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促成西北联合抗日的局面

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俘虏了大批东北军的士兵和军官。根据红军的俘虏政策，对东北军的士兵和军官分别进行了教育，发现广大东北军士兵和基层军官深受失去家园和亲人的痛苦；有着强烈的抗日愿望，通过细致的工作是可以争取他们共同抗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的会议上制定了实现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后，决定加强对东北军的工作。为了做好东北军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立即加强了对被俘东北军的教育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愿意同一切赞同抗日的武装和团体联合，共同抗日。周恩来还亲自找他们谈话。红军的工作迅速取得了成效。许多被俘官兵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真正主张抗日的。

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深受家乡沦亡之苦，有强烈抗日的民族意识。他接受红军宽大和教育后，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他提出回去劝说张学良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同红军联合抗日时，周恩来批准了他的要

求。当时，张学良正为东北军到西北“围剿”红军才 3 个月就被消灭近 3 个师而心中烦恼，无计可施。当得到高福源回到洛川的消息后，第二天就亲自驾飞机赶到洛川。高福源见到张学良后说：“现在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我们东北军再继续打内战就快要被消灭完了”。当晚，张学良、王以哲和高福源谈了一整夜。最后张学良对高福源说：“你谈得很好，你休息一二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你今后可放心做这一工作。”

1936 年 1 月中旬，高福源回到瓦窑堡，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与张学良会面的情况。党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去洛川与王以哲、张学良进行谈判。李克农到达洛川时，张学良正好去南京开会未能见面。2 月 10 日，周恩来再次找李克农布置去洛川谈判的任务，要他们先谈局部合作抗日和通商的问题，先要多听张学良、王以哲的意见，然后再根据情况对不同意见加以耐心解释，对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他还叮嘱道，这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大，不成功的可能性小。但有一定的危险，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谈崩，一定要谈好。2 月 25 日李克农再次到达洛川，先与王以哲谈判，达成局部性的口头协定。协定的内容是，1.为一致抗日，红军与六十七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2。恢复六十七军在肤施（今延安）、甘泉、鄜县之间公路交通及通商；3.肤施、甘泉两城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出城向苏区购买。红军和地方政府可动员群众运粮、柴进城出售，恢复正常通商关系；4.恢复红白两地区通商，双方有保护对方采购人员安全之责；5.红军同意被困在甘泉城内的部队换防。此时张学良已从董健吾去陕北一事得知南京政府正与共产党建立联系。他认为：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3 月 4 日，张学良到洛川会见了李克农，坦率地谈了对时局·的看法，同意李克农与王以哲谈妥的口头协定，并最后商定中共方面再派出全权代表，最好是毛泽东或周恩来能来延安同张学良面谈。根据张学良的要求，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延安与张学良谈判。

4 月 9 日晚，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城中一座教堂内举行正式会谈。周恩来同张学良一见面，就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张学良说，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菩说过。周恩来奇怪地问道，张伯等怎么是你的老师？张学良爽快地回答，我原来抽鸦片，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菩的规劝，完全戒除了，因此拜张伯菩为师。会谈便在这种亲切融洽的气氛中开始了。他们谈得很坦率。会谈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凌晨 4 点才结束。有关会谈情况，第二天周恩来在给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的电报中写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完全同意，但他在公开抗日之先不能不受蒋令进驻苏区。”“他再不进兵无以回答蒋（蒋有电责他，并转阎电说他隔岸观火）。”“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他认为要抗日只有此出路，他愿酝酿此事。十大纲领，他研究后提出意见。” “对蒋问题，他认为蒋部下现有分化，蒋现在歧路上，他认为反蒋做不到。蒋如确降，他当离开他。”“经济通商，普通购物，由我们在他防地设店自购。无线电、药品，他可代办，并可送弹药。”“彼此互派一得力人伪装侦察，保持交通。另派有政治头脑及色彩不浓之人在他处做事活动（克农因太公开，不便在他处任事）。”对于这次会谈，周恩来很满意。他对陪同到延安去的李克农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

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

4 月 13 日，周恩来回到瓦窑堡。在张学良处工作的地下党员刘鼎也随同回到瓦窑堡。在后方的中央负责人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

周恩来和张学良的会谈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谈，对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着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在做东北军工作的同时，中共中央与原西北军第十七路军的联络工作也在积极地进行。第十七路军的领导人杨虎城有一定的进步思想，北伐时期同共产党和一些共产党员有过友好关系，有抗日的要求。他的部队中有不少中共地下组织和党员。1935 年 12 月，直罗镇战役结束不久，中共中央派遣曾长期负责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地下党工作的汪锋前往西安，代表红军同杨虎城谈判，争取他们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中共北方局也积极做杨虎城的工作。通过原任杨虎城秘书长的中共党员南汉宸的介绍，北方局负责人之一的王世英于 12 月底也到达西安与杨虎城会谈。通过双方共同努力，杨虎城消除了对红军的一些误会，初步达成合作协议。之后，汪锋和王世英一起回到瓦窑堡，向周恩来汇报了谈判的情况。4 月 5 日，周恩来在中央常委会上介绍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的情况：杨虎城过去和我们有关系，不仅可能联合抗日，而且可能联合陕甘其他部队及孙殿英、宋哲元等部。杨虎城是可靠的同盟者，应真诚地同他谈判，加强对西北军的工作。会后，王世英再次到西安，将中共中央的意见转告杨虎城，并和西北军正式达成协议。协议规定：1.红军与十七路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以打假仗应付环境；2.双方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与中共中央联系；3.十七路军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来往；4.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

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红军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周、张延安谈判后，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统一接洽和指导红军与张、杨两部的关系，从此，周恩来统一主持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国共产党与他们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4 月下旬。周恩来决定派刘鼎继续去张学良处工作。临行前。周恩来对刘鼎说，党中央决定你去担任驻东北军代表，这件事非常重要，做这样的统战工作是第一次，中央寄予希望，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要善意地帮助张学良，帮助他培养干部，招收青年学兵，他们有很好的条件，有了抗日的干部，东北军就可以成为一支抗日的部队。你带报务员去建立秘密电台，密码由你自己掌握，以后再派译电员去。和中央的联系要勤。秘密交通线建立了，你要经常检查，保证畅通。

刘鼎还随身带去了周恩来给张学良的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坐谈竟夜，快慰生平。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 同时又提出忠告：“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这既向张学良表明了他赞同逼蒋抗日的主张，也提醒他要警惕蒋介石的阴谋，注意防患于未然。

周恩来根据不同的统战对象，采取不同工作方法，提出同蒋介石的谈判要与张学良的谈判分别进行；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上层与下层也应分别进行，采取不同的方法。

周恩来写了大量信函给国民党的许多军政要员，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正气浩然，诚直规劝：“进

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在写给国民党要员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中，纵论时局，坦率敦促：“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写给胡宗南的信中，则历述利害，诱发开导：“西北再失，则同陷浩劫”，“应一切以救亡为前提，共矢御侮真诚”。在写给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的信中，则义正词严，晓以大义：“今大敌当前，舍同仇御侮、共谋民族出路外，则只有相率为奴耳。”在给张伯苓的信中，情恳意切，肝胆照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居今日中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以促其成。先生负华北重望；如蒙赞同，请一言为天下先。”

对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下层官兵，周恩来认为其中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是可以争取的。党的政策不是瓦解东北军、西北军，而是巩固它，“使东北军的下层官兵在抗日救国的政治目标下团结起来”。周恩来指示在西北军中的地下党组织，不要以过“左”的面目出现，要在部队中成立抗日会、俱乐部等组织团结和教育抗日分子；对于表现较好的东北军、西北军部队，周恩来还要求苏区地方政府组织慰劳活动，当地红军也可以同他们一起联欢，做好他们的工作。在得知东北军缺盐吃的消息后，立即打电报给彭德怀，调 5000 斤盐送给东北军官兵，以解他们的困难。为了进一步教育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广大官兵，周恩来还建议组织军官参观团，到苏区参观，用苏区的新气象和红军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和教育他们。

7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统一战线工作问题。周恩来报告了对东北军的工作。毛泽东对周恩来领导的东北军委员会的工作给予很高评价，称赞它“可为很好的模范”。毛泽东认为，由于对东北军工作的进展，党的整个工作部署应该相应地改变：原来的工作次序是，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建立游击区，第三建立联合战线，现在应改为把联合战线的扩大放在第一位。周恩来还建议，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共产党组织应该把上层同下层严格分开。会议同意了这个建议，并决定成立白军工作部，由周恩来负责，鉴于西北地区以东北军人数最多，白军工作仍以做东北军的工作为主。

但是，任何工作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张学良因为受到东北军内一些上层军官的反对，以及规劝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实行联合抗日毫无进展，思想产生了波动。7 月初的一天，张学良突然情绪很紧张地对刘鼎说：“我翻来覆去地考虑了几天，现在主意打定了。前面是强大的日本鬼子，后面是比蛇还毒的蒋车，整我，迫我。我的队伍里年青有为的人不少，但老气横秋、顾虑重重的也很多，加上别有用心的，胆怯而危险的家伙，很难对付，要他们联共抗日非常困难！和他们纠缠有损无益，干脆撒手。迟分不如早分，与其将来被动，不如现在主动，早下手为强，可以保留最大的力量来抗日。”“劝蒋介石团结抗日的事，原来我想有可能，现在看，不容易。他自成一系，损人利己，太阴毒。我反复地想了一阵，难得好结果。不如明着跟你们干，旗帜鲜明，干两年，一定会有很大成就，然后再逼他抗日，更有力。”他还说：“我的日子难过。我连想了几天，想把队伍拉出去，能拉多少就拉多少，和红军一起干。请你向你们党中央和毛先生、周先生报告，我立即派飞机送你到朕施，回来时，我到哪里你追到哪里，告诉我结果。” 刘鼎觉得事关重大，一面急电向党中央报告，一面立即返回苏区当面汇报情

况。中央政治局认为事情紧急，立即召开会议研究。

中央认为，张学良宣传抗日。训练抗日骨干，是大好事，很不容易。有一些高级军官思想不通，甚至反对，是可以想见的。张学良遇到这样的难题，并不奇怪。随着东北军内部的分化，张学良准备和红军一起干，这是个了不起的转变。但是，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不是瓦解、分裂，或者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助、团结、改造他们，使之成为抗日救国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盟友。因此，中共中央不赞成张学良拉出一部分队伍到红军中来，这不是增强而是削弱了抗日力量。要劝张学良不要性急，做扎扎实实的工作，团结更多的人，把全部东北军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对于蒋介石，要张学良不与他闹翻，要讲策略，不要太刺激他，从积蓄全国抗日力量的全局出发，对蒋介石要有更大的耐心，劝他抗日，准备更大的斗争。会议决定刘鼎尽快返回西安，把中共中央的意见转达给张学良，多做解释工作，并继续帮助张学良做培养和团结干部的工作。

刘鼎回到西安向张学良转达了中共中央对他抗日决心和热情的高度赞扬，并希望他能够团结全部东北军，耐心争取蒋介石和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张学良被共产党人的真诚所感动。他说：“从今以后，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蒋委员长，把他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工我和委员长交情很深，我要认真利用这个地位加快步伐向他进言，争取他幡然省悟。你们党中央既然要我这样办，纵使碰钉子，或者削职为民乃至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

为了进一步帮助张学良、杨虎城，中共中央决定派叶剑英、彭雪枫、朱理治、汪锋、边章伍、张文彬等一批干部到西安，作为红军的代表，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和领导中共在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地下党组织。10 月，毛泽东、周恩来等 40 余名红军将领致信国民党在西北的将领，表示红军“誓与你们合作到底”。

至此，周恩来提议建立的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三位一体合作关系正式确立起来，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基本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