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革命时期的毛泽东论孔夫子

1920 年是毛泽东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共产主义者的一年。这时，他虽然致力于新思潮的比较研究，但在思想原则上他依然十分明确：西方文明必须与我国文明相结合。1920 年 3 月，他在一信中写道：“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又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⑩毛泽东的这些话表明他是以辩证的态度来对待中西文明的，预示着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

在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对孔子采取什么态度呢？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不言而喻，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对维护封建制度的孔子之道持批判态度。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充分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旧教条方面的巨大历史功绩。他激烈批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提倡尊孔读经的反动主张。1940 年，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会年会上作了《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的报告。毛泽东称赞范的报告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并指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

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撅，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11)。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是否就全盘否定孔子了呢？不是的，

请看事实：

1930 年 5 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批评有的干部“才力小干不了” 时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

1936 年 12 月 28 日，他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中引用孔子的“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话，要求蒋介石兑现在西安事变时答应的诺言。

1937 年 10 月 19 日，他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上讲：“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这显然是在肯定的意义上称孔子为封建社会的圣人。

毛泽东在抗大的多次讲话中更是从正面讲到孔子。1938 年 5 月 21 日，针对一些人不安心当教员这一点，毛泽东在抗大干部会上说：黑格尔是马克思的老师，此人似乎当了一世教员。我们中国的孔夫子起初做官，以后撤职，大概就是当教员当到死吧！我们要学习黑格尔，学习孔夫子。我们三四百人，可否出几个孔夫于，出几个黑格尔呢？又说：孔夫子是个圣人，几千年只此一个。

1938 年 7 月 9 日，他在抗大讲话中说：“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他的志向。但是为什么当时的孔夫子不作共产党呢？那是当时的老百姓不要他作共产党而要他作教书先生。而今天的老百姓则要我们作共产党了。”毛泽东的这些话。表明，孔子作教书先生是时代的需要，老百姓的需要。

当然，在教育上，毛泽东也有批评孔子的地方。 1939 年 4 月 24 日，他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孔子虽然是圣人，便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耕地。人家问孔先生耕地种菜怎么做？他说不知道，去问耕田的人，去问种菜的人。”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他又说了相类似的话。

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研究理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的任务。他在谈到研究历史时指出：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提法，表达了毛泽东对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所占重要地位的肯定。在此次讲话中，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要求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同中国现实的革命运动相结合，而且要同中国的历史实际、同中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使之具有中国的作风和中国的气派。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从肯定意义上引用孔子话的地方甚多。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孔子的全面评论集中在 1939 年 2 月致张闻天

的两封信中。在毛泽东研究历史的号召下，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陈伯达写了有关墨子、老子、孔子哲学思想的文章。毛泽东很重视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当时的中宣部长张闻天写了两封信。毛泽东肯定陈文“大体上是好的”，对不足之处提出了修改意见，主要有：

（一）孔子的“正名”理论，“作为哲学的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

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

（二）在封建社会是“移孝作忠”，而不是“移忠作孝”。

（三）“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的斗争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孔子的“中庸”没有发展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四）“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欢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据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仁’这东西在孔于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在此以后，毛泽东对孔子的道德论进行多次批判。孔子主张“仁者爱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批判了抽象的“人类之爱”。孔子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信中指出：在阶级社会阶级之间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他还在一些文章中批评了“仁政”。

（五）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基本上是形而上学的，但也“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关系的说明。”

（六）孔子在普及教育上有功绩。(12)

陈伯达在文章最后总结性地写道：“孔子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支配阶级在精神上最完满发展的正宗代表，同时也是中国唯心论哲学的开山大师。”“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有其划时代的功绩，其在我民族精神事业上的贡献是不能掩盖的。”毛泽东是赞同这种评价的。

毛泽东对孔子的肯定是有原则的、有分寸的。关于“中庸”，艾思奇原认为是折衷主义的，但在 1939 年改变了原来的观点（这很可能是知道了毛泽东致张闻天信后引起的），认为“中庸”思想被一部分人曲解为折衷主义，中庸思想中的精华，是辩证法的，它肯定质的稳定性。毛泽东在读艾思奇的哲学《研究提纲》时两次指出艾的错误。他批写道：“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不是‘被人曲解’，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他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种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他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毛的这些批语对中庸思想评析得更为透彻。

据《孔子评传》作者匡亚明讲： 1942 年，他在延安曾向毛泽东请教如何评价孔子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孔子生在两千多年以前，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但孔子毕竟是两千多前的人物，他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只能当作历史遗产，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当前革命运动来说，它是属于第二位的东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当时的重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方面正在大搞什么“尊孔读经”。他们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要划清界限，旗帜鲜明。毛泽东又认为：当时对孔夫子，最好是暂时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赞

扬。(13)

孔子讲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在辗转陕北时，毛泽东化名李得胜。他为自己的两个女儿取名李敏、李讷，以寄托自己的心愿。毛泽东为女儿的这种取名不也正是表明他对孔子一种态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