克米伦有限公司出版了英文本的《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又名《毛泽东思想》），第二年美国南亚图书公司又出版了此书，书的作者曼诺朗强·莫汉蒂是德里大学研究中国和日本系中国政治专业的讲师。全书分4 章：第 1 章“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第 2 章“社会主义社会里的阶级斗

争理论”；第 3 章“现代世界的矛盾”；第 4 章“唯物辩证法的四个规律”。

《毛泽东哲学研究动态》1986 年第 5、6 期和 1987 年第 1 期刊登了该书的序言和第四章。作者正确地指出：“中国革命的哲学，是中国近百年来革命运动的产物”，中国革命的政治哲学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想象力的产物，它们是通过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种种成功的和失败的试验，才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创造性喻贡献在于他不时定期地把运动中的实际经验教训和在哲学方面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或者“理论化”。因此， “只有研究历史变化的进程，才能说明毛泽东思想的含义。”作者不同意当时苏联官方对“毛主义”所持排斥、批判的态度，也不同意西方某些学者将毛泽东看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的说法。他认为，过去的十年中西方敬佩毛泽东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数大大增加了。但他们在毛泽东思想中并没有看到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只看到为了建设一个没有西方工业社会各种弊端的社会所需要的人道主义和平均主义思想。作者不同意将毛泽东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他说：“撇开马克思

主义而来抬高毛泽东，就如同不了解印度教而学习瑜咖一样。”

《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一书的作者认为：“必须深入地了解中国革命哲学的基本方法论”，因为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是理解中国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关键。作者没有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来介绍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而是“试图把毛泽东的著作和中国革命经验同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合在一起，重新阐述唯物辩证法。”他认为：早期所有的辩证法的倡导者都把这种方法视为认识论，而在毛泽东那里，辩证法既是认识理论又是实践理论。莫汉蒂在理解毛泽东的著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经验的基础上，重构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概念，把它确立为四条规律：知行统一规律、分析规律、综合规律和特殊规律。作者依据毛泽东的理论对这四条规律逐一加以说明。他认为，知行统一规律有三个方面：认识和实践的相互依赖性、作为阶级斗争的实践和物质与观念的相互转化。“这三个方面一起形成了决定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政策和工作方法的基本哲学观”，“形成了毛泽东的认识理论的核心”。“文革”中，中国有的人声称：“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提到更高的、最完整的阶段”。作者说：“知行统一规律是否证实了这个陈述是有待讨论的。”紧接着，莫汉蒂指出，“这个规律三个方面的每一方面都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论述中找到渊源”，“不是什么新东西”。他认为：毛泽东“在认识论上不是以新的论据来对付唯心主义者和庸俗唯物主义者，而是运用认识论的概念于 30 年代中国革命战略的‘实际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为物质和观念关系的认识问题增添了更多的含义。“知行统一规律确实力日常实践简化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哲学概念”。很明显，作者以婉转的方式表示不同于我国当时有些人对毛泽东认识论的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评价。

莫汉蒂所说的分析规律是指对事物进行一分为二的矛盾分析。分析矛盾是为了解决矛盾。他所讲的综合规律是指矛盾通过斗争而否定的发展，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转化。“为了促进矛盾向人们希望的方向发展，一个组织和它的领导必须掌握综合规律，把它正确地运用于具体条件。”他所讲的特殊规律就是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包括三点：一事物矛盾的特殊本质；主要矛盾；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最后作者指出：唯物辩证法的四条规律“是把握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不能割裂的，“因此，四条规律中，知行统一是最重要的”。作者对唯物辩证法的这种重构并不科学，解释也很一般。但作者将知行统一规律看作是唯物辩证法的最重要的第一条规律，有新颖之处。它包含着唯物辩证法与认识论的不可分和唯物辩证法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合理思想。作者认为毛泽东对矛盾特殊性的理解上作出了贡献，他引证了英国哲学家康福斯对《矛盾论》的评价，同时，他也批评了阿尔都塞对《矛盾论》的贬损。阿尔都塞认为《矛盾论》是“泛泛而论”，“总的来说是抽象的”。作者认为：实际上，毛泽东只有在和他的政党和人民面对的具体问题有关的地方才讨论哲学，他通过联系周围的环境，给辩证法以生命力。莫汉蒂指出，阿尔都塞孤立地读了毛泽东 1937 年的文章才得出毛泽东的辩证法是抽象的看法。他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有效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历史观点”，在辩证法方面，“毛泽东的贡献并未表现出任何对恩格斯同类论述的偏离”。总起来看，作者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持赞扬的态度。由于这本书是在 1978 年出版的，因此，作者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实践的论述，在今天看来已成为一种过

时的东西。这是不能苛求作者的。总之，毛泽东思想对第三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我们对第

三世界学习、宣传、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情况知道甚少。这是一个很大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