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年时期的毛泽东论孔夫子

毛泽东少年时代受的是传统的封建主义教育，八岁入家乡的私塾，读“四书”“五经”，共六年， 1911 年离开家乡到省城长沙求学，大大开阔了视野，读赫肯黎的《天演论》、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卢梭的《民约论》等反映十八九世纪西方资产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成就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由封建主义者转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关于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相信孔夫子的情况迄今无发现留下什么资料，只好阙如。

毛泽东在转变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后对孔子取何种态度，是继续相信孔夫子呢，还是和同时代的许多进步青年一样抛弃了孔夫子呢？从留下来的大量早期文稿看，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代还是颇为崇信孔夫子的。

在新文化运动中，毛泽东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也很崇拜陈独秀，但在对孔子的态度上，他与陈独秀有明显不同，孔子在他心中依然是圣人。他在 1917 年 4 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论述体育之重要及怎样开展体育运动。该文提倡的完全是新思想，可文中却大量引用《论语》、《礼记》、《孟子》、《史记》等古代文献中的典敌、成语。他称孔子为圣人，赞扬孔子讲卫生、重体育。

1917 年 11 月，毛泽东主办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学。在他主持的夜学开学仪式上师生还向孔子像行三鞠躬礼。

以上言行足以说明，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孔子的崇敬态度。这与当时开展的猛烈的批孔运动形成鲜明对照。

受时代潮流的推动，毛泽东如饥似渴学习西方新思想，尖锐批判中国旧

思想、旧道德，希望以新思想、新道德来洗净国民头脑中的旧思想、旧道德。与陈独秀不同的是，毛泽东继续推崇国学。他主张：“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②。他认为：就学问来讲，“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③1916 年 2 月 21 日，他为学友萧子升开了一个国学书目，其中“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他说：“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④ 青年毛泽东身体力行，经、史、子、集，无不勤奋苦读。

青年毛泽东认为改造中国“宜从哲学伦理学入手”。在他看来，哲学是探讨宇宙大本大源的学问，要是人能得大本大源，就成了圣人。故他提出“普及哲学”的治国之道。他说：“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普及哲学”，可使“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⑤。可见，青年毛泽东的理想社会及其实现的途径无不受到孔子的影响。

在宇宙观上，青年毛泽东更多地是倾向于中国传统的心学。他认为宇宙之本原是宇宙之真理，而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之心中。毛泽东的唯我论的社会作用与传统的心学不同，它强调个性解放，实现自我，具有反封建、反教条的革命意义。

孔子主张智、仁、勇。《礼记·中庸》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毛泽东将智、仁、勇三者并举，改造为德、智、体三育并重。1916 年 12 月 9 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⑥毛泽东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既吸取了西方现代的新思想，又改造继承了中国古代孔于的思想。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贯穿于毛泽东的整个一生。

在学习方法上，毛泽东颇受孔子的启发。他认为，孔子所说的“博学于文”，孟子所说的“博学而详说”，是“天经地义”的，是“学者之所宜遵循”⑦的。他反对拘于一家一派之言，主张“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毛泽东博览群书，对各种学说，“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⑧。

在生活上，青年毛泽东也有受孔子影响的地方。孔子赞美自己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从毛泽东所记的《讲堂录》中可看出，他的老师以此来教导自己的学生。受此影响，毛泽东“身无分文”而“心忧天下”。在生活上，他主张节俭，反对奢侈。他不屑与追求生活享受的人交往。

在长沙求学时代，毛泽东受孔子及儒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从早期文稿看，在形式上，国学占主导地位，因为文槁中大量引用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但从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实质讲，占主导地位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孔子主张三纲五常，毛泽东主张个性解放，形成了“性不受束缚”的鲜明个性。孔子主张中庸，毛泽东主张抵抗、斗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要“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毛泽东身上无一点“温文尔雅”的儒者气像。所以，我认为，中学虽然在青年毛泽东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它不起主导作用，起主导作用的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青年毛泽东的这种思想状况与他的恩师杨昌济有密切的关联。杨昌济先后留学日本、英国、德国近十年。他主张“合东西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他服膺孔子，认为孔子之道乃“国民自古传来之精神的财产，固不可不珍重而保守之”。基于这种认识，他本人在讲修身课时编了一本《语论类钞》作讲义。他提倡以资产阶级的新眼光去研究国学。从形式上看，杨昌济的中学气息很浓，但其思想实质则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老师的这种思想状况直接影响到敬重他的学生。

青年毛泽东对孔子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是在他第一次到北京后。 1918 年夏，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8 月，因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事直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当一名助理员。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各种西方思潮在校园里竞相传播。毛泽东在李大钊指导下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参加哲学会和新闻学会，尽量了解各种新学说。从长沙到北京，使他又一次开拓了视野，“思想越来越激进”。1919 年 4 月回到长沙。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他全力参与并领导学生运动，再也无暇去读经、史、子、集。1919 年 7 月，他在由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四则揭露康有力等人尊孔丑行的短评。这是他早期文稿中最早的批孔文字，标志着他思想中孔子的权威已被否定，他在

《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1919 年 7 月 21 日）一文论到学会章程中“自由讨论学术”一条时说：“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⑨

总之，毛泽东从主办《湘江评论》起，我们在他的文稿中已很难见到再有恭维孔子的话了，也很难见到引用孔子及儒家的语录。当然，这并不是说，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已完全从青年毛泽东心中抹去了。他在《问题研究会章程》（1919 年 9 月 1 日）中将“孔子问题”列为研究问题之一。1920 年春，在第二次由北京取道上海回长沙的途中，他虽然一文不名，但还是下了火车，到曲阜拜谒孔子故里和坟莹，凭吊古代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