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借冯友兰说起

冯友兰晚年致力于《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的著述。他实现了自己的宏愿。遗憾的是他只见到了前六卷（人民出版社出版），最后一卷即第七卷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期出版。这一卷直到他去世两年后才由香港中华书局以《中国现代哲学史》的书名印行。冯友兰在书的最后一章谈了“从中国哲学的传统看世界哲学的未来”。他认为，中国古典辩证法的特点是强调统一、和，未来世界是向着“仇必和而解”的方向发展的。为论证，他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古典辩证法加以比较。

他说：“客观辩证法有两个主要的范畴：一个是统一，一个是斗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认为，矛盾和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是把矛盾斗争放在第一位。”“中国古典哲学没有这样说，而是把统一放在第一位。理论上的这点差别，在实践上有重大意义。”接着，他又说：“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张载把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四句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①这四句中的前三句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也同意的，但第四句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这样说了。它怎么说呢？我还没有看到现成的话可以引用。照我的推测，它可能会说：‘仇必仇到底。’”②他又说：马克思、毛泽东是革命家，当然主张“仇必仇到底”。

紧接着，他讲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任何革命都是要破坏两个对立面所共处的那个统一体。那个统一体破坏了，两个对立面就同归于尽，这就是“底”。新的统治者的任务就不是要破坏什么统一体，而是要维护这个新的统一体。因此，“新的矛盾统一体”代替了“旧的矛盾统一体”之后，“仇必仇到底”的路线就转到“仇必和而解”的路线上。“客观辩证法的两个对立矛盾统一的局面，就是一个‘和’字”。“‘仇必和而解’就是客观的辩证法。不管人们的意愿如何，现代的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是照着这个客观辩证法发展的。”③最后，他说：“人是最聪明的，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④

“‘仇必和而解’就是客观的辩证法”，这是冯友兰对张载“仇必和而解”的一种新的解释和评价，是对自己原有观点的重大修正。在 60 年代初，他认为，张载、王夫之虽然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但没有认识到辩证法的根本点，那就是对立面的斗争。他们的“仇必和而解”是“阶级调和的反辩证法的理论”⑤。这种评价在那时十分流行，并非是冯友兰一个人独有的。在今天，有许多人仍持这种观点。如张岱年在专为《张载集》写的《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一文中说：张载看到了对立面的斗争，却认为一切斗争都必

归于和解。“这表现了他的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⑥冯友兰在经历了二十多年风风雨雨之后改变了自己原有的见解。我想，他的这种新的解释和评价是同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和评价相关联的。

冯友兰晚年肯定“仇必和而解”的思想在我国哲学界有一定影响。陈来认为，“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和”后面，还有一个道德基础，那就是仁。仁是人类共同的道德基础。中国文化是以“仁为体，和为用”，而西方文化缺乏和的精神，它只有强加于人的精神。他的结论是：中国文化在观念和价值上对 21 世纪人类所能提供的最大贡献首先是一个“和”字，是“以仁为体，和为用。”⑦

今年《哲学研究》第 5 期发表的郑国谦的《关于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一文，直接引用了冯友兰有关“和”的话，并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以统一体的存在为前提，“其基本规律只能是以和为本，这就导致了调和哲学”。世界要维持发展，人与环境所组成的统一体不能破坏，所以发展变化的规律只能是以和为本的辩证法。该文又说：“世界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都体现着以和为本的辩证法。”

笔者感到：“和的哲学”正在中国哲学界悄然兴起。“和的哲学”是对“斗争哲学”的一种回应，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种思潮。二、毛泽东讲“斗争哲学”

“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把“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当作毛泽东语录加以引用，其实，它并非毛泽东所言。它不过是毛泽东借用爱国将领邓宝珊的话。毛泽东曾在中共的两次重要会议上讲到“共产党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第一次是在中共“七大”。 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 作报告，在讲到党的独立自主路线和对国民党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时说：“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放弃斗争，只要团结，或者不注重斗争，马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斗得不恰当，不起劲，这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⑧邓宝珊（1896—1968 年）是同盟会会员。抗日战争时期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驻守榆林。 30 年代，唯物辩证法思潮席卷全国，成了全国哲学界主潮流。受此影响，邓宝珊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1939 年，他路过延安。毛泽东同他进行了长谈。谈话中，他对毛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此话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邓宝珊的说法是正确的。故他在“七大”讲话中肯定“斗争哲学”的提法。毛泽东的这一讲话一直没有公开过，所以在此后“斗争哲学” 无人提起。

毛泽东第二次讲“斗争哲学”是在 1959 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把彭德怀等的正确意见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对彭德怀等进行了错误的批判。8 月 16 日，他在一个材料上批写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

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有所不同罢了。”“文革”中这一批语广为流传。林彪、江青一伙大肆鼓吹“斗争哲学”，为其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历史已表明：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所采取的政策是正确的；而毛泽东对彭德怀等的批判和“文化大革命”则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应究竟如何评价“斗争哲学”的说法呢？笔者认为，在评价时我门应将哲学理论与政治实践作适当区分。因为从抽象的哲学理论到具体的实践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中间环节。理论上的正确并不能保证具体实践上一定成功。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实践上的正确，成功，就简单地肯定“斗争哲学”。也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就简单地否定“斗争哲学”。而是应对“斗争哲学”本身作理论上的分析，看看它是否真有道理。

毛泽东讲“斗争哲学”不是无产阶级发明而是历史上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发明的。这种说法符合历史。在西方，“斗争哲学”可追溯到古希腊奴隶主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赫氏素有辩证法奠基人之称。赫氏认为：“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而产生的。”“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⑨可以说，赫氏是“斗争哲学”名副其实的创始人。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引了上述赫氏的话（译文与今天略有不同）。 1938 年，毛泽东在读李著时注意到李达有关赫氏辩证法思想的叙述，写了很长的批语。在批语中，他还摘引了“斗争是万物之父”、“斗争随处都有，真理不是和”等赫氏原话。

当然，毛泽东“斗争哲学”的思想并不来自于《社会学大纲》，来自于赫拉克利特，而是来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来之于时代精神。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达尔文进化论传入我国，风靡思想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大力提倡斗争精神，坚决反对调和论。他说：国人须知，奋斗乃人生之天职。“世界一战场，人生一恶斗，一息尚存，决无逃循苟安之余地。”⑩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的李大钊也说：“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11)受时代精神的感染，血气方刚的青年毛泽东提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要毁旧宇宙，得新宇宙，立志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己任。

在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以阶级斗争观察中国社会，全力投入社会革命。在 30 年代，他在学习、研究辩证法时十分重视列宁的“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相对的”的论断。他认为：“辩证法的本质是矛盾的斗争问题”。“对立的统一性不是（辩证法的）本质，对立的斗争（是）。” (12)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强调斗争是十分自然的。不唯毛泽东如此，马克思也很崇拜斗争。他的女儿问他：“您认为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他回答： “斗争！”这已是人所共知的。 1880 年，美国一记者在英国兰兹格特海边采访马克思。记者问这位革命家和哲学家的问题是：“人生的最高法则是什么？”马克思望着咆哮的大海用深沉而严肃的语调回答：“斗争！”(13)列宁也曾说过：他的命运就是连续不断地战斗。

“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相对的”，这是客观的辩证法。因

此，讲辩证法，讲矛盾，讲革命，就得讲斗争，离开了斗争，就无所谓辩证法，无所谓革命。当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强调斗争的绝对性时，并不忽视同一性，毛泽东在讲“斗争哲学”时，并不忽视和、团结的重要性。下面就来谈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