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组织指挥第四次反“围剿”

宁都会议后，周恩来决定向敌人力量较空虚的东北方向发展。他和朱德、王稼祥决定，红一方面军向广昌东北出击，乘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部署尚未完成之际，发起建黎泰战役，迅速击破其一方，以求先打通与赣东北苏区的交通线，进占黎川、建宁、泰宁三城，并首先赤化宁化、建宁、广昌之间的一片地区，解决红军的给养与冬装问题。在红一方面军发布的战役计划上，周恩来注明，“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此后，所起草的作战文电在报送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同时，也报送临时中央政府，以便毛泽东能够随时了解红军的作战情况。

周恩来和朱德亲赴前线指挥作战，决心择敌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向敌发起进攻，争取以较小的代价打开赣东闽北的局面，并调动敌人，以求在运动中寻找战机，大量歼敌。他们以红二十二军为右纵队向泰宁之敌进攻，红一军团为中央纵队向建宁之敌进攻，红三军团为左纵队向黎川之敌进攻，红五军团为战役预备队。1932 年 10 月 16 日，红军开始向建黎泰地区开进，从

月 18 日到 10 月 24 日的 7
天时间内，连克赣闽边界的黎川、建宁、泰宁、

邵武、光泽 5 城，并在新开辟地区以备战姿态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征集资材。建黎泰战役的实施沟通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但是未能达到调动并大量歼灭敌人的目的。11 月中旬，为了继续调动敌人，寻求战机，周恩来、朱德决心发起金溪、资溪战役，命令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发展进攻，指挥红军接连攻克了资溪、金溪两座县城，开辟了大片新的苏区，并且分别在渭水桥、游湾、黄狮渡、枫山铺等地将向金溪合击的敌军击退，这几次战斗，红军虽然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是由于分兵击敌，未能将其歼灭，没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

（一）实施战前准备

在此期间，湘鄂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的指导下，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进攻。继 9 月底红三军退出湘鄂西

苏区之后，红四方面军主力也于 10 月 10 日越过平汉线，向西转进。这样，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第四次“围剿”就迫在眉睫了。周恩来

和朱德、王稼祥连续向红一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发出紧急训令，指出：敌人“正将四次‘围剿’的重心从湖北移到江西”，“加速的在布置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号召全体红军战士“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来消灭敌人，来争取比（第）三次战争还伟大的胜利。”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要“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抛弃一切动摇，来争取战争胜利。”周恩来认为，在两次进攻战役都没有能够打破和制止敌人第四次“围剿”准备工作的情况下，红军应该转入积极的备战工作。在他的具体组织指导下，中革军委按照敌人可能进攻的方向，将中央苏区划分为东北、东南和赣江 3 个作战地域，各设立了总指挥部，任命陈毅、叶剑英、马炳连分别为各个战区总指挥，统一指挥战区内的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为更好地发挥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的整体力量打击敌人创造了条件。但是临时中央不同意周恩来备战的主张，指示红一方面军主力攻打南城。周恩来认为国民党军队在没有完成进攻部署之前，是采用“固守坚固堡垒工事，集结兵力待机出动”的策略，红军应坚持“集全力引动敌人，求于运动战中解决之。如直攻南城，则敌集重兵于此，地形工事较邵武尤险，攻之于我不利。”他和朱德一起，利用和临时中央争论未决之机，一方面对红军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和教育，使全体指战员深刻了解自己所担负的政治责任，努力提高军事技能，坚定牺牲的决心和团结制胜的信念。另一方面为了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进行战前改编、整顿和训练。他们将赣南、闽西、和闽浙赣苏区调来的红军第二十一、第十二、第十军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使红一方面军发展到 3 个军团、4 个军和若干个独立师、团，共约 5 万余人；健全军团和军两级参谋部，建立师参谋部，着重对机关进行了精减，减少了指挥层次，充实连队的战斗兵员；发布《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关于军事训练问题的训令》和《红一方面军一周间集中训练大纲》，要求各级指战员必须抓紧战斗间隙进行军事训练，重点学习《步兵战斗条令》、《步兵教程》。针对部队在作战中出现的问题，规定一般战士，要学会目测距离，做到善于使用手中武器，达到射击准确，刺杀熟练，投掷手榴弹能命中目标，要求每班中培养一名特等射手和一名观察员；要善于利用地形地物，特别注意伪装和夜间动作，提高夜战能力；要学会长途行军的本领；还要学习各种侦察及警戒的本领。规定指挥员，一要学习指挥劣势兵力兵器的军队对优势兵力兵器之敌军作战，能以迅速秘密的手段，在相当的地点和时间内，集中一切力量，干脆地消灭敌人，使敌运转不灵，援助失效，被我各个击破的能力；二要学习根据任务、敌情和地形而定下决心，并坚决实现此决心，不可有一成下变的处置，尤不可有三心二意的犹疑不决；三要学习确定进攻的主要方向和次等方向，分出主力的突击方向和一部的钳制方向；四要学习人力与运动的配合，特别是冲锋或反冲锋的火力准备和火力援助，以及实施斜射、侧射、交叉射的火力效用；五要学习组织火力和运动追击，迂回和包围敌人收容队，使其无整顿的余暇，同时整顿部队，防止敌人的反冲锋。同时还强调部队要重点学习山地战斗和遭遇战斗的战术。这一系列措施，使红军的素质有了提高，战斗力得到加强，装备得到改善，为红军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创造了条件。

1932 年 12 月下旬，蒋介石从湘鄂西和鄂豫皖调往江西的部队大部到达，对中央苏区两翼的湘赣、湘鄂赣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围剿”正加紧进行。在南昌指挥的何应钦制定了“以三路分途向匪巢进剿，主力集中于中路，包围匪军主力于黎川附近地区一“举而歼灭”的作战方针，12 月 30 日下达了

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命令。中路军以蒋介石嫡系部队为主的 12

个师约 16 万人组成，由第十八军军长陈诚任总指挥，任务是寻求与红军主力

决战。左路军以驻福建的 6 个师又 1 个旅组成，由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错

指挥。右路军以驻粤北、赣南的粤军 6 个师又 1 个旅组成，由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任总指挥。左右两路军分别担负在闽西和赣粤边地区的“剿办”和策应中路军进攻的任务。以 4 个师又 2 个独立旅担任永丰、乐安、南丰、南城、抚州及万安、泰和等地的守备，防堵红军并维护后方交通。以第二十三师为总预备队。以 2 个航空队支援地面部队作战。陈诚到达抚州后，将中路

军的 12 个师编成 3 个纵队。第一纵队以 3 个师组成，由罗卓英任纵队长，在

宜黄南部地区集中，向广昌方向进攻；第二纵队以 4 个师组成，由吴奇伟任纵队长，在抚州以南地区集中，与第三纵队协同作战，侧击黎川；第三纵队以 4 个师组成，由赵观涛任纵队长，在金溪地区集中，与第二纵队协同作战，

向黎川正面进攻。另以 1 个师为预备队。限令各部队于 1933 年 1 月 6 日以前集中完毕。

国民党各部队行动缓慢，没有按时到达指定集结地区。蒋介石大为恼人，于 1 月底来到南昌，亲自组织指挥这次“围剿”。他表示，“剿除长江流域之赤匪”，特别是“肃清赣匪”，是他“深思熟虑经千百回而决定之方针”，并于 2 月 6 日自兼江西“剿共”总司令。

（二）反对攻打南城、南丰

在如何粉碎敌人“围剿”的问题上，周恩来、朱德等前方的领导人有战争实践经验，对红军的作战能力和敌军的情况有深切的了解，因此在如何反敌人第四次“围剿”的问题上，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有着很大的分歧。周恩来等认为红军的主动进攻必须是有条件的，要符合红军的实际作战

能力，决不能实行红军作战能力所不及的盲目的进攻。在作战方向上，周恩来主张选择敌人的左翼出击，在抚河以东、信江以南之间的广大地区于运动中消灭敌人。敌人如向苏区中心进攻，红军则可击其侧翼；敌如向金溪、资溪、光泽地区寻我主力决战，红军则可南依中央苏区，北托闽浙赣苏区，利用这一地区多山的有利地形，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虽然这一地区根据地建设尚未完成，但红军在这里作战和开展群众工作已有三个月的基础，只要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充分做好支前工作，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而我军具有的这些有利条件都将是敌人的不利条件。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则要求红一方面军主力从正面出击。他们认为红军主力出击金溪、资溪地区，离苏区中心地区太远，后方感到受敌威胁太大，敌人如向苏区腹地进攻，则会打破许多坛坛罐罐，坚持要红军到抚河以西地区作战。在作战方法上，周恩来等主张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以运动战为主要手段，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则坚持要红军主力去攻打南城、南丰等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求得消灭敌人的增援部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敌人的包围圈，粉碎敌人的“围剿”。这样，前后方的领导人再次爆发了激烈的争论。

1933 年元旦，红一方面军全军在黎川城举行北上誓师大会，周恩来出席

了大会。第二天，周恩来和朱德一起率领红军出发，向金溪地区开进。1 月 4 日，红军以一军团、三军团、二十二军、三十一师的绝对优势兵力，以突然动作将驻守在金溪以南 20 余公里处的敌军 1 个旅包围，战至第二日，将敌军全部歼灭，并乘胜再次占领金溪县城。国民党军为夺回金溪，由吴奇伟指挥 3 个师的兵力，由抚州和金溪之间的浒湾出发，分两路向黄狮渡和金溪夹击。

周恩来和朱德决心集中优势兵力消灭这股敌人。1 月 8 日，红军主力在枫山铺与敌军遭遇，经过激烈战斗，红军将西进的敌军全部击溃，并跟踪猛追，沿抚河东岸直追至抚州城对岸的千金坡机场。两次战斗共俘敌 4000 余人，缴枪 4000 余枝。红军初战的胜利，为粉碎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创造了条件。

苏区中央局不顾红军已经取得的胜利，坚持要红军主力攻取南城。l 月16 日，项英等致电周恩来、朱德，要求一方面军主力迅速转移到抚河以西，调动敌人作战，“首先打击南城城外敌人”。l 月 24 日，又致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我们绝对的要你们在将来关于策略上的问题立即告诉我们，不要拖延过迟，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以下的指示”，“集中我们所有主力取得南城并巩固和保持他”，“然后再进攻和取得南丰并巩固和保持他”，并强调指出：“特别着重的指示占领南城和南丰。是以上新作战计划重要的一部分。”要求“立刻将你们和前方的决定清楚直接电告我们”， “并电告我们执行之结果”。

1 月 7 日、27 日，周恩来两次致电苏区中央局，不同意进攻南城、南丰两城的决定，主张红军在抚河以东以运动战消灭敌人。他在电报中指出：“依现时敌情，即抚河流域敌之两个较强的‘进剿’军还未组织完备以前，我军能在抚河东岸会合十一军求得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确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队为好，且抚河东这一地域，幅员并不窄，地形尤好，尤便征集资村”，“转到抚河西，须攻城才能立即调动敌人”，“一有暴露企图二有易受夹击的不利，故不如在东岸自如。因此在东岸目前如不能求得运动战，决不应轻易过河。这须请你们注意。”并重申红一方面军当前的方针是“万分谨慎地弄清敌情，以迟迟进逼的战略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的胜利，决无忽视敌之进攻与截击的观令。”

月 30

日，周恩来再次致电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陈述不应强攻南城和南丰的理由，说：“连续的残酷的战斗转眼就到。我如立即转到抚河西，只有攻城才能调动敌人。攻城除前电所述，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之不利外，还有三损伤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的不利。在大战前如蒙此不利，而坚城又攻不下，增援军三个师并进又不便打，则不仅未破坏敌人进攻部署，且更便利于敌人的进攻。因此在敌人部署完毕前，如能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我都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城。”
月 3

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连续的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战争与军事布置更应确定统一指挥，提议中央局经常给我们前方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具体部署似宜属之前方。”

（三）南丰撤围，诱敌深入

1933 年 1 月下旬，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苏区。从此，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全部大权都集中在博古的手里。苏区中央局在临时中央的直接支持下，拒不接受周恩来为首的前方领导人的意见，寸步不让。第二天就复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强调“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要求“在总政治任务之下，应以抚州为战略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并乘胜威胁南城、抚州是我们目前的方针。”并以“经中央局全体通过”的名义，强令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得不于 2 月 7 日向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报告关于攻击南丰的部署。针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顽固地坚持错误决定，愤怒地质问道：

“坚持唯一是猛攻南丰，虽大损失亦所下惜，虽敌三四师由马路井进亦非与之决战不可？”电报发出后，周恩来冷静地思考如何才能使红军减少伤亡。他再次致电中央局，建议寻求机会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提出红军不宜先在攻坚上损伤过大的战斗力，如损伤大而又不能攻入，则将严重挫伤士气，要求中央考虑前方同志的意见，同时他还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要求博古、张闻天到前方来实际了解红军的情况，并且“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因在组织上，尤其在军事上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延搁；但在责任上、环境上我们又不得不向你们陈述意见。”而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执意不肯。周恩来、朱德只得在 2 月 9 日率领红一方面军向南丰开进。为减少强攻南丰可能造成的损失，周恩来设想了多种方案：“如强袭不成，而已驱逐城外工事中敌人，则可一面坑道作业，一面准备打击增援队”； “如城外工事中敌人尚未驱逐，而敌增援队已至，则只能准备打击增援队”； “如我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以增援队三四师由马路并进，迎击则我受夹击，侧击则便于城内外敌人会合，如此则便须转移地区，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解决。”这就为后来改变决心，撤围南丰，实行以运动战打破敌人“围剿”奠定了基础。2 月 12 日，红军完成了对南丰的包围，傍晚发动了全线进攻。经一夜激战，红军消灭敌军不足 1 营，而自己伤亡达

400 人，红三师师长彭邀亲临前线侦察敌情，指挥攻击，不幸牺牲。

红军进攻南丰，陈诚立即作出反应。他深知南丰城地势险要，是“进剿” 中央苏区的重要支撑点。因此，一方面电令陶峙岳指挥第八师 6 个团，坚守南丰，第二十四师从南城驰援南丰，吸引红军于南丰城下；另一方面令其中路军 3 个纵队立即迅速南下，分三路向南丰合击，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消灭于南丰地区。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和朱德商量，毅然决定不待请示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改强袭南丰为佯攻”，将红军主力秘密撤出战斗，向南丰西部一带集结，准备背靠苏区，待机消灭敌增援部队。周恩来的这一果断决策，使红军避免了一场严重危机，从反“围剿”初期的被动局面中解脱出来。重新争得了战场主动地位，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后来对这个正确的决策十分赞扬，说：“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

（四）黄陂战斗

月 22 日，周恩来、朱德得知国民党中路军第一纵队 3 个师将由乐安、

宜黄向东推进，企图迂回我军后方；第二纵队 3 个师由抚州经南城向南推进；

第三纵队 4 个师由金溪地区沿抚河东岸向南推进。他们考虑到敌人 3 个纵队

共 10 个师的兵力，相互靠得比较近，过于集中，难以寻找战机，各个歼灭，毅然决定撤围南丰，采取退却步骤，令红十一军伪装主力东渡抚河，向黎川方向退却，迷惑和吸引敌人主力向东追击，迫使敌各纵队拉大距离；主力陆续从南丰以西地区秘密向中央苏区的东韶、洛口地区转移，待机寻歼运动之敌。这一正确的战略决策，是红一方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关键。

红十一军的佯动和苏区人民群众严密封锁消息，使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退向黎川，一部退向广昌。2 月 24 日，陈诚为寻求红军主力决战，命令第一

纵队于宜黄南部地区集中，然后向广昌、宁都推进，堵截红军归路；第二纵队由南城、南丰侧击黎川；第三纵队由金溪地区南下，从正面攻击黎川。三路纵队分进合击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敌第一纵队指挥官罗卓英接到陈诚的命令后，即令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由乐安地区东进，亲率第十一师由宜黄南下，两军在黄肢会合后，一起向广昌、宁都进攻。26 日拂晓，敌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分两路，间隔十余里向东开进。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敌第一纵队与其他两个纵队相距较远，其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向黄陂东进，右翼完全暴露在红军面前。黄陂一带山高林密，层峦叠障，道路崎岖，地势险要，有打伏击战的良好地形。去年乐安、宜黄战役后，红军就在这一带发动群众，准备战场，大多数指挥员都专门勘察过这一带的地形，对战场情况非常熟悉，是歼敌于运动中的大好时机。他和朱德立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拟于二十七日，以遭遇战在河口、东陂、黄陂以西，东坑岭、固岗、登仙桥以东地带，侧击并消灭乐安来敌。”为了行动迅速，命令还规定全军分为左、右两路，平行北上，包抄敌军。左翼队以一军团、三军团、二十一军组成，由林彪和聂荣臻统一指挥；右翼队以五军团、二十二军组成，由董振堂和朱瑞统一指挥；独立第四师和独立第五师牵制敌第十一师，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保障右翼队的侧翼安全；十二军为预备队。

当晚，周恩来和朱德率领 4 万多红军，冒着连日阴雨，翻山越岭，披荆斩棘，向预定地区开进。他和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发出指示，号召各部队以最大的决心与勇气争取第一仗的大胜利。要求全体红色指战员绝对服从上级命令，自觉执行行军、宿营尤其是火线上的纪律，克服一切疲劳困难进行战斗；要求共产党员以身作则，在战斗中成为“绝对的模范”，利用行军宿营与作战间隙进行鼓动，提高指战员士气；要有组织地在火线上开展对白军士兵的宣传工作；要求无论战斗如何紧张，时刻不能失去与群众的联系。27 日拂晓，红军先敌到达了黄陂、蛟湖地区，隐蔽在深山密林中。由于当地群众帮助封锁消息，加上山林中大雾迷漫，红军如此大规模地运动竟没有走露一点风声。下午 1 时，敌军两个师分别进入了红军的伏击圈内。周恩来、朱德立刻命令红军突然发起全线攻击。经过两天激战，全歼敌第五十二师，消灭第五十九师大部，俘虏敌师长李明和陈时骥。红军取得了第一回合的重大胜利。

聂荣臻在回忆这次战斗时说：“我们才发出总攻信号，顿时象天崩地裂似地爆发了震动山岳的枪炮声，把敌人的师部和四个团加辎重部队，压到了蚊湖北面我军的伏击阵地。这时，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以一个团冲锋，一个团掩护的办法向我阵地猛冲，企图突围逃跑。打到后来，敌人东奔西突，想夺路逃跑，果不出所料，他们是企图从西北面突围。我赶到了十一师三十二团的指挥阵地，刘亚楼也到这个团的指挥阵地。凭肉眼就能看出，向西北突围的敌人，持短枪的不少，似乎是敌人的指挥机关和他们认为得力的掩护部队。而且它越攻越接近三十二团驻守谷口的山头。我一边用望远镜观察，一边对该团政委杨成武说：‘这是紧要关头！’杨成武很激动，扬起驳壳枪，边跑边喊：‘同志们跟我来，冲呀！聂政委刚才讲了，这是紧要关头，冲呀！’ 他带领部队迅速将这股敌人压到了谷底，与友军一起展开了捉俘虏竞赛。这时，我手头只有一个特务连”，“当时这激动人心的战斗场面，我顾不得这些，带着那个特务连冲了下去。只见敌人的军官到处东奔西窜，嗷嗷乱叫，

一个个束手被擒，那真是痛快啊！那时蒋介石实施连坐法，敌人后卫一个团在登仙桥附近眼看着主力已被歼，它仍然不退，被刘海云同志带着他那个师把这个团歼灭了。”

敌第五十九师溃败时，师长陈时骥率残部数百人乘夜暗向蛟湖方向逃窜。他甚至还不知道第五十二师已先于他覆灭，还给李明写了一封乞援信，信中写到：“文献兄：弟无能，于本日午后一时失利，现部队已溃散，弟仅率士兵数十人在距蛟湖七八里之山庄中，请迅速援助为盼”。不久他及其所有的随从都当了红军的俘虏。

这次战斗，红军消灭敌军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聂荣臻回忆说： “至于武器弹药，山山谷谷，丢得到处都是。许多新式自动武器和望远镜还未开箱就被我们缴来了。附近几个县，派了很多农民前来帮助红军打扫战场，搬运战利品，搬了一个星期才搬完。”朱德后来说：“那都是最精锐的兵，有最新式的捷克轻机关枪几百挺，还都是一枪未发过的。因为敌人不晓得，来袭击我们，却不料突然遭到我们的袭击。这次的袭击算是最大部队与最大的成功。”

（五）草台岗战斗

红军在黄陂围歼敌军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时，陈诚急令第二纵队的 3

个师、第三纵队的 2 个师迅速向第十一师靠拢，解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之围，并寻歼红军主力。周恩来当机立断，未等战场清理完毕，即令主力部队秘密撤离战场，再次向苏区腹地撤退，集结在广昌以西的东韶、洛口、小布、南团地区，隐蔽待机，准备“仍选敌一翼，求于运动战中消灭之。”由于苏区军民严密封锁消息，陈诚仍以为红军主力滞留于东陂以南太平圩、固岗、招携一带地区。从 3 月初开始，敌人在这个地区转游了十多天，连红军主力的影子也没有找到。

月中旬，陈诚将“围剿”初期的“分进合击”战法改为“中间突破”，

并重新调整部署，以第二纵队 3 个师为前纵队，以第一纵队残部加强第三纵队的第五、第九两师为后纵队，采用交叉掩护的办法，梯次轮番向东南方向搜索前进，徐徐向苏区的腹地广昌推进。由于敌人队形密集，行动谨慎，不便于红军各个击破。3 月 16 日，周恩来决定，调红十一军“至广昌西北，配合独立师、团及地方武装，牵制并抑留敌进攻广昌之前纵队。我主力决以待机姿势，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并首先消灭其行动中后卫部队，以便连续作战，各个击破敌人。”陈诚果然被周恩来这一措施所迷惑，误认为红军主力位于广昌附近，立即命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前进，并将后纵队的第五师加强给前纵队，以增强进攻力量。此时红军主力经过十多天的休整和补充，士气旺盛，正秘密地向敌之侧翼运动，准备进至草台岗、徐庄一带隐蔽待机。这个地区，四周群山环抱，峰峦起伏，丛林密布，道路崎岖，敌人的重装备难以发挥威力，飞机难以实施有效的空中支援，而装备轻便又擅长山地运动战的红军，却易于发挥自己的优长。这里正是毛泽东去年 9 月所选定的战场，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

3 月 20 日，敌军前后两个纵队已相距百余里，后纵队也是一字拉开，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其前卫第十一师已到达草台岗、徐庄地区，第五十九师残部紧随其后，与在东陂、五里排的后卫第九师相距 30 余里。第十一师是陈诚赖以起家的部队，是蒋介石嫡系中的主力，装备最好，战斗力也最强。这时刚好孤军行进在险峻的山路上，兵力无法展开，火力难以施展，前后不能

呼应。而红军主力已秘密接近草台岗地区。周恩来和朱德立即抓住这一战机，果断改变原定消灭敌后卫师的计划，决定：“于二十一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突击东肢、五里排之敌。”21 日拂晓，红军以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主力和十二军从四面向敌第十一师发起了围攻，以一部兵力向东陂、五里排之敌发起攻击，阻止其向第十一师增援并加以牵制，另以一部切断敌人前纵队与第十一师的联系，并阻其回援。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将敌第十一师和第五十九师残部基本消灭，第二天又在东陂歼敌第九师一部。这次战斗，红军击毙敌团长 4 名，击伤敌师长 1 名、

旅长和团长各 2 名，消灭敌军万余人，缴枪数千枝。

黄陂、草台岗两次战斗，是第四次反“围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共歼敌 3 个师 2.8 万人，缴获各种枪支 1 万余枝。至此陈诚不得不停止进攻，改取守势，指挥各路军向抚州方向退却。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这两次战斗，是周恩来和朱德运用“诱敌深入”方针，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法，首创一仗歼敌 2 个师的战例，充分体现了他审时度势，决心果断，机动灵活的高超指挥艺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赞扬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一次“空前光荣伟大胜利”。江西军区司令员兼东北战区总指挥陈毅当即赋诗《乐安宜黄道中闻捷》一首：

千崖万壑供野宿，羊肠鸟道笑津迷。半夜松涛动山岳，中天月色照须眉。工农儿子惯征战，四破铁围奇中奇。

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陈诚接到蒋介石手谕后哀叹，“诚虽不敏，独生为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