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心相通之二：两人都有同教条主义斗争的经历

大革命失败后，鲁迅在上海用笔同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文化“围剿”作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将，可当时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人，因受教条主义影响，患有幼稚病和宗派病，对鲁迅横加攻击。“创造社”的人诬蔑鲁迅是“有闲阶级”，“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法西斯蒂”。因此，鲁迅不仅要同敌人战斗，还要回敬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攻击。他深刻地指出革命文学运动中犯的教条主义错误。他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中说：“他们

（指倡导革命文学运动者——引者注）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 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 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⑨为了回答“创造社”们的攻击， 鲁迅认真研究了马列著作。他在《三闲集》的序中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⑩毛泽东亦有类似的遭遇，因此对鲁迅这种经历印象很深。1957 年 3 月 10 日， 他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时说：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我的同乡成仿吾他们对他就不好。国民党压迫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

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由城市转到农村，用枪进行战斗，开辟了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在他领导下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三次军事“围剿”。在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可是，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却被当时“左”倾教条主义者诬蔑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保守”、“游击主义”等。毛泽东本人受排挤，打击，在党内毫无发言权。 1933 年 12 日，在鲁迅身旁战斗的鲁迅的学生、密友冯雪峰从上海到了中央苏区。毛泽东详细地向冯询问鲁迅的情况。可以想象，正处在被排挤中的毛泽东在听了冯雪峰有关鲁迅受攻击的情况后一定感慨万千， 对鲁迅充满同情与敬意。

毛泽东为了回答党内教条主义的攻击，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发愤读书，钻研哲学。他写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名篇，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是党内教条主义者“逼”着毛泽东研究马列著作。 1956 年 9 月 10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上说：“对我最有益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本书中就学鲁迅的办法，‘报复，了一笔，批评那些骂‘狭隘经验’的人是错误的”。

鲁迅对革命运动内部滋长起来的洋八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新八股不仅“鸳鸯蝴蝶派”和低级庸俗的作家有，其余的人也有。“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只会‘辱骂’‘恐吓’ 甚至于‘判决’，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动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物，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11)鲁迅所批评的新八股是教条主义在文风上的表现。他的这种批评超乎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内的党八股深恶痛绝，把它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文风，列为延安整风的重要对象之一。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充分肯定鲁迅对新八股的揭露。为了反对“党八股”， 他还专门引了鲁迅的《答北斗杂志社间》的主要内容，并指出：“许多日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12)

中国有句俗话：“惺惺惜惺惺，好汉识好汉”。我想，毛泽东有和鲁迅同教条主义斗争的相似经历这一点，使得他在读鲁迅的著作时一定会感到他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三、两心相通之三：两人都严于解剖自己

鲁迅的笔，如毛泽东所说，“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13)，使敌人为之心惊胆寒。鲁迅是从旧营垒中过来的，他不仅无情地解剖敌人，而且也不断地解剖自己。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自己”(14)。又说：“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 (15)，正因为他不断地解剖自己，所以他能与时俱进，最后彻底背叛了自己原来出身的阶级，成了封建社会的贰臣逆子，向旧社会反戈一击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自 1918 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后，鲁迅在中国文坛上的声誉日甚一日。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中，鲁迅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的杂文，是匕首，是投枪，照现了时事，揭露了社会，为敌人所害怕憎恶。时入根据他对中国革命和文学的贡献， 称颂他为中国的高尔基。但他十分谦虚，感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自

己还要作更大的努力。对杂文，他说过：“他的杂文是在围剿中生长起来的。‘呜呼，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16)

中国共产党人在经过几次曲折，付出了血的代价后，选择了毛泽东作为自己的领袖。在很长的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40 年代，

在延安， 50 岁祝寿颇为流行。 1943 年，在毛泽东 50 岁之际，党内有人提议为他祝寿，并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不赞成。他在一封信中说：“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17)他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在 1945 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写进了党章，规定为全党指导思想。在“七大”的预备会上，他提出：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做急躁。他承认：自己也犯过错误。他还说：“我们大家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来的人，只有这样多的一点知识，这样大的一点本领。”(18) 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他建议不再用“毛泽东思想”，“八大”党章不再写“毛泽东思想”。小心谨慎的结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1956 年以后，尽管毛泽东的骄傲情绪在滋长，但他对鲁迅严于解剖自己

这一点还是很赞赏的。 1958 年 5 月，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写道：“从思想上政治上随时解剖自己，学鲁迅，看鲁迅全集。”在晚年， 他认为需要一点个人崇拜。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大搞造神运动，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对林彪的造神运动持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感到有此需要，以便打倒他认为的“右派”；另一方面，他又感到不安，认为林彪说的不符合事实，其用心可疑。 1966 年 7 月 8 日，他在致江青的信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林彪）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当然此时的毛泽东，由于对形势的主观主义的估量，头脑发热，无法做到严于解剖自己。这不能不说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从反面证明严于解剖自己的重要。不过，从毛泽东的信中可见，毛泽东主观上自认为：自己是有自知之明的，自己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自己的心依然是跟鲁迅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