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初步总结指导土地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

李立三的错误路线统治中央虽然不到半年的时间，却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行动，促使蒋介石加强

了对红军的进攻。当红三军团第一次攻下长沙之后，蒋介石就命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召集湘、鄂、赣三省党、政、军高级官员召开“绥靖会议”，确定了以军事为主，党务、政务密切配合，分别“围剿”各个苏区红军的总方针。面对新的战争形势，周恩来在 1930 年 10 月 14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醒党中央注意，一切反动势力正在联合起来组织反革命“围剿”。接着他又为党中央起草了《中央通告第九十二号——为发动全国的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运动，以纪念十月革命和广州暴动》，通报全党全军：国民党军阀最近在湘、鄂、赣三省调动了将近 20 个师的兵力，准备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实行他们的“围剿计划”，这是目前的主要危险。指出党和红军当前最中心的任务是调动全国劳动群众和红军，打破敌人的进攻。随着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入，随着反“围剿”战争的展开，红军一系列新作战原则和战略战术逐步提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运用自己的军事知识，结合红军的作战经验，研究了土地革命战争的一些带规律性的问题，及时总结并初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指导革命战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

第一，红军战争的中心任务是粉碎敌人的“围剿”

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以后，中国工农红军以游击战争为主要作战形式，实现了保存革命力量，建立农村根据地，发展和壮大自己的战略任务。敌人的大规模进攻使红军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红军的作战形式如何适应这一变化，是摆在战争指导者面前的紧迫问题。周恩来认为，目前红军的主要任务已不仅是发展游击战争生长红军，而是“要使革命战争能大规模发展起来，攻破敌人的‘围剿’”。因此，“冲破敌人的‘围剿’，这是目前阶段中革命的中心任务。”这就明确提出了红军战争的主要形式应从游击战争转变为反“围剿”战争这一重要思想。为了实现这一转变，周恩来指导红军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做了充分的准备。

为了使红军指挥员尽快地适应作战形式的转变，周恩来反复强调，红军能否攻破敌人的“围剿”，“这完全要看共产党运用的策略正确与否”，“要知道现在红军的作战已超过了散乱的游击战争的范围，广大的红军已开始了以国内的革命战争来消灭军阀战争的战斗；这样，目前党之最中心的策略

［是〕如何组织革命战争来击破敌人的‘围剿’与进攻。”使苏区在“巩固的基础上，坚决地向外发展。”如果“不以组织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为红军的中心任务，而仍回到过去‘分散以游击’‘兜圈子以避敌人围剿’的道路上去⋯⋯必然要遭受严重的失败，而为敌人各个击破。”周恩来的这些重要指示，为统一红军指战员的思想，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起了思想准备和动员的作用。

1930 年 9 月 30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对红军在组织上如何适应反“围剿”战争，进行了专门研究，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和结论。会后，根据周恩来的布置，中央军委制定了改编红军的计划。为加强军委的工作，军委下设总政治部、参谋部、武装工农部、军务部、经理卫生部和士兵运动委员会。各省委军委也相应设立这些机构。周恩来和聂荣臻一起为前往苏区工作的同志举办军事训练班，专门为训练班讲述党的工作中心开始转到苏区后的任务及军队政治工作，由刘伯承、叶剑英、博钟、李卓然等翻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译成后送往苏区。10 月 3 日成立了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三人组成的新的中央常委，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等人组成苏区中央局，

负责指导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工作。至此，形成了在中央军委指导下六大苏区红军实行集中指挥的组织指挥体制，全国红军有了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番号，统一的条令条例，这是红军建设史上的一次重要飞跃，为红军实现从游击战争向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反“围剿”战争的转变，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第二、指导红军作战的核心是夺取并保持战场主动权

战场主动权历来是战争指导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主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的，而被动则和战争力量的劣势分不开。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红军在数量与装备上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能否夺取井保持战场主动权呢？周恩来认为红军必须并且能够“站在主动地位而支配作战形势的。”

对红军如何才能夺取主动权的问题，周恩来在中央给各地红军的一封指示信中写道：“在战略上，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击溃敌人的主力。当着敌人大举包围，我们必须利用敌人的弱点，击溃敌人的一方。如能诱敌深入，聚而歼灭他，这也是可采用的战略。总之，不应执着一端，而固守某一办法成为不可改变的定理，这是容易造成失败的前提的。我们作战，只有一个是不易的法则，即是时刻不忘与群众武装斗争的配合，此外，都是要我们站在主动地位而支配作战形势的。”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论述。周恩来一方面主张采用主动出击的战略指导思想，另一方面，他又不排斥诱敌深入的战略指导思想。他认为不管是采用哪种战略，运用什么样的战术，战争指导规律的核心就是夺取战场的主动权，谁夺取了主动权，准就掌握了取得战争胜利的钥匙，这是他军事理论的精髓。同时，也反映出周恩来对军事战略指导思想的选择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只要能达到夺取和保持主动地位的目的，哪种战略指导思想都可以运用。这在理论上是对的，但是在实际战争中，战略指导思想贯穿于整个战争过程之中，或贯穿于某一战略阶段。它一旦推动战争机器转动起来，再要改变方向那是非常困难的，不仅要丧失宝贵的时间和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会在战争全局上造成严重混乱。实际上，军事战略指导思想的正确与否是夺取战争主动权的关键因素。正确选择战略指导思想，即使在战争爆发的初期处于被动地位，但通过一系列的作战行动可以夺取主动权，直至夺取整个战争的胜利。相反，如果选择了错误的战略指导思想，即使在战争爆发时拥有主动地位，但是在作战中会逐渐丧失原有的主动权，直至导致整个战争的失败。

周恩来主张以进攻击破敌人“围剿”的策略，体现了一种“先发制人” 的战略进攻思想，而不是以进攻为主要作战手段实行战略防御的思想。这种战略思想不符合红军当时的实际。那时中国红军所面临的情况是，敌军在数量上数倍于红军，红军的武器装备又远差于敌军；红军指战员没有经过大规模运动战的实践，还不适应高度统一的集中指挥方式；缺乏现代战术技术的训练；没有稳固的后勤保障能力，给养要靠打土豪来筹集，弹药要靠从敌人手中缴获。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求红军深入敌人统治区域，先敌实施战略展开，用进攻行动粉碎敌军的作战准备，以阻止敌人的“围剿”，红军的行动将难以得到苏区广大翻身农民的热情支援，只能受到它自身弱点的掣时。这显然同周恩来长期处于中央的领导地位，没有亲身参加到红军战争的实践中去有直接的关系。

1930 年秋，蒋介石向各苏区周围调集了大批兵力，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

“围剿”。其中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到 11 个师又 3 个旅共 10 万余人。11

月初，敌军总指挥鲁涤平将 7 个师又 1 个旅编为 3 个纵队，从西、北、东北三个方向，沿浙赣铁路和赣江北岸，向集结在新余以北地区的中央红军发动进攻。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建议红一、三两军团把进攻方向选在浙赣线上，首先击溃从湖南开进江西的湘军，控制浙赣铁路樟树到萍乡段，使中央苏区与湘鄂赣苏区联成一片，把湘敌与赣敌隔开，而避免形成敌人控制浙赣线，截断中央苏区与湘鄂赣苏区联系的局面，这样在战略上就可以取得主动地位。然后集中两军团的力量，击破一方的敌人，从而迫使另一方的敌人转攻为守，以达到粉碎敌人“围剿”的目的。当红一方面军没有采纳他的向浙赣线出击的建议，而是采取逐步退却、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时，周恩来作为负责军委和苏区工作的中央常委，并没有因此斥责方面军的领导，而是继续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当红一方面军退人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区后，中央又及时发出给红军的训令，指出，“第一三军团在目前情况之下，应以赣南和赣东南为作战地区；而以闽粤赣为后方根据地。”同时，又考虑到红军反“围剿”万一失利时，“则可以闽粤赣为后方地区，如再不可能时，则可选择赣南或湖南为发展根据地，这须视实际情况来决定。”从这些训令中可以看出，夺取战场主动权是周恩来指导红军作战的基本出发点。他坚持从实际出发，积极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从全局上指导和帮助战区指挥员决策，同时又十分尊重前线指挥员独断专行的权力。

第三，集中兵力，协同配合是红军的作战原则

周恩来指出：“集中红军主力，实行各个击破敌人，这是我们的原则。” 同时他又指出：“不是说要集中主力，便连一部分的必要的分兵配备去发展游击战争，去巩固后方，去袭击敌人的力量都不要了。”在作战上，红军应该“用占优势的力量去打，击破［敌〕人。对于占优势的了解，不只是在数量上，而是与一切能够给我们在斗争中占优势的东西的配合，特别是群众动作的配合。”周恩来不仅重视战略上的集中兵力，而且在战术上也非常强调要集中兵力，指出：“须集中主力于主要决战方面，极力避免分散兵力，否则会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

集中兵力先决条件是统一和集中红军的指挥。红军从游击战向正规战和运动战转变，要求其指挥方式也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变游击战的分散指挥方式为正规战的集中指挥方式。为此，周恩来特别强调在红军中党的领导要有最高权威，实行集中指挥，建立红军总司令部。他指示，红一、三军团“军事指挥必须统一”，“仍以朱德同志为一三两集团军总司令，当其他部队与中央区发生作战联系时，亦归一三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目前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集中到中央局。”文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集中兵力原则的贯彻落实。

集中兵力必须做到密切协同。周恩来认为，红军在作战中必须根据主要的作战方向和任务，各部队应该“在各地进行自己适当的配合，使各地的行动都能牵制敌人的调动和援助，而收到我们自己相互策应之效。”他在指导红军作战中，把这一原则化为具体的部署，并要求各地红军“依此原则指导各部队。”例如，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他指示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训令：（1）闽赣边界地区的红十二军应对闽东之敌和闽南、闽西之敌取积极防御，保障红一、三军团侧背之安全，并直接受朱德、毛泽东指挥。（2）红七军应尽快开往湘赣边地区，归红一方面军指挥。（3）赣东北的红十军应威胁由南昌、抚州进攻红一、三军团之敌，策应红一、三军

团作战。（4）红二军团应以主力威胁长沙之敌，吸引进攻红一、三军团的敌军回师湖南。（5）红一军应在平汉线上积极行动，牵制汉口及平汉线之多数敌人，以削弱进攻红一、三军团的敌人兵力。（6）湘鄂赣苏区的第一独立师和红十六军以最大限度发展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向赣西发展，争取与红一、三军团会合。这一部署保证了中央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集中兵力要充分发挥游击战的重要作用。周恩来指出：“在进行大规模的革命战争时，我们决不应放弃运用广大农民赤卫队、游击队的游击战术，以牵制和袭击敌人；相反的，游击队的游击战术，正要成为我们战胜敌人的优点，然而它必须是附属于大规模作战的范围之内。”由于敌军在数量上远远超过红军，从数个方向上对苏区发动进攻，为了保证最大限度地集中主力红军，就必须充分发挥部分地方武装和广大农民赤卫队、游击队的作用，广泛开展游击战，破坏敌人运输线，牵制和迟滞敌人的行动，才能有效地保障主力红军能够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歼敌一路。

第四，必须坚持人民战争的思想

周恩来把依靠人民群众作为人民军队克敌制胜重要指导思想。早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就十分强调革命军队必须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关系，战争的胜利要靠人民群众的支援。到了红军时期，他更加重视人民军队与广大群众的关系。他在给红军的每一封指示信中都强调，发动群众斗争是红军的重要任务，红军是为保卫红色政权而存在的，是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而战斗的。只有坚强的红军才能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而只有巩固且不断发展的红色政权才能进一步使红军得到发展和壮大。人民群众是红军力量的源泉。他曾批评红七军：“没有充分注意建立苏维埃政权，没有分配土地，没有组织农民。你们要采取最有力的方法，努力去消灭这种绝不容许的现象。政治机关没有努力的工作，便不是也不能使红军成为有阶级觉悟而有战斗力的队伍。红军如果不宣传分配土地，不帮助农民分配土地，不煽动与帮助农民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就不能成为革命的军队，也就不会是红军。”他针对红二军团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批评了那种没有巩固苏区、建立根据地与改造红军的根本认识，而只凭脱离群众的单纯的军事行动企图取得大城市的错误观念，强调指出：“在湘鄂西要特别注意的是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 “要能在配合群众的斗争，利用敌人的弱点的条件下，击破这一线敌人的一方。”“只有使红军真正成为接近群众、发动群众的阶级军队，使红军真正成为实行土地政纲、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军队，则红军才能得到广大群众坚固的拥护。”

第五，把瓦解敌军作为红军的一项重要工作

瓦解敌军的工作，过去一直是党组织兵运工作的主要任务。周恩来一直很重视开展此项工作。早在国民革命军东征时期，他就有计划地安排一批广西籍的同志组成宣传队，专门从事瓦解广西军阀的工作。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到上海党中央工作，仍然非常关注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工作，经常强调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他指示中央军委在上海秘密组办多期兵运训练班，训练投诚或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派回国民党军队开展兵运工作。并将参加学习的袁汉澄、王超、李肃等派往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工作，后来促成了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举行暴动，创建了红五军团。在红军反“围剿”战争日益扩大的情况下，瓦解敌军的工作更加显得重要。周恩来在给红军的指示信中多次提出红军要非常注意争取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和下级军官。1931 年 2 月，

他在起草《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不仅把瓦解敌军工作作为一项秘密工作，而且强调它是红军全部人员都应去做的一项基本任务。他指出： “要用红军的全部人员与政治机关去做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用传单、标语以及开联欢会等等的政治宣传，去夺取他的士兵群众，并在我们俘虏的士兵中进行适当的工作。派遣红军专门工作人员到敌人军队中去，组织兵变与煽动倒戈，侦探，扰乱与破坏敌人的后方等等。所有这些方法，红军应尽量的使用。”为进一步加强瓦解敌军工作，周恩来还起草了《对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决议》，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决议指出，兵运工作对于粉碎国民党军对苏区和红军的“围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求党以及一切革命的组织必须要在敌人军队中进行破坏和瓦解工作，在政治上夺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周恩来把瓦解敌军工作第一次正式写进了党中央的决议中去，后来发展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

第六，高度重视情报、电讯和机要工作

周恩来早在武汉领导中央军事部的工作时就组建了特科，开展情报工作。到上海后，他仍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建立了专门负责收集情报的第二科，并派陈凄负责二科的工作，对重要问题他都亲自过问。经他批准由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最高秘密指挥机关——党务调查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为党和红军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在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第一、二次“围剿”期间，钱壮飞获取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经中央转发到各根据地。例如，周恩来在 1931 年 3 月 2 日起草的《中央给一三集团军总前委，第二集团军前委，各军前委，各特区军委，备集团军与各军的军长、政治委员的公函》中就有“谍报的材料附上”的文字记载。为了更迅速地传递信息和情报，周恩来在 1928 年 5 月开始着手组建无线电通讯工作，他除了派毛齐华到苏联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外，还从军委抽调李强及张沈川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自力更生，筹措资金，购置器材，研究技术，建立秘密电台。1929 年冬天，李强、张沈川终于试制成功第一套收发报机，第二年 1 月，建立了上海与香港党组织之间的电讯联络。1931 年 9 月，上海党中央与中央革命根据地之间正式开通了无线电通讯。周恩来还要求他们组织培训班，为党和红军培养了一批无线电通讯技术骨干，又先后将这些骨干派到各地红军中去，如涂作潮、伍云甫、曾三等人被派往中央苏区；王子纲、蔡威、宋侃夫等派到鄂豫皖苏区，喻杰生等被派到湘鄂西苏区。他们和红军的电讯人员一起，建立了红军中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井逐步建立起中央与各地红军以及各地红军相互间的无线电通信网。为了保证无线电通信的安全，周恩来十分重视机要工作。机要工作的核心是密码，而周恩来堪称是党和红军中最早的密码专家。党和红军的第一本密码——“豪密”，就镌刻着周恩来的光辉名字。这是因为它是由周恩来亲自编制，并用他的化名“伍豪”命名的。1931 年 3 月，任粥时将“豪密”带到中央苏区。两地通讯沟通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上海，任粥时在苏区，亲自担任译电工作。周恩来的这些功绩，不仅对当时红军反“围剿”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而且为我军的通信事业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初步总结的指导土地革命战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指导各地红军及时实现了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辉煌胜利。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各地红军共歼灭敌正规军 20 余万人，主力红军发展到 15 万人，农村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成为

红军发展的全盛时期。

正当周恩来全力领导苏区和红军进行艰苦的反“围剿”斗争时，1931 年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由于顾顺章参与中央特科的领导工作，所以熟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党的主要负责人所在地及住址，了解党的秘密工作的规律和特点。他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对党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个极端机密而又重要的情报，被打入敌人心脏的钱壮飞得到，当时正值 4 月 25 日，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立刻派女婿刘根夫连夜将情报送到上海，向李克农、陈质报告，随即又报告了周恩来。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周恩来沉着冷静，当即找到陈云商定对策。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协助下，周恩来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销毁大量机密文件；迅速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把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到星期日晚上，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驻上海的机关全部搬了家。后来，聂荣臻回忆说：“这两三天里真是紧张极了，恩来和我们都没有合眼，终于抢在敌人前面，完成了任务。”由于周恩来机智、果断的组织指挥，使党避免了一场特别严重的大破坏及大灾难。在这以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活动范围被迫更加缩小，周

恩来的活动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他仍然坚持领导着军事工作和中央苏区、赣东北苏区的工作，指导着那里的武装斗争。6 月下旬，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又被捕叛变，供出了周恩来的住处，周恩来和邓颖超被迫再次转移。他们在上海已很难继续存身了，不得不更加严密地隐蔽起来。不久，中央决定他停止工作，等候转移到中央苏区。但周恩来井没有完全停止工作，仍为党中央起草了《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等许多文件。

1931 年 12 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了坚持 4 年地下斗争的上海，前往他向往己久的农村革命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