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的慌言与历史的真相

王明这个人，大家并不陌生，在 1931 年 1 月至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前是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在抗日战争初期又犯投降主义的错误。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60 年代后，在其外国主子的指挥下疯狂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在垂死之年，他还以中国革命“参加者”的身份写文章、出版著作，歪曲历史真相，恶毒攻击和诽谤毛泽东思想。他在《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背叛》的反革命的谤书中编造了这样一个谎言：毛泽东思想（他称之为“毛泽东主义”）是毛泽东为了维持个人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而创造出来的。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读者恐怕很想知道王明是如何编造的，故摘其要点如下：

从 1941 年 9 月开始，毛泽东在同政治局同志的个别谈话中，常常谈到他自己想创立“毛泽东主义”的愿望。下面就是毛泽东和我进行这种谈话的内容。

——王明同志，我想创造毛泽东主义？你看怎样？

——为什么？

——一个领导人，要是没有自己的“主义”，那他在活着的时候就能为别人推翻，在他死后，也会受到攻击。要是有了“主义”，那情况就不同了。你看，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但没有一个人敢反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第三国际及联共（布）也有不少集团和派别，但没有一个人敢公开反对列宁和列宁主义。孙中山有三民主义，国民党里也有不同的集团，但没有人敢公开反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如果我没有自己的主义，即使“七大”选我为中共中央主席，但别人也能推翻我。

毛泽东还谈，要创立毛泽东主义，我仍然保留马克思主义，反对仅仅是列宁主义。

我公开对你讲，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主义”，一般说来，那他就没有好的结果。

你的什么著作可以作为建立毛泽东主义的基础呢？——我问。

什么著作？新民主主义就是毛泽东主义。我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主义的第一部奠基的理论著作。在 1939 年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我注意的正是这一点。但那时没有公开讲，现在可以讲了。①

够了，为了不使本文过长，我就不再引了。

王明在临死前的 1974 年煞费苦心写的这段“回忆”，有问有答，活龙活现，听起来像真的一样，颇能迷感一些不明历史真相的人。但是，谎言毕竟是谎言，谎言掩盖不住历史的真相。王明在他的反革命谤书中只能靠“回忆”

（实即编造）他和毛泽东同志的“个别谈话”来作为攻击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材料。他没有（当然也不可能有，因为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材料）列举出有第三者在场的谈话和文献资料。在这里我们倒可以列举大量的史实和文献来戳穿王明所臆造的谎言。

王明在他的谤书中，把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说成是靠阴谋手段取得的和维持的。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莫大歪曲。毛泽东同志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并不是自封的，也不是靠人为的树立的。“党在

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②“他之成为我们党和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领袖，正是我们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所审慎选择的结果。”

③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这种选择亦为当时的共产国际所承认。在 1938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同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其中谈到：“从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的曼努意斯基在 1939 年 3 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共产国际的第二支部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取得的伟大成绩，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就是它那样提拔和造就新的干部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人物——毛泽东和朱德是政治领导者和天才将领品质俱优的人物。”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如果说有准靠阴谋取得领导权的话，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王明。在 1931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靠第三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靠耍弄手段，窃取了中央的领导权。但是这种靠阴谋手段、人为地树立起来的领导是不可能长久的。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来惨重的损失。他理所当然地为中国人民所抛弃。自命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王明，虽然得到共产国际中某些人的支持，但从未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他充其量不过是中国革命舞台上的一个过客。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是在长期的艰难曲折的中国革命过程中产生的，为中国人民所拥护和爱戴。这是历史的真实。这是关于历史人物唯一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王明的“阴谋论”是十足的历史唯心主义。

王明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毛泽东个人的臆造。这又是对历史真相的极大歪曲。在中国大地上诞生毛泽东思想绝非是偶然的。十月革命后，中国逐渐地成为世界东方矛盾的焦点和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27 年 5 月）说：“伟大的中国革命将更加成为意义重大之动力，成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之全部组织及其最重要的中心”。《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1928 年 8 月 29 日）说：“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今天已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许多起义和革命中暴露无遗”，“其中最大的，而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就是中国革命。”毛泽东思想正是继十月革命之后“最大的、而且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革命经验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决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臆造，而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存在于中国革命中和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中。中国革命的胜利无可辩驳地证明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真理。这是历史的真实本质。王明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臆造，是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歪曲。王明的这种说法，不管他能编造出多少“材料”，但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王明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反列宁主义的，这完全是在重复其主子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谰言，荒唐之至，不值一驳。

王明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同志为了维持个人地位而提出的。这纯粹是对毛泽东同志的恶毒诽谤。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斗争过程中，在同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毛泽东思想业已形成，对中国革命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但那时还没有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提出，如同毛泽东

思想形成一样，也有一个过程。

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首先见之于公开书刊号召学习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不是别人，正是王明本人。那时的王明，虽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却不得不在口头上承认毛泽东在理论上的贡献。1940 年 5 月 3 日，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的王明，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题为《学习毛泽东》的讲演。5 月 7 日的《新中华报》和 7 月 5 日出版的《中

国青年》第二卷第 9 期全文刊登了王明的讲话。王明说：“对于青年干部学校的学习问题，我只想简单地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实，就是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接着，他提出了学习毛泽东的五个方面：即学习毛泽东“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勤于学习的精神”、“勇于创造的精神”、“善于工作的精神”和“善于团结的精神”。关于毛泽东的学习精神，王明说：“毛泽东同志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谈到毛泽东的创造精神时，王明说：毛泽东“在其理论和实践中有很多新的创造”，并列举了毛泽东“在建设苏维埃的政权问题上”、“在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事业上”、“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在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等五个方面的“新创作”、“新发展” 和“新贡献”。他认为，“毛泽东同志写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问题》、

《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不仅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军事指南，而且是马列主义理论在军事问题上的新发展”。“《新民主义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的指南，同时也就是对马列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新贡献。”最后，他号召全国优秀青年，“应该以毛泽东为模范，应该学习毛泽东。”笔者较多引王明的话无非是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王明自己的话来戳穿他自己编造的谎言。

在王明讲话之后，党内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开始使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等提法，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在论著中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是中国的最优秀的真正马列主义作品”，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结晶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光辉的范例”、“典型著作”。有的文章认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向前推进了马列主义，已经给马列主义底总宝库提供了好多新贡献，添加了许多珍贵东西”，它“不仅对于中国革命及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现在及将来有莫大的意义”，而且“对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度的革命运动，均有莫大的贡献”。有的文章指出，我们党的教育人材“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要尽量去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古典名著，以及毛泽东主要杰作”⑤。1941 年九十月间，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检讨党的历史。与会同志对毛泽东同志和他的理论都作了高度评价。如：陈云同志说，“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旗帜”；罗迈（李维汉）同志说，“毛主席——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王稼祥同志说，“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叶剑英同志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按：刘少奇、周恩来同志未参加这次会议）⑥。在此以后，我们党的领导同志和理论工作者发表论述、赞扬毛泽东同志著作、理论、思想的文章逐渐增多。1943 年 7 月 8 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

发表了王稼祥同志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道路》一文，第一次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但是，毛泽东同志本人对自己的理论观点是十分严谨审慎的，对是否要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保留态度，而且他认为，他的思想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⑦。

1943 年，正值毛泽东同志五十岁，中国共产党内一些同志酝酿为他祝寿，并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当时的中宣部长凯丰同志把这个意见报告了毛泽东同志。他既不同意做寿，也不同意提毛泽东思想。关于后一问题，他在 4 月 22 日给凯丰同志复信里是这样说的：“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⑧

1945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的报告中说： “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⑨在“七大”确定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并规定它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时，毛泽东同志表示，一定要用个毛泽东思想，他也可以同意，因为党总要找个代表。他说：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人的，都是从大家来的，我把它综合起来，把它概括起来，你们叫毛泽东思想也可以⑩。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不只显示了他的谦虚，而且表明他完全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革命的理论，看待自己的思想的。

王明在“回忆”中说，毛泽东要创立“毛泽东主义”。这纯粹是无中生有。其实，毛泽东同志从来就反对“毛泽东主义”的这种提法。 1943 年，有的同志在给毛泽东同志五十寿辰的贺电中提到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同志说，不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再搞一个什么主义，不要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领袖都搞成另一个主义，日本党搞个德田球一主义，美国党搞个福斯特主义，这怎么行？我们就是一个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11)。1948 年 8 月，吴王章同志想在华北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他打电报向毛泽东同志请示。毛泽东同志回电说：“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12)

总之，以上确凿的史实和文献资料有力地戳穿了叛徒王明所编造的谎言。“桀犬吠尧堪笑止。”王明的谎言，除了为中国人民再增添一点反面教材外，只能证明他自己不过是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而丝毫无损于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和毛泽东同志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