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提出国防现代化必须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思想

国防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共同构成了国家现代化的完整体系。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际，周恩来就指出：“现在，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建设方面”。要求在战争结束之后，国家的整个建设必须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安排。他在领导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必须以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为主要内容的宏伟目标。他在主持制定国家全面发展战略时，始终把国防现代化和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融为一体加以筹划。他指出： “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因此，必须在国家统一领导下，从国家整体建设的全局出发，分清轻重缓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建设。”他正确地阐明了国防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对四化建设的协调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周恩来一方面从维护国家安全考虑，强调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但同时又清醒地看到，在和平时期国防工业生产力过剩是一个突出的矛盾。如果把过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国防工业，就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建设，人民生活也不能得到改善，综合国力不能迅速提高。况且军事科学技术正在迅猛发展，武器装备更新的速度不断加快，不适量的武器生产会造成严重的浪费。真正的备战，不是大量生产武器装备，而是有计划、有预见地储备先进技术和生产能力。所以，周恩来在主持国家建设中，始终坚持国防工业必须以国民经济为基础，必须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而逐步增强，国防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一定要同国力相适应的方针，使国防建设基本上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而不断发展。

（一）重工业是国防现代化的基础

重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也是国防现代化的基础。这是周恩来关于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思想。他非常重视国家工业化的问题，认为这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前提，是中华民族能够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他指出：“这是一百多年来多少志士仁人所追求并为之流血奋斗的宏伟事业。不实现工业化和经济改造，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完全独立，就不能持久，就不能避免遭受挫折。”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是“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机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象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等。”周恩来还由此进一步指出，国家经济建设以工业为主导，就是要大力发展重工业。强调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他说：“因为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

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发展，并且归根结底，也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他还特别指出：“国防工业是要在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的”，在帝国主义时中国实行全面封锁政策的情况下，我们“更要加速发展重工业，以加强国防。”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充分注意到，重工业需要的资金比较多，建设时间较长，赢利较慢，产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给人民消费。中国在搞工业建设时必须以苏联的教训为鉴戒，提出“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他反复指出：“我们说‘集中主要力量”，并不等于冒进。”集中主要力阜发展重工业，不是说把一切力量都用在工业上，其他的都不搞了，农业不发展了，轻工业也下发展了，那是不行的。而要采取重点建设与全面安排相结合的方针。

（二）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发展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立足点。它是周恩来在领导国防建设中始终遵循的一贯方针。周恩来认为，自力更生不仅是革命斗争，而且也是建设事业的基本立脚点。他说，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丰富，需要很大的国家，无论从国际和国内的要求来说，都需要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国防体系，专门依赖国际援助的思想是错误的。并且强调“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50 年代初，苏联热情帮助、支援中国进行国防建设。那时周恩来就指示有关部门，不仅要引进生产线和图纸，而且要准备自行设计和制造。这个指示成为与苏联谈判援助项目的重要原则，并且对中国的国防工业建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50 年代未，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和图纸，给国防建设造成了严重困难。但由于国防工业建设从一开始就立足于自力更生，为广大科学技术人员和工人、部队战胜困难奠定了基础，经过短短几年的艰苦奋斗，使中国的军工生产迅速由仿制生产到自行研制，由轻武器发展到重武器、战略武器及尖端武器。

1961 年初，赫鲁晓夫从苏联全球战略的需要出发，致电毛泽东，表示愿意向中国转让米格—21 飞机的制造权，希望中方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进行谈判。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但考虑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和空军建设的需要，周恩来决定利用这个引进技术的机会。在听取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空军工程部副部长丁仲和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的意见后，周恩来当即决定派刘亚楼率领代表团赴苏联谈判，并明确指出，如果他们想利用制造权来长我们一下，我们就不干；如果他们想压我们在原则问题上让步的话，就宁可不要，周恩来在国内密切关注着这次谈判。第一轮谈判之后，代表团估计苏方可能在下轮谈判中提出派遣顾问的问题，向国内请示。周恩来立即回电明确指示，派技术专家可以，对专家如何使用，我们完全可以主动。派顾问不能答应。如果他们坚持要派顾问，我们宁可不要米格—21 飞机。经过谈判，签订了苏方向中方转让米格—21 飞机制造权的协议。1966 年中国顺利制造出了这种型号的机种，国内命名为歼—7 飞机。此后，又根据周恩来提出的学习、引进、创新的方针，在原型机的基础上，成功地改进设计了歼—71 型、I 型、M 型，发展成为歼-7 飞机系列。从 1965 年开始，中国成功地自行设计制造出第一种高空高速歼-8 飞机。后来歼-8 飞机发展成为全天候歼-8I 型飞机。看到这些成就，不能不使人联想起当年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购买米格-21

飞机制造权的正确决策。

实践证明，周恩来关于只有把方针放在依靠我国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才能不受他人所左右的思想是非常正确和英明的，只有真正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建立起强大的国防。

（三）必须注意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

周恩来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时，也很注重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即使是在帝国主义封锁和苏联停止援助的情况下，他仍然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国际环境，指示有关部门要想方设法得到外国的先进技术。他要求“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 他反对闭关锁国的错误方针，指出，在一个长时期内我们国家还需要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同时也需要同其他国家发展与扩大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并且强调：“即使我们在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之后，也不可能设想，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了。事实表明，不仅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技术的协作范围将不断地扩大，而且由于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的力量日益强大，国际局势日益趋于和缓，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错误的。”周恩来的这一正确思想不仅对加速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也适应了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

1965 年 4 月，周恩来得知英国纳贝尔飞机制造公司倒闭，要拍卖全部设备，便立即通知第三机械工业部研究有无引进价值。三机部很快写了报告，建议全部购买。周恩来批示，不能全部买来，要有选择地购买。根据这一指示，三机部选派得力的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前往英国。周恩来原准备在他们出国前再亲自和他们谈一次，不要饥不择食，防止上当，但人已走了，于是他指示有关人员赶快起草电报并经他亲自审阅，发往英国。结果，出国人员精心选购了一批精密度很高的齿轮加工设备，只花了 40 万英镑。这些设

备，在中国 60 年代后期研制新型航空发动机中，对高精度的齿轮加工，起了很大作用。

研制飞机发动机的技术非常复杂，在 70 年代，中国飞机发动机的研制还不过关，成批生产中经常发生质量问题。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解决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周恩来得知后，曾多次指示要解决这个“心脏病”。当时，英国罗伊思·罗尔斯航空公司制造的斯贝航空发动机比较先进。1971 年 7 月，周恩来顶住江青等人的干扰，批准航空工业部从英国进口 16 台民用型斯贝发

动机；同年 12 月 26 日，周恩来在航空产品质量问题座谈会上，再次指示要进口斯贝发动机。他说，飞机没有“心脏”怎么行呢？不能认为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都不好，它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能搞，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根据这一指示，航空工业部随即协同外贸部，展开了引进斯贝发动机的有关工作。1975 年正式签订引进军用型斯贝航空发动机的专利合同，这是引进西方航空军事技术的一次突破，从而使中国的飞机制造业又向前跨进了一步。周恩来关于注意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的正确思想，不仅对加速中国的国防建设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改革开放的路线，奠定了理论依据。

（四）必须贯彻平战结合、军民两用的原则 “寓战于平，寓军于民”，是周恩来又一重要的国防建设思想。他认为，

现代战争力量决定于人力、物力、生产力的总和，没有这三种力量全部的动员，是不能进行现代战争的。因此，国防建设不仅仅是国防工业部门和军队的任务，还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努力，才能保证国防建设宏伟目标的实现。从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中，周恩来深刻体会到，要打赢现代战争，必须要增强后备力量，健全国防储备制度。要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保持必要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及生产能力储备，贯彻“寓战于平、寓军于民”的原则。各主要经济部门和企业在制定发展计划时，应将国防建设的有关因素统一纳入规划，协调发展。他明确要求工交、通信、航运以及农田水利建设事业都必须坚决贯彻这一原则，把战备设施建设和战场建设的需要一并加以考虑规划。其他民用工业也要按照不同行业、生产工艺，分别制定转产军品的计划。他还多次指示要把体育事业和国防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提倡在全国开展劳卫制运动。强调要掌握现代化的武器，必须要有健康的身体。

另一方面，周恩来又明确提出，国防工业要学会两套本领，能军能民，军民结合，并强调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条根本方针。他要求各个事业单位和经济部门，只要有可能，都应该“打破军民界限，共同协力，军民两用。” 他说：“军工部门有的，民用工业部门可以下搞，可以结合起来共用”。周恩来还要求第二机械工业部不能只是个“爆炸部”，还要搞核电站。这不仅提高了国防工业的经济效益。而且从根本上加强了国防现代化建设。

（五）国家工业布局应从战略全局出发

周恩来认为，新中国为了应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应该有组织地建设国家的战略后方。早在 1950 年他就指出：“从国防观点来看，工厂不能都放在沿海，过去许多工厂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现在要为人民利益服务，就要面向广大的内地农村。”周恩来的这些思想为国家调整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布局提供了理论依据，科学地确定了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经济地带的战略性布局。周恩来还要求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不仅要从人力、物力上帮助内地工业的发展，而且更要从技术力量上加以帮助，并及时提出了加强沿海与内地的联系，建立起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网络，加强横向和纵向的技术经济协作，不仅使国防经济建设的布局日趋合理，而且使国家在历史上形成的重要工业主要分布在沿海的不合理状况，逐步得到改变。虽然从表面上看，把大部分新的工业摆在内地，比摆在沿海地区投入的各种力量要大，发展的速度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却对提高后勤保障能力和国防经济潜力在现代战争中的稳定性，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也为中国 80 年代以来，整个国民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周恩来关于国防现代化建设必须与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并举的思想和他所采取的重大措施，为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加强中国的国防力量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