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辩证法理论》评析

弗朗西斯·苏的《毛泽东辩证法理论》是西方在 80 年代出版的较有价值的一本著作。1983 年，中央党校的同志将该书翻译内部印行。《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上选登了一部分。这里做一点评介。

作者弗朗西斯·苏是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教授，曾在中国和西方就学。从书中看出，此人很可能是华人，对中国哲学有相当了解。该书于 1981 年由荷兰的雷德尔出版公司作为 sovietca 丛书出版。sovietca 丛书是一种带国际性的丛书，它是瑞士弗里堡大学东欧研究所，波士顿大学东欧、俄国和亚洲研究中心和慕尼黑大学政治理论和哲学研究会三者的联合出版物，由 j.M. 博琴斯基于 1959 年创办（此人 50 年代写过一本《苏俄辩证唯物主义》），

至 1981 年丛书已出版了 40 多部书，“论述了马列主义这个当代哲学舞台上颇有影响的思想、流派的起源、发展以及它的性质”。用我们的话说，它是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丛书。出版公司在介绍《毛泽东辩证法理论》一书时说：“近一百年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各种思潮中，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争论无疑是最多的。《毛泽东辩证法理论》一书研究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辩证法理论，是试图从哲学上探讨这个复杂的问题的第一本书”。这本书出版后，一些杂志为之作广告、写书评、在西方理论界有一定影响。

作者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比较文化分析法。他称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反映综合法”。他认为，毛泽东的大部分著作基本上是政治性的、论战性的。本人并没有系统地制定其辩证法理论，因此，作者“不得不去理解、筛选、综合重新整理散见于他的著作中的辩证法思想，并以最终系统的结构形式加以阐述”，他把自己的研究活动归纳为：“理解”、“分析”、“综合”、“重新整理”和“评价”。

全书共六章，第一章“毛泽东其人和他的时代”，讲背景。第二章，“毛泽东的方法论和出发点”，介绍毛泽东的“综合实践方法”的方法论。第三章，“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介绍毛泽东的“矛盾概念”和“辩证法理论”。第二、第三章都是经过他整理的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介绍，无多少评论。第四章，“毛泽东的方法论”。作者通过与中国哲学史的比较，评价毛泽东的方法论。第五章“对矛盾论概念进行哲学评论”，通过与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的比较，评价毛泽东的“矛盾概念”。第六章，“对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的哲学分析”。最后有一个结论，评价“毛泽东作为哲学家的地位”。作者的态度是严谨的，所引用的毛泽东的言论绝大多数出自我国公开出

版的毛泽东著作，对毛泽东理论的理解也基本上符合毛泽东的本意，评价总的来说也较为客观，书中并无攻击性的言辞，有的观点我们不能同意，但读了有一定启发。一、毛泽东的方法论和出发点

作者认为毛泽东的方法论是“活学”“活用”。他所说的“活学”“活用”和林彪所讲的“活学活用”是两回事。他把“活学”“活用”解释为： “活的学习和活的运用”，或“根据存在着的情况灵活地分析和灵活地运用”，或“根据存在着的情况具体地分析具体地运用”。他在引了毛泽东著作中五条有关“活学”的语录（主要内容是批判教条主义，讲理论联系实际）后指出：毛泽东强调学习任何东西，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抱着灵活又批判的态度，“避免盲目地把一切照搬到中国的教条主义态度，而采取‘用脑筋

想一下，学习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关于“活用”，他也引了毛泽东著作中六条语录。他认为毛泽东强调要灵活地运用所学到的东西，“灵活性”是做到活学活用的“关键”，是毛泽东方法论的“精华”。他说：“十分清楚，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所表达出来的有关按照具体的社会和历史情况而采取适时和适当的办法的思想，给了我们一把从原著去理解他的方法论的来源的可靠的钥匙”。他的这种观点与我们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的说法大体是一致的。

接着他综合出毛泽东的方法论有四个基本要素（或特征）：

第一个要素是“综合的观点”，“这个观点遵循‘全体——局部——全体’的研究方法”。

第二个姜素是“历史的观点”，“这个观点遵循‘过去——现在——将来’的研究方法”。

第三个要素是“具体的客观性”，“遵循‘客观——主观客观’的研究方法”。

第四个要素是“实践逻辑的观点”，“遵循‘实践——理论——实践’ 的研究方法”。

这就是所谓四个三重运动。他根据毛泽东著作对各个要素分别作了介绍。他认为，人们如果采用了这四种研究方法，“那么他的方法必定是灵活的和能动的”。他说，按照以上的解释，可以把“活学活用”译为“综合的实践”，其中“综合”指的是“全体——局部——全体”和“过去——现在

——将来”，而“实践”指的是“客观——主观——客观”和“实践——理论——实践”。

接着他考察了毛泽东辩证法理论的出发点。他说：“毛泽东的出发点是唯物辩证法，是建立在他的‘社会实践’的概念的基础上的”。他从正反两方面说明这一点，讲了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

作者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方法论的呢？他认为：“毛泽东的‘综合实践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点毫无争论”。“灵活性”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列宁首创和运用的革命方法。毛泽东综合实践的说明充满了“实践”、“辩证法”、“上层建筑”这类马克思主义的述语。针对有人认为（他称之为一种公众舆论认为）“综合实践”既然是马克思主义，那它也是反中国式的观点，作者将毛泽东的方法论与“中国哲学的方法”加以比较。为此，他专门写了“中国哲学的方法”一节。他认为“中国哲学的方法”或“中国的思维方式”具有四个特点：（1）“综合”，强调整体而不是部分，强调和谐而不是对立；（2）“直观”；（3）“历史的方法”；（4）“实践”。他说：“毛泽东的思维方式无论从内容还是效果来说，都是地道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和中国式的并非矛盾。作者对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特点的分析、概括是否恰当，这里姑且不论，但他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思维方式“深深地牢固地扎根在文化的土壤里”，“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式的”这一结论是可赞同的。

作者认为毛泽东的综合实践的有些方法与“西方哲学所理解的现象学的方法的本质大体上一致的”。这种观点笔者难于苟同。

作者最后认为，毛泽东的方法沦有“两个困难”，一是“极难理解。更难运用”，因为毛泽东对如何使用没有任何具体明确的指导，而只是建议你深入具体情况中去研究，取得经验，发现解决的方法。因此，作者认为：“只

有少数人能正确应用毛泽东的综合实践，处理社会发展中各种复杂的事件或问题”。二是有局限性。他认为毛泽东的方法论“在处理与人和社会有关的具体事件和问题时，证明是极为有效的和现实的。但在处理自然界中抽象或形而上学的问题时”就难以适用。作者否认毛泽东方法论的普遍意义是不对的。

总起来看，作者对毛泽东方法论的介绍和分析大体上是正确的。他把毛泽东的方法论归结为四个三重运动，特别强调其中的灵活性，这对我们从另一种角度去研究毛泽东的方法论有一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