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导星”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国最早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井把它作为改造中国社会指导的是李大刽。1918 年 12 月, 当举世若狂地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当一部分人呼喊着美国总统威尔逊万岁时,李大钊却旗帜鲜明地发表了《Bolshevism 的胜利》,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不是联合国的胜利,而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是全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这件事与其说是威尔逊的功业, 毋宁说是马克思的功业,列宁的功业;布尔什维克主义是 20 世纪世界革命的
新信条,将来的世界是赤旗的世界。 1919 年 7 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企图阻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社会革命。李大钊则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批判胡适将主义与问题对立起来和反对社会革命的谬论。他指出: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多数人的共同运动离不开主义作指导;一个主义在实际政治的运用上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有所不同,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合实际的可能性;我们一方面认定我们的主义,宣传我们的主义,一方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他再次告白社会:“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①。
主义既定,李大制便用心搜集材料,认真比较研究。他利用报刊、杂志、大学讲坛、各种研究会等,热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与指导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我国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正风靡世界,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又说:对一个团体来讲,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犹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也。”②他号召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希望马克思的学说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
李大钊凭着他丰富的历史知识,正确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他指出:“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有普遍意义,但“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
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 必与英、德、俄⋯⋯有异。”③他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注意应用。他说: 在纪念马克思诞生的日子时,我们“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斯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斯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这样,“马克斯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④。他身体力行,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 指导学术研究和对反动思潮的批判。
李大钊是位革命家,又是位名重当世的教授。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要比当时的其他人深刻些。他影响和培育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广泛阅读中外著作。他喜爱哲学,长于理论思维。在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毛泽东受李大刽的影响,亦重视对主义的研究。 1920 年 3 月 14 日,他在致友人信中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 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⑤同年 11 月 25 日,他在致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更明确他说: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⑥。同李大刽一样,毛泽东在注意研究主义的同时,也很注意中国社会实际情形的调查及研究,注意将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更是沿着这一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有很强的革命性,但理论修养不高。在党的成立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强调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是很对的,可他没有认识到加强理论学习与研究的重要性。在土地革命时期,自命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教条主义者也不承认党的理论修养不足。恰巧是被教条主义者诬蔑为“狭隘经验论”的毛泽东,深切地感到党的理论水平低下。1929 年 11 月,他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⑦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对党内教育、宣传工作、士兵政治训练等均有明确的,具体的规定。他本人想方设法搜集理论著作,研读马列。他认为:要是在大革命时期读了列宁的《两个策略》,党就不会犯错误。因为列宁在该书中论述了无产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中保持领导权的重要性。
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更加发愤读书,钻研理论,尤其是哲学,并将生动的、丰富的、用鲜血换来的革命经验上升为理论,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毛泽东亲自组织党内高级干部读书,号召全党开展学习竞赛。延安整风,毛泽东井没有因反教条主义而轻视理论学习。在整风过程中。他自始至终提倡看书学习。 1941 年,
他任中央研究组组长,拟定研究方针,读书目录。 1942 年 2 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决定说:“理论教育的成败是革命成败的第一关键。”1942 年 11 月,他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讲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时提出:我们要注重理论,高级干部要准备读书,从《共产党宣言》起到《季米特洛夫文选》止,选三四十本,我们有这样丰富的经验,有这样长的斗争历史,要能读一二十本到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就把我们的党大大的武装起来了。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提高了全党的
理论修养,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了思想上、理论上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