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批评“反胃进”刽“大跃进”

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一穷二白”。如何迅速改变这种落后面貌，如何使社会主义制度获得一个牢固的物质基础，这是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在 1955 年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出现后不久，毛泽东已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问题。

1955 年 9 月、 12 月，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两篇序。两篇序之间的时间问隔虽短，但却反映出毛泽东思想上的重大变化。第一篇序言的中心是批判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保守，批评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所谓“反冒进”。他在第二篇序言中则认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已解决，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的速度也已解决，因此，原来“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新写一篇。”①他说：现在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②

在写第二篇序言之前一个月，即 11 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业十七

条》，规定 1967 年粮食产量达一万亿斤。随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以农业发展的战略构想为动力，强调在各项工作中反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迅速建成社会主义。他指出：“八大”的准备工作应以这一内容为中心，迎接“八大”，开好“八大”。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想为党中央所赞同。第二年 1 月 14 日，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公布了这一设想。在这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讲话的重点不是知识分子问题，而是讲两种领导方法，是讲慢一些、差一点的领导方法，还是快一些、好一些的领导方法。他讲话的主要锋芒是批评右倾保守。但同时也指出：计划一定要建筑在有根据的基础上，不然又要搞成盲目性。现在有些同志头脑已经有些发热，不敢实事求是，怕右倾机会主义帽子难听。

反右倾保守的结果，出现了急躁冒进。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较早觉察到经济建设中冒进的危险，接连提出要防止冒进。他在 1956 年 5 月 11 日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说：“事情开始做，不要急。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在 6 月 5 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我们的预算应该放在可靠的基础上，“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保守，也反对冒进。”在 6 月 12 日的会议上，针对有人

不同意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思想，周恩来又一次作了说明，指出：去年 12 月以后冒进就冒头了。现在已经不是预防冒进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6 月 20 日，

《人民什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

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毛泽东对这篇社论十分不满。社论送给他看，他批了“不看”二字，事实上他并不同意社论的观点。经过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的努力，冒进的错误得到了纠正。中共“八大”坚持了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1956 年 10 月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的注意力曾一度转到国际国内的政治问题方面。反右斗争高潮过后，他虽然错误地重新肯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他的注意力仍转回到经济建设上。1957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批评反冒进。他说，过去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毛泽东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思想也受到赫鲁晓夫的启发。赫鲁晓夫在 1957 年 5 月声称在最近的将来（最迟不超过 1961 年）苏联要在牛肉、黄

油和牛奶的人均产量上超过美国。 1957 年 11 月 6 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在以后的十五年中，苏联不仅能够赶上，并且能够超过美国目前的重要产品的产量。受赫鲁晓夫的影响，毛泽东找英国加以比赛。他在 11 月 18 日的莫斯科会议上讲，赫鲁晓夫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得到中共中央的赞同。 1957 年 12 月 2 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公开宣布了这一设想。

毛泽东从 1956 年的反冒进中感到他的大跃进、高速度的指导思想在党内

外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甚赞成。为了排除阻力，毛泽东反复批评 1956 年的反冒

进。他在 1958 年 1 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讲： 1955 年 12 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是偶像崇拜也好，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他严厉地指责，反冒进的同志距离右派只有 50 米远了。他提出，以后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认为“反冒进”是政治问题，是一个时期内的方针性的错误。他承认党内反冒进的人，心是好的，要搞社会主义，忧国忧民。但他又把反冒进的思想方法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方法。他批评反冒进的讲话，使南宁会议空气紧张。

在 3 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不止一次地批评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的好，还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的好。

同年 5 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大二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的主题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做的创造精神。他继续批评右倾保守。刘少奇在会上代表党中央作了工作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思想，他指出：整风反右的胜利，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形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思想大解放，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跃进。他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形成的过程和条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抽象地看，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并不错，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普遍愿望。总路线基本点所包含的一系列并举的方针也是正确的。但仔细分析，便可发现，总路线忽视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八大二次会议后，急于求成的冒险主义急剧发展。6 月份提出 1958 年的钢产量比 1957 年的 535 万吨翻一番达 1100 万吨。在农业生产方面，出现了

明显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6 月初召开的华东地区农业协作会议提出：今明两年华东地区的粮食产量要达到平均每人每年 1000 到 1500 斤，并认为在今后三年到五年内使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二千斤是完全可能的。这种高指标是同浮夸风、说假话相联系的。

1958 年的夏天，报刊上不断刊登“高产卫星”的消息。《人民日报》于

1958 年 8 月 1 日报导湖北省长风社早稻亩产 15000 斤；8 月 9 日报导福建省

花生亩产 4200 多斤；8 月 10 日报导安徽省高丰社早稻亩产 16000 多斤；8

月 12 日报导福建省花生亩产 8275 斤；8 月 13 日，以通栏套红大字报导湖北

省“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 36900 多斤”，同时又报导福

建花生亩产 10500 斤。“卫星”比着放，谎话比着说，反正我要比你高。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在党报上大量报导这些假的“卫星”，破坏了党

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而且还在于许多领导人竟相信这种天方夜谭的高产纪录。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也写道：“在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多 89 增长，更加促进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③

1958 年 8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正式作出了两个

重要的决定：一是 1958 年的钢产量比 1957 年翻一番，达 1070 万吨，号召全民炼钢铁；二是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这次会议后，一个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冒险的试验在全国城乡迅速地开展起来了。

由于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的批评反冒进，使得中央领导核心中没有人能像在 1956 年那样起来抑制他的非常明显的冒进。1959 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说过：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了脚，如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也会站住脚的。恰巧是那次批恩来他们那一部分的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在 1955 年以前，毛泽东提出过“既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也反对保守主义的主观主义”④。他甚至还说过，“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⑤但 1955 年以后，一个劲地批评反冒进，一个劲地反右倾保守，再也不提反对冒进的主观主义，再也不提防“左”，结果出现了大跃进、大冒进。在北戴河会议前后，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许多领导人头脑发热，陷入浪漫的幻想。在北戴河会议上曾设想 1959 年的钢产量要比计划中的 1958 年的 1070 万吨翻一番还多，达 3000

万吨，粮食产量要达 8000 亿斤至 10000 亿斤。 1960 年的钢产量为 5000 万

吨，粮食为 13000 亿斤。到 1962 年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钢产量要达 8000

万吨至 1 亿吨，粮食达 15000 亿斤。工业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52.9

—57％，农业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28.5—30.7％（见《关于 1958 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修改稿）》）。9 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武汉对王任重说：“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一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天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⑥

这里有一个问题，十五年赶上英国的战略目标和许多打破常规的高指标是怎样提出的？是根据对现有经济状况作出科学的分析基础上提出的，还是

光凭主观的经验、直觉、意志、愿望提出的？看来是后者。这里不妨以钢产量的指标变动为例加以说明。1957 年我国钢产量为 535 万吨， 1958 年的成

都会议通过的 1958 年的计划指标是第一本帐（即公布就必须完成的）为 625

万吨，第二本帐（即不公布的争取完成的）为 700 万吨。这已是够大跃了。毛泽东对此还不满足。6 月的一天，当时的冶金部长向他汇报工作，说今年钢产量可达九百万吨。毛泽东说：干脆一点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于是 8 月的北戴河会正式作出翻一番的决定。不过，他当时心中也无把握，

不踏实。他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因为 1958 年的时间已过了大

半，截止到八月底，只生产 450 万吨钢。他感到翻一番的目标很可能完不成。

这次会议决定 1959 年的指标为 2700 万吨，争取达 3000 万吨。到了同年 12

月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感到 1959 年钢的指标太高了，改第一本帐

为 1800 万吨，第二本帐为 2200 万吨。在 1959 年 4 月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

仍然感到指标过高，降为 1650 万吨。会后，又委托陈云就落实钢铁指标进行

研究。到 8 月的庐山会议最后定为 1200 万吨。钢的指标的确定不是建立在对国民经济和钢铁工业现状的科学分析基础上的，而是凭主观的感觉，感觉到指标大高，无法完成，只好一降再降。应当承认， 1958 年冬至 1959 年夏，工业上过高的指标有一定的压缩，但庐山会议错误的反右倾，结果“左”的思想又再度滋长， 1960 年的指标仍订得很高。 1960 年工业生产比 1959

年增长 29％，钢产量为 1800 万吨。直到 1960 年冬，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无法搞大跃进。大跃进的冒险试验不得不被迫中止，转入调整时期。

大跃进搞得轰轰烈烈，除去浮夸部分，工业（主要是地方工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钢铁、机械、交通等基础工业的建设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总的来看，大跃进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使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使人民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大跃进的最直接最明显的后果是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不得不作出大幅度的调整。粮食产量 1957 年为 3900 亿斤， 1958 年为 4000 亿斤，

1959 年为 3400 亿斤， 1960 年又降至 2800 亿斤，直到 1964 年才达到 3880

亿斤，接近 1957 年的水平。钢产量 1958 年为 1070 万吨（合格的好钢为 800

万吨）， 1959 年为 1387 万吨， 1962 年降至 667 万吨。社会总产值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年）平均每年增长 11.3％；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

—1962 年）则为—0.4％。年人均粮食 1957 年为 406 斤， 1962 年为 329

斤， 1965 年为 365 斤，还没有达到 1952 年的 395 斤的水平。人祸加上天灾，农业生产严重破坏，人民吃、穿、用非常困难。人的体质普遍下降，不少人患浮肿病，有些地方发生非正常死亡。据《全国统计年鉴》资料， 1959

年全国人口为六亿七千二百零七万人， 1960 年不仅没有增加，相反减至六亿六千二百零七万人，净减一千万。1961 年又减至六亿五千八百五十九万人，净减三百四十八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1957 年为 23. 22％， 1958

年为 17. 24％， 1959 年为 10. 19％， 1960 年为—4.57‰， 1961 年为 3.78‰。1962 年经济状况好转，上升为 26.99‰。这一人口的波动并非计划生育的结果，纯粹是由经济波动引起的。

面对严重的局面，毛泽东的心情是很沉痛的。为了渡过难关，他在 1960 年提出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据他身边的卫士们回忆，有时他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他两腿浮肿，七个月没有吃一口肉。周恩来劝他为了党的利益吃一口肉，他回答：“你不是也不吃肉吗？大家都不吃。”党中央领

导同志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大跃进的主观动机是美好的、善良的，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有什么不好。问题是违反了客观规律，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加快建设速度，反而严重阻碍了经济建设的发展，不仅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反而带来了灾难。这一教训是深刻的。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看来近似乎荒唐可笑的大跃进呢？这是需要从多方面加以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