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改造哲学体系意见的浅析

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体系，一直是毛泽东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他在 1937 年编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就指出，现在中国许多辩证法的书，不是错误，就是写得不好，或不大好，使人望而生畏。他自谦他说，自己的这个讲义也是不好的。他有一个志愿，希望自己将来有可能写出本好书，但要依研究的情形才能决定。其后，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写出了许多充满哲学色彩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杰出论著，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繁重的领导工作，他不可能像专门的哲学家那样去著述教科书式的专著，以实现自己的志愿。不过，他一直在思考着哲学体系的改造。他在 1965 年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明确提出：希望搞哲学的人，深入实际，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在当前开展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讨论中，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有关改造哲学体系的意见，不是绝无裨益的。一、哲学体系要反映时代的需要和民族的特点

历史上的各种哲学学说，表现着一定时代、阶级的需要，反映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历史阶段。哲学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要向前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这是毛泽东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的一个基本看法。

60 年代初，他在谈到任何哲学都是为当前政治服务的时候说，资产阶级哲学是为当前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有新的理论家，写出新的理论来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他举例说，英国曾经出现过培根和霍布士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 18 世纪又出现了百科全书派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青。他还进一步指出，并不因为有了英国资产阶级唯物论就不要法国的；并不因为有了英国、法国的，就不要德国和俄国的。他又说，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更要密切地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对于我国来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毛泽东的这些话，虽然谈的是哲学为政治服务的一般道理，但它对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造是下无启发的。它启示我们：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造并不是要否定或改变它的基本原理，而是为了让它汲取当代最新的认识成果，更能适应当前时代的需要，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第二，哲学体系不仅要反映时代的需要，而且还要反映自己民族的特点。

上述道理，好像是哲学工作者们都懂得的。可是，在探讨哲学体系改造的时候，不少同志却往往忽视这个平凡的真理。

如，前几年，不少文章在论述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造的必要性时，主要是指出现行的哲学体系存在着层次不清（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列），门类不全（缺少自然辩证法和辩证逻辑）、掺进了一些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逻辑结构不严密等等缺陷，而很少有文章指出，现行哲学体系的根本缺陷是内容陈旧，没有反映

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中国现行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是由苏联 30 年代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演变而来的，虽然其中增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内容，但从总体上看，它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苏联 30 年代体系的框架。它仍然按辩证唯物主义（其中又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部分讲。从某些局部来看，情况也是如此。最明显的是辩证法范畴。现在许多教科书，只是沿袭苏联 30 年代教科书所讲的原因与结果、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必然与偶然、可能与现实等几对，而没有增加新的。全体与部分，这本来是一对很古老的哲学范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对这对范畴作了杰出的运用。这对范畴也是系统论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现实生活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可是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因囿于 30 年代以来形成的传统观念，一直将它排除在外。

再如，现在许多讨论哲学体系的文章主要是在争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究竟有哪些部分组成以及它们之间的层次结构。有的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由辩证唯物主义总论和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认识辩证法和思维辩证法等分论组成。有的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此相反，有的文章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有的文章继续赞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部分组成，如此等等。许多文章立论的主要依据是恩格斯怎么讲，列宁怎么讲，毛泽东怎么讲。有的文章试图按照恩格斯的哲学体系或列宁的哲学体系来构造新的哲学体系。我认为，在探讨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时，当然要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请教，弄清他们对哲学体系的见解，上述问题的争论也是必不可少的。但仅仅停留于此是非常不够的。现在许多文章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探讨时代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哪些新成果，以及哲学如何去总结概括这些新成果上，没有注意现在时代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哪些新的需要和挑战。这不能不说是前一段哲学体系讨论的一个不足之处。

现在时代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哪些新成果、新需要，提出了哪些新挑战，这是需要大家共同探讨的，我对此无多大研究。不过，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情况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从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俄国、中国等国家里，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积累了建设新社会的丰富经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力地证明了包括哲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是科学真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引以自豪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不灵了”等等说法，都是无稽之谈。但也毋庸讳言，在建设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出现过巨大的挫折和失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在某些方面不如有些资本主义国家。造成这种挫折和失误有极为复杂的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从理论上讲，这与本世纪 30 年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有关。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尊重自己的伟大导师和领袖，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这是优点。没有这种优点，革命不可能胜利。但由于不能正确地发挥这个长处，致使这种优点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缺点。马列本本上没有讲的，革命领袖没有讲的，甚至上级机关没有讲的，一般的人不能讲，也不去想。这种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禁铜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地束缚着人们去探索社会和自然的奥秘，妨碍了认识和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

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给人们以智慧，使人聪明。可是最近几十年新发展起来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未来学等新学科，大多先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搞起来的。我们的哲学固然应对成功的经验加以总结，对失误和挫折，也应进行深刻的反思。这种失误和挫折，这种普遍存在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与我们长期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没有关系，这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值得严肃地加以思考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严肃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决不会丧失它原有的客观真理，失掉的只是套在它身上的教条主义锁链，使它更加朝气蓬勃的发展。

二是，我们正处于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时期。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管理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的巨大变化，更加明显地展示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未来社会美好的前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大大提高了人类的认识能力，扩大和加深了人类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认识，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化。如，以前我们讲认识论，历来不讲认识工具。但是，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人类将愈来愈把“机械思维”交给“电脑”去执行，使人脑从繁重的“机械思维”中解放出来，更好地从事辩证的创造性思维。现实问题愈来愈复杂，有些大系统包含有上千个、上万个变量和约束条件，需要处理大量的信息，单靠人脑是很难解决的。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实践的发展，作为人脑延伸的“电脑”将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不可缺少的认识工具，将引起认识方式上的巨大变革。又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是我们永远必须坚持的。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社会生活日益丰富和日益复杂，信息量的急剧增加，仅仅依靠原有的经验型决策方式来领导现代化建设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利用信息技术，建立起一个以计算机网络为中心的国情、国势的科学决策系统，为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进行模拟实验和预测。这就有一个把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问题。再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学科的发展，大大加深和扩大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像系统与要素、结构与功能、信息与反馈等具有普遍的认识意义的范畴，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得到阐述。

毛泽东在 60 年代初就说过，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是不行的。社会生活发生的急剧变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革命的突飞猛进，使得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显得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这正是哲学体系改造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哲学体系不仅要反映时代的需要，努力做到现代化，而且还要反映本民族、本国家的特点，努力做到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普遍的意义。否认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但它一定要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生命力。今天，世界各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情况以及所面临的任务是各不相同的。各国的哲学、文化传统也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各个不同国家所要建立的哲学体系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如果有人企图将自己的体系奉为绝对权威，视为正宗，别人都得照抄照搬，否则就是异端邪说，那是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长期以来，我国哲学界在哲学教科书的体系上，缺乏自己的独创性。毛泽东对此是不满的。他批评我国

不少哲学工作者搞的是“洋哲学”，希望能写出适应我国需要的新著来。我们在探讨哲学体系改造时，一方面要善于吸收和借鉴国外哲学研究的新成果，不能夜郎自大，闭目塞听；另一方面，又不能照搬别人的体系，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需要从很多方面努力。我认为以下三方面是不可缺少的。

第一，要反映当代中国实际需要。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最大的政治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的哲学是为这一总目标服务的。为此，应当加强对四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哲学原理的研究和阐述。

第二，要充分反映毛泽东哲学思想（包括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进一步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做出哲学上的总结和概括。十年“文化大革命”，教训异常深刻。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哲学思想中存在的缺陷。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改造现行哲学体系不可缺少的一环。

第三，汲取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哲学思想中的精华。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史的总结。但实际上，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对欧洲哲学史的总结。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有责任将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哲学遗产加以科学总结，把它的珍品加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中去。在这方面，毛泽东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特别注重哲学体系内容的改造，这是很自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体系形式的改造不重要。现行的哲学体系结构不合理，逻辑不严密。根据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同一的原理，按照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由抽象到具体等原则，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丰富的内容组成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无疑是改造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应将哲学体系内容的充实、革新和形式方面的改造结合起来，使改造后的哲学体系既有丰富的新内容，又有合理的新形式。

总之，“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①。因此，我们决不能去追求建立一个绝对完满无缺的、适用于一切时代和民族的哲学体系，而只能希求建立一个适合当代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衡量我们所建立的哲学体系的价值，不在于看它是否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体系完全相同（时代不同了，即使把他们的体系搬到今天也是不行的），而在看它是否满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所以，我们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造时，应着力去研究当前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新需要，去总结社会实践和人类认识的新经验、新成果，去汲取中国哲学史的珍品，将哲学体系的改造同哲学的现代化、中国化统一起来，把它们看作一件事，而不是两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