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发展和完善民族革命战争的军事理论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革命进入了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是加强对军事工作的研究，探索民族革命战争的规律，指导抗战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游击战争，领导全国人民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斗争，周恩来是我党民族革命战争军事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之一。在八年抗战的伟大实践中，他以其高度的理论思维和丰富的实际经验，对坚持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中的军事斗争，制定正确的抗战路线、战略战术及其作战指导原则，加强抗日军队的政治建设等重大军事理论问题，都提出和阐明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为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军事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争取抗日武装领导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周恩来高度重视在统一战线内部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尤其是对八路军、

新四军的独立领导权。他对各种抗日武装的军事统哉工作，在思想上有深刻的认识，在理论上有精辟的论述。他的许多思想和观点，对建立和巩固抗日武装力量的统一战线起到了重大作用，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

第一，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是争取革命领导权问题。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比大革命时期要复杂得多，艰巨得多，能否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生死存亡。

周恩来吸取了大革命失败的深刻教训，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时候，对争取革命领导权问题给予高度重视。早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周恩来就意识到，领导权问题应该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他致电中共中央：党要“适合干新的环境，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者。”明确提出了争取领导权问题。1937 年 7 月 1 日，他在《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告诫全党，陈独秀的根本错误是失去了独立性，做了资产阶级的尾巴，在政治、军事上放弃领导权。由于周恩来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在后来的国共两党历次谈判中，虽然在具体问题上灵活多变，但在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都据理力争，从不让步，这就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一直处于主动地位。周恩来在抗战期间，曾有三次集中论述党的统一战线问题，每次都把争取领导权作为核心问题来论述。特别是在党的七大上，周恩来在《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中着重指出：“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机会主义的问题是：“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可以说

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周恩来关于争取革命领导权问题的论述，成为民族革命战争军事理论的基本前提。

第二，掌握革命武装是争取领导权的关键环节。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是武装斗争，因此掌握革命武装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争取领导权的关键环节和主要条件。周恩来较早认识到这一问题，到抗战时期认识更加深化了。西安事变时，他就意识到，必须使红军保存独立的组织领导。五次谈判时，他把保持红军的独立性，保持共产党对红军的独立领导权，作为谈判的总方针和基本原则。并在红军改编的各个环节上，都同国民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武汉抗战期间，周恩来针对王明等人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片面强调“抗战高于一切”，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放弃领导权的右倾主张，坚持认为统一战线中领导权应该拿，但“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因为蒋介石就是怕一个东西，怕力量。而武装工农永远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无限源泉。周恩来的这些观点，为我党坚持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独立领导，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抗日战争的历史表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掌握着自己的军队，才开辟了敌后战场，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进行抗战，当国共合作再度破裂时，党才有力量奋起反抗，避免重蹈大革命失败的覆辙。

第三，广泛争取抗日武装力量是争取领导权的重要方面。周恩来有一个基本思想，就是重视争取各种抗日武装力量，其原则是加强搞好关系，只要是抗日武装便与他们合作，支持他们，推动他们进步。为此，就应建立、巩固井尽可能扩大抗日武装力量的统一战线。周恩来深刻指出，有两种武装力量。一种是我们党的武装力量，另一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敌人营垒是会变化的，“有些敌人在一定条件下是有两面性的。”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时期，有许多地方实力派就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专制，有转向抗战的可能，在这一点上就可以跟他联合，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极为重视对国民党军队的影响和改造工作，一方面对其上层领导多说服，多争取；另一方面对地方实力派进行积极的军事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共同反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战和独裁政策。这不仅对扩大抗日武装力量的统一战线，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影响，有着重要意义，而且与后来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将领率部起义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全面阐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

第一，关于全民族抗战的指导原则。1937 年 4 月，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强调指出：“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这就明确阐述了全面抗战的指导原则。在此以后的一系列谈话或论述中，他进一步论述了全民族抗战的思想，诸如，在前线，军民坚决抵抗日军进攻；在后方，掀起全国性的救亡运动；全国各阶级、阶层都参加战斗。不仅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一部分地主买办、海外华侨等都应参加联合战线，共同反对日本侵略；各党派都要以民族存亡为重，求同存异，团结抗战；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指挥的敌后战场，战略上要互相配合，共同御侮。

第二，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在抗日战争中提出了“真正的人民战争”的理论原则，井把它提到战略的高度，贯通于八年抗战的全过程。对此，周恩来较早地提

出了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进行革命战争的思想。1936 年初，他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新的形势下党的组织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整个政治形势中心问题是开展民族战争，党的任务是团结千千万万群众在党的周围，进行革命战争。显然这是从战争全局的高度提出问题的。后来，无论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还是在华北前线；无论在武汉工作期间，还是主持南方局工作期间，他都把依靠和动员人民群众作为重要的工作来抓。

第三，关于持久制胜和游击战争的思想。抗战之初，周恩来在华北前线就提出持久制胜的思想。只有全民众起来抗战，抗战才能持久，只有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失败主义等倾向，才能团结全华北人民全华北军队，影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坚持华北持久抗战而取得最后胜利。1938 年初，《群众周刊》发表了他的《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一文，系统地回答了持久抗战的一些重大问题。文章开宗明义：“只有持久抗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这是抗战五个月中最主要的教训！”他在批判“可以幸胜”与“和平妥协”的错误倾向后，提出为“贯彻持久抗战的基本方针，就必须对于怎样进行持久抗战，提出更积极更具体的任务，号召和动员全中国的同胞，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奋斗。”

第四，关于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的地位及相互关系。沪宁失陷后，周恩来认为就全国战场来说，今后作战，将更便于发挥中国军队在山地运动战的特长，但这并不是说阵地战就不要了，没有某些支点和要塞的顽强的防御，便不能吸引暴露敌人的兵力，阻止敌人前进，使我主力部队得以进行突击；游击战争将逐步成为主要形式。运动战是正规战的一种，并不是游击战，游击战是配合正规战的一种主要的形式。在敌人占领和包围的区域内，部队不易立足和不易集中行动的条件下，必须以游击战争为主，要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发挥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特长，并且要在提高技术的条件和军队现代化的基础上，使我军逐步提高打阵地战的能力。

第五，关于实施持久抗战的具体办法。周恩来全面提出了坚持持久抗战的一系列具体原则和方法，主要包括，一是巩固前线，坚定持久抗战的决心。发挥运动战、山地战的特长。“改变过去某些时候专守防御的战略战术，尽一切可能求得在广大地区以运动战消灭敌人”。万一敌人突破某些支点，“必须抛弃过去全线后撤的办法，在正面留下箔制部队，坚守纵深配备的支点，将突击兵力转移到敌人的侧面后方，寻求新的机动，以迟阻敌人的继续深入。”二是发展敌人占领区的广大游击战争。应抓紧敌人的弱点，“派遣某些得力部队，到敌人占领地区的侧面后方，做游击战争的骨干，去动员组织和武装被敌摧残压迫或被欺骗的民众⋯⋯去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以袭击、扰乱、疲惫、分散和吸引敌人，并配合我主力作战。”三是进行广大的征募兵役运动。“动员新兵上前线，应成为今天动员工作的中心。”政府和民众团体，应抓住这一中心工作到乡村中去直接召集群众大会，动员群众自动参军参战。”四是巩固后方，“为准备长期抗战，我们应⋯⋯构筑和加强全国必要的要塞和支点，巩固全国的交通运输，特别是宣传和组织各地民众，使之适合于军事抗战的需要⋯⋯肃清一切汉好敌探⋯⋯以造成统一的强固的后方。”五是加强国防机构。改造不适合战时需要的重复的庞大的机构。军事组织，应便于指挥战争，组织战争。六是运用国际有利条件。抗战要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但我们并不反对运用国际环境中存在着和发展着的有利条件。特别重要的是，要利用各国可能的赞助。（三）系统总结抗日军队加

强政治建设的新理论和新特点抗日战争初期，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时担任中共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等职。他常常以双重身分，既十分关心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政治建设，又关心其他抗日军队的政治建设，他结合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情况，对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及其基本理论、原则、制度等重大问题，都作了深刻地论述，并不断总结了新的经验。第一，进一步阐明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作用。周恩来针对民族抗战的特点，提出“革命的政治工作是民族革命的生命线”的论断，认为“改造军队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只有在抗战军队中把政治工作实际地建立起来，才能把民族抗战的战斗力提高，才能把官与兵、军与民联结成一条心，象一个人一样，为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战斗到底！”他指出，北伐战争所以能节节胜利，一个铁的事实的教训，是以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为中心，继续成立新的军队，改造旧的军队。苏联红军，我党领导的红军，所以能经住长期斗争的考验，主要原因“就是由于革命军队有坚强的革命政治工作！”他肯定他说：“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在此基础上，周恩来有力地批判了对政治工作的误解或偏见。有人说，政治工作是空谈，是“卖狗皮膏药”；政治工作影响关系，增加磨擦；不能指挥士兵和人民。针对这些论调，他指出：“这些非难政治工作的理由，不是不了解政治工作的实际意义，就是故意反对军队中的革命政治工作，而不想军队革命化。政治工作之变为空谈，这决不是政治工作的本身错误，而是由于政治工作人员没有实行真正的革命的政治工作。”

第二，阐明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目的和基本任务。周恩来指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基本目的，是提高革命军队的战斗力，保证战争的胜利，是使军队本身团结起来，军队与人民结合起来。”政治工作基本任务：一是保证党现阶段总任务的实现，“使全国军民上下一心，军民一体⋯⋯坚持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二是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全国军队的革命的政治工作，必须恢复以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为基础，革命的三大政策为骨干”。对八路军、新四军来说，虽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了，但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路线则是军队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共产党对军队必须实施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领导。三是保证革命军队的自身建设，使之沿着“军队革命化”的方向发展壮大。

第三，进一步论述了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我军政治工作早已形成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三大原则。周恩来在抗战时期，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一步阐明三大原则。他说：“我以为革命政治工作应分为军队，居民、敌军三方面的工作。”他紧紧围绕着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论述，阐明军队内部的团结，军民团结和对敌军的政治瓦解，已形成战争制胜的强大政治因素。在军队内部，他强调实行革命的政治教育，提高官兵的民族觉悟及自我牺牲精神；努力注意改善士兵待遇与生活，使官兵生活愉快与兴奋；建立革命军队自觉的革命风纪；保障军事指挥员的行政命令的贯彻执行；强调政治工作人员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对人民群众，他强调保护人民利益，使军民打成一片；组织人民，武装人民，动员广大人民参战；发动人民肃清汉好，捕灭间谍、奸细。对敌军经常进行宣传煽动，使敌军瓦解和涣散；在火线进行喊话，或散放传单，使敌动摇，禁止虐待俘虏，经过优待、教育、解释后，立即把他们放回去。

第四，恢复和发展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制度。我军政治工作基本制度，除党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外，政治工作本身还有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制度。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根据国共双方协议，取消了政治委员，改行“一长制”，政治委员改为军事副职，政治部（处）改为政训处。这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建设和所担负的任务均极不适应。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 1937 年

10 月 22 日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第二年 1 月，周恩来指出： “应排除一切忽视政治工作，把政治机关看成点缀品，装门面的错误观念。” 在十年内战中，国民党军队的政训处，大多数变成了进行反共宣传、侦探和监视官兵思想和行动的特务机构。对此周恩来有清醒的认识，指出：“大革命时代军队的政治组织与制度已不复存在于现在的所谓政训处中。”“要进行革命的政治工作，获得政治工作的完满效果，必须建立严格的政治工作制度与健全的政治工作组织。”“必须在军队的各级，从最高的全国的总政治部直到连队的政治指导员，建立其独立的组织系统。”在政治工作的方法上，他强调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灵活的方式去进行，不要造成军事与政治对立，不要造成格格不入的现象，不要脱离军民。要以耐心说服诱导的精神，争取官兵和人民的信仰，团结他们在革命主义与政纲的领导下而坚决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