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力求纠正军事冒险主义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指挥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博古等人不仅不从他们的错误指导中吸取教训，反而把周恩来、朱德等前方领导人竭力抵制他们的错误主张，全力挽回由于他们的错误给红军造成的被动局面，进而以“诱敌深入，打歼灭战” 为方针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说成是他们指导的结果。

苏区中央局一些领导人对周恩来批评、反对和抵制他们的错误极为不

满，在排斥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寻地位之后，又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后，为了加紧推行其“左”的政策，更是急于把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权抓在自己手里。先是提出他和项英应增补为军委委员，接着他们又以要在瑞金领导全局工作，不能到前方去为由，提出把中革军委搬到瑞金，继而又提出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不便于工作，由项英代理军委主席，在前方另行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这样前方红军领导人只有组织落实博古、项英的决定的权力，而失去了对红军行动的决定权。随后博古又把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局，实际上又解除了周恩来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把周恩来以党的领导者的身分对红军行动的决定权也撤销了。

（一）反对“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方针

1933 年 5 月，蒋介石撤销了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改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在美、英、德、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开始了对中央苏区实行第五次“围剿”的各项准备。一是继续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针，实行军政一体化；二是推行“堡垒政策”，对中央苏区进行严密封锁；三是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提高军官反共的信心和作战指挥能力；四是向美、英、法、德、日等帝国主义乞求援助；五是改编部队，适应山地作战。

中央红军第囱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本应进入一个相对发展与巩固的时期，进行发动群众，筹集资材，准备战场，休整部队各项工作，以便粉碎蒋介石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但在 6 月间，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施特恩在上海拟定了一个红军夏季作战的计划，以中共临时中央指示的名义发往中央苏区。这个被称为“沪”电或“长电”的指示，完全违背了红军积多年战争经验所形成的基本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提出了后来被毛泽东概括为“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企图用进攻阻止国民党军队的集结和战争准备工作。这个计划对红军的军事斗争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对随之而来的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起了极坏的作用，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

指示认为：红一方面军过去实行“主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单位，即方面军，这就不能从各方面配合作战。”要求“从方面军调出若干部队，为着在六月、七月进行分离的作战。”计划以第五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第一阶段，东方军“向石城方面前进，其目的是在向宁化、清流”。“方面军的任务主要的是：巧妙用计划进行次要的战斗目的，以便其真实目的不致过早泄露”。第二阶段，“东方面军应从清流、宁化区域继续向北进攻，以将乐为总方向；消灭敌人力量五十六师与第二旅，以及其他可在归化、清流、将乐、泰宁、南搓等区域发现的部队，这第二个任务应在七月完成”。第三阶段，“方面军向东北前进，超过崇仁或在崇仁之北或在崇仁之南以攻抚州”；东方军“继续向资溪、金溪及抚州以北进攻”。目的是“以方面军与东方军团的集中力量，在抚河西岸，开始从抚州区域向南昌的进攻，以便由抚河方向与南丰（南昌）一师一师的消灭敌人。”博古、项英等人将指示发给前方的周恩来和朱德时，提出改由红三军团为基干，组建东方军，并要求周恩来和朱德立即表态。

周恩来、朱德和前线的领导人充分研究了这个作战计划之后，于 6 月 18

日，由周恩来和朱德联名致电中央局，提出不同意见，坚持“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但是为了求得一致，周恩来和朱德建议“东方军应以五军团（一个师）第三师十四师三个师组成”。认为“在选择敌人方面，攻清流、将乐又将陷于攻坚，我力弱将不能与十九路军一个师的增援队决战；力强敌侦知可缓来。”与其“在清流进行残酷战斗，莫如决心在北面与赣敌一部分进行战斗”。指出：“酷暑远征，且多大山，须记着去年漳州回师近二千人的减员”。主张，“东方军以活动于建泰将乐邵光地区为合宜”， “这不仅较打卢兴邦、十九路军易于求得补充，并容易求得运动战，且对于赣东北目前严重现象也给了直接援助”。对于周恩来、朱德的意见，中央局拒不接受，坚持要“改进从前一手打入的单一作战线，而成为更有利的配合各方的两根作战线，来开展战斗新的局面”。强调“现在已非我们从容讨论一个又一个计划的时（候），请于接电后重新考虑接受上海整个计划及我们的提议，即以三军团代五军团并立即行动”。中央局还专门发电，严厉斥责周恩来不执行中央的指示。周恩来是一个严守党的纪律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一面发电表示”绝对服从你们命令，并立即执行”；一面再次提出： “要求在部队调动中回瑞〔金〕一行，面陈不同意见或改在博生〔县〕开军委会或中局会”。但是中央局拒绝周恩来的要求。用共产国际的意见来压服前线的领导人，接连在电报中强调：“必须记着：我们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步骤来浪费我们的任何时间。”7 月 1 日，项英发布命令，以红三军团

（缺第六师）和红十九师组成东方军，向福建的清流、归化地区进发。博古、项英没有军事斗争的实际经验，在指挥东方军作战时，随意改变决心，时而命令部队向北，时而又命令部队向南，使部队作战完全无所适从。虽然中央局曾规定“东方军团的行动，仍归朱、周统一指挥”，但他们却经常绕过方面军总司令部直接给东方军的领导下达命令。

周恩来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仍然顾全大局，对博古、项英等人的错误决策和指挥，接连发出电报，提出意见和建议：

“首先袭取泉上，尔后逼近清流，才易于打击援敌，是早在博生（即宁部县）就商定好了的，现敌情又没有发生变化，在敌未动之先，以红三军团主力过清流河猛进不妥”。“闽省不利游击，各河流急水深，运动大兵团不便，加以天热多病，红三军团沿途已留下五百病员，请你们决定部队行动时稍稍顾及此点。”

“尽可能求得运动战中消灭卢部与增援之十九路军。但在战略实行上必须有步骤且须以极坚决的信心与一贯的路线赴之”。“除直接通知敌情与紧急危险时的处置外，项代主席请勿直接电令彭、滕、周、曾，使他们对上级整个部署无所适从，这在战斗中大忌”。

“我坚决主张应依照一个计划有步骤地完成，不要因暂时危险与变动转移己定路线，必要的修改不应与其基本原则相反，因为原则变动过多，这个计划便残缺不全，失去中心是军事大忌”。

“东方军进入第二阶段之目的在求得继续消灭闽敌一二个师，于运动战中以破坏赣敌的东方侧翼并藉以分散闽敌兵力，最后集结强大的优势兵力出现邵武、光泽、资溪之间，寻求敌之五六两师突然袭击之。以便逼使赣敌移动与重新集中，造成中路军北向的有利条件”。

但是博古、项英等人对这些建议和意见大都不予理睬。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一方面军实行分离作战的方针，采取“两个拳

头打人”，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求胜，进而集中全力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蒋介石却一面从容地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策划第五次“围剿”的方针和计划，一面增派兵力，储备作战物资，构筑碉堡封锁线，准备发动新的进攻。使红军丧失了准备反“围剿”的宝贵时间，给后来的反“围剿”作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二）力主“尽早结束两个拳头打人”，准备应付敌人大举进攻

由于第四次反“围剿”时，在赣东北苏区诞生、成长、壮大的红十军被抽调南下，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使得闽浙赣苏区武装力量受到削弱，虽然在闽浙赣苏区又成立了新的红十军，但战斗力不如老红十军。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加紧了对闽浙赣苏区的“围剿”。而这时红一方面军的东方军迟迟不北上进入资溪、金溪、光泽、贵溪一带新开辟的苏区发展胜利，长时间在清流、归化、连城一带作战，又久攻顺昌、将乐不下，被滞留在闽西，不能机动作战。闽浙赣苏区在敌人强大兵力的围攻下根据地日渐缩小。1933 年 8 月底，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准备工作即将完成，于是决定从“围剿”闽浙赣苏区的部队中抽出部分兵力南下，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9 月初，敌一部分兵力南下，开始向中央苏区进犯。其中第五、第六两师，加上原在南城的第九十六师准备首先攻占黎川，夺取第五次“围剿”的主动。在博古、项英等人“两个拳头打人”方针的错误指挥下，中央苏区中部的黎川地区，由于部队基本都被抽到东线，随同东方军作战，造成兵力极度空虚，黎川危在旦夕。

黎川位于闽赣边界地区，东连光泽、邵武，南达建宁、泰宁，西通南丰、南城，北出金溪、资溪，是连接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周恩来发现蒋介石的企图后，接连电告博古、项英，建议赶快结束东方军在闽西的作战行动，准备迎击敌人新的进攻，并在没有得到中央局同意的情况下，预先下令东方军于 9 月 4 日前结束己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将乐、顺昌攻城战斗，收拢部队，准备回师。同时命令闽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指挥当地游击队，尽力迟滞国民党军队南下。博古、项英等人听不进周恩来的意见，一面空喊“粉碎敌人的新的五次‘围剿，”、“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等口号，一面又要求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执行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的指示，令东方军延长在福建的作战时间，继续向东推进到闽浙边界，在崇安、浦城、松溪一带创造新的游击区。坚持要东方军继续留在福建作战。

国民党军队进攻黎川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周恩来对红一方面军处于这样不利的态势，十分焦虑，再次致电博古、项英，建议：“求得胜利的结束东方战斗，迅速北上”，可取得当敌军南进，进攻黎川时，东方军从侧翼向南下敌军发起进攻，以求将其歼灭于运动之中的战机。但博古、项英坚持要等东方军攻下将乐、顺昌再作下一步行动。9 月 24 日，敌人向黎川方向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周恩来再次紧急致电项英和苏区中央局，提出必须“迅速结束东方战斗，否则将会失去剪除赣敌左翼良机，坐视其抢先集中抚河。”第二天，周恩来再次致电项英，指出敌人对我军的全部部署已经清楚，己提前在抚河西集结兵力，敌人的进攻就要开始，要求“东方军必须最大限度集结兵力，以最大机动求得胜利地结束东方战斗，下为坚城所系，不为强敌所滞，以便能在运动中灭敌一部，赶早北上。”9 月 25 日，国民党军 3 个师由南城

出发，经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直到 9 月 27 日，敌军逼近黎川城下，博古、项英等人才醒悟过来，一面急忙命令红一方面军总部应“即结束东方战线，集中泰宁，出其西北地带，首先消灭进逼黎川之敌，进而会合我抚（河）西力量，全力与敌在抚河会战”；一面令萧劲光死守黎川。这时防守黎川城的部队只有一个 70 人的教导队和一些游击队，根本无法阻止敌人的进攻。而红一方面军的东方军正在围攻将乐、顺昌，红军的中央军正在永丰、乐安地区阻击国民党军的进攻，一时难以赶到黎川。28 日，敌军占领黎川城，隔断了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使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 战争一开始，就陷于不利的作战态势。

战争的开局没有打好，固然对整个战局有很大的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只要认真处理好以后的战局变化，争取化被动力主动，夺取战争的胜利是完全有可能的。黎川失守后，周恩来致电项英，指出：“抚东战局因我为将、顺坚城所系之误，将使赣敌得先筑据以守，现我必须以极大机动性处置当前战斗。正面迎敌或强攻黎川都处不利。”应依敌情变化，“调动敌于运动战中给以各个消灭”。“目前行动仍以先剪除赣敌左翼为方针”。而此举的先决条件是红军的东方军与红军的中央军两支全力的会合。但是博古、项英仍不接受周恩来的建议，致使战局的发展越来越不利于红军。

（三）力求集中红军主力实行运动歼敌的方针

国民党军占领黎川后，获得了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的前进基地。10 月，蒋介石已在中央苏区周围集结了 64 个师又 7 个旅、6 个团，共约 65 万人；

还调集了空军 11 个飞行队，共有飞机 105 架，完成了全部准备工作，正式下令开始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这次“围剿”，蒋介石坐镇南昌，亲自指挥。他将驻赣、粤、闽、湘、鄂五省参加“围剿”的部队分别编为北路、西路和南路军。北路军辖 33 个师

又 3 个旅，以顾祝同为总司令，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是“围剿”中央苏区

的主力。该路军以 4 个师又 2 个旅编为第一路军，由顾祝同兼总指挥，任务是从新注到宜黄一线构筑碉堡封锁线，阻止红军向赣西北方向前进，逐步向中央苏区推进；以 6 个师编为第二路军，由蒋鼎文兼任总指挥，任务是从滕桥到金溪一线构筑碉堡封锁线，阻止红军向赣东北方向前进，逐步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以 18 个师又 1 个旅编为第三路军，由陈诚任总指挥，任务是用

14 个师编为 3 个纵队的机动作战部队，在第一、二路军的配合下，依托碉堡

封锁线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总司令部直接指挥 2 个师，

扼守吉安、泰和等地，任务是阻止红军西进；此外以 3 个师编为总预备队。

西路军辖 9 个师又 3 个旅，以何键为总司令，任务是分别“围剿”湘赣、湘鄂赣苏区，沿赣江和湘赣边界修筑碉堡封锁线，阻止红军向赣江以西前进，相机向赣南方向推进。南路军辖 11 个师又 1 个旅，空军 5 个飞行队共 54 架飞机，以陈济棠为总司令，任务是从福建的武平沿粤赣边界到江西的上犹一线，构筑碉堡封锁线，阻止红军向南发展，逐步向北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

蒋介石要求各路军本着“战略攻势，战术守势”的原则，加紧构筑碉堡封锁线，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强调：“今日剿匪，不在时间之缓急，亦不必忧匪之难觅，而在我将士忍性坚心”，“剿匪要领，不必先找匪之主力，应以占领必争之要地为目的。我军只要先有目的地，向之前进，第一步求能占领目的地，使匪不得不来争为最大任务。”陈诚根据蒋介石的训令，在黎川、硝石、资溪桥方圆不到 20 公里的三角地带集结了 9 个师又 1 个旅的兵力，

构筑堡垒工事，以逸待劳，等待红军的进攻，准备同红军主力决战。

在这关键时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比名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正被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弄得六神无主、束手无策的博古和项英，就像遇到了救星，急忙把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军事指挥大权拱手交给了李德。博古、李德急于收复黎川、由李德制定了作战计划，命令周恩来、朱德，以一小部分部队迅速赶到黎川以南地区阻止国民党军队继续向南推进；红一方面军的东方军兼程北上，消灭硝石、资溪桥、黎川附近之敌；红一方面军的中央军由永丰、乐安等地东移，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宜黄之间开进的国民党军，以保障东方军的行动。敌人占领黎川后，立即加紧构筑黎川城和硝石、资溪桥的工事，并派重兵驻守，巩固黎川与资溪桥、硝石之间的联系。周恩来接到命今后，坚持认为红军目前不能强攻黎川附近之敌。指出：“目前敌既抢先着，我东方、中央两军主力必须首先靠拢，井派有力支队加紧向赣敌两翼活动，迷惑与分散敌人，以便主力决战。”但是，博古、项英等人因黎川一城之失守而惊慌失措，拒绝周恩来等人的建议，复电强调：“无论任何情况，中央军不得过抚河，以后你们决须根据军委意图” 行动。周恩来、朱德据理力争，反复致电博古、项英、李德等人，指出：“硝石东南为河所阻，恐亦不易强攻，东方军应以一部继续作有力佯攻，催促敌援主力，集结机动消灭援敌”，同时命令红一、三军团首长：“我东方军各兵团在目前几天中须以最大的积极活动，尽力求得阻止和迟滞敌人集中（但不应强攻堡垒，不应向阵地战的敌人作正面攻击），以便东方军能用大的运动、机动、包围和迂回，争取在有利条件下，首先侧击行进中敌之部队来扭转局势。”

博古、项英、李德等人不顾敌情的变化，强令红军进攻硝石。红军连续攻击 5 日不克，陈诚迅速调集了近 9 个师的兵力，从三面向进攻硝石的红军实施反包围。红军有陷入被敌军合围的危险，被迫撤出战斗。博古、李德等人不思吸取教训，再令红军强攻资溪桥。结果，红军又连续攻击 4 日，也未能占领资溪桥。红军两战受挫，实力受到很大削弱。按编制，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缺额达 2.5 万人。这时，“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们在总结前一阶段的作战时，虽然承认未能迅速撤去将乐、顺昌之围，迟缓了北出金溪、资溪、光泽地区作战，是“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但同时又指责周恩来、朱德等“方面军首长是动摇的，对军委的一般意旨没有了解，对敌人计划的估计，与中革军委的不同，一到执行命令的时候就越发明显起来”。他们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下求变换，坚持提出：“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是拒绝战斗。”继续命令红一方面军深入敌人堡垒地域间隙中去作战，使红军陷于苦战之中。

（四）主张联合“福建人民政府”打破敌人五次“围剿”

红一方面军东方军在深入福建作战时，曾在“一·二八”抗击日本侵略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领导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对蒋介石竭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和“剪除异己”的反动政策非常不满，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在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保卫中国及争取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这三个条件下，红军同全国任何武装部队合作抗日的主张，于8 月间秘密派遣曾和周恩来一起旅法留学的陈公培到延平（今南平市）前线同红军联络。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敏锐地察觉到，如果红军能与第十九路军结成联盟，不仅在政治上有利，而且在军事上将会立即解除来自东侧的

威胁，红军可以全力对付北线的国民党军主力。9 月 22 日，周恩来致电项英、彭德怀等人，建议派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到南平西郊的西芹与陈公培面谈，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双方会谈后，由陈公培转交给蒋光鼐、蔡廷锗一封回信，对十九路军提出的合作要求表示欢迎，双方在前线处于休战状态。这本是一个将红军的东方军主力迅速北调的极好机会，但是博古、项英全不加以利用。10 月，第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作为全权代表秘密到达江西瑞金，正式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反日反蒋谈判，于 26 日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敌对的军事行动，临时划界而治；恢复贸易解除对苏区的经济封锁；释放在福建关押的政治犯；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实行一定程度的合作。

11 月 20 日，第十九路军的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这是有益于革命的行动，对红军反“围剿”作战是十分有利的。

事变发生后，正在抚州坐镇指挥的蒋介石，深恐红军与第十九路军联合，异常紧张，每天都要找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询问是否有红军与第十九路军联系的情报，后来没有发现第十九路军有与红军联系的征候，才松了一口气。为了镇压第十九路军，蒋介石急忙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出 9 个师，与其他部队组成“入闽军”，由蒋鼎文率领，向福建进攻，而对中央苏区则暂取守势。当时，蒋介石几乎把他能抽调的全部兵力都投入到“围剿” 中央苏区中来了，福建事变发生后，他又把拱卫京沪杭京轰要地的第八十七、八十八师也抽编到“入闽军”中，参加对第十九路军的镇压，后方已经十分空虚，“连南京一带那样重要城市的防务，只是以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来维持”。这是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极好时机。

周恩来、未德、彭德怀等许多前线领导人都积极向中央局建议，乘此机会向赣东北方向出击，以求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周恩来和朱德还指示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军军长刘畴西等人：“福建十九路军宣布反蒋独立，蒋介石已抽兵向浙赣闽边境集中”，“赣东北应抓紧这一机会”，“广泛发展上述地域的游击战争，截击敌人的连络运输，扰乱其后方”；“令闽北独立团移在邵、光以北活动”；“令陈毅尽力迟阻敌之进扰”。

毛泽东看得更远，建议红军不仅要从赣东北打出去，更“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井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却拒绝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的正确建议，从“左”倾观点出发，对福建人民政府抱着完全不信任的态度，不仅下予以积极支援，还向红军发出训令：“下应费去大的损失来与东北敌人新的一路军作战，而让十九路军替我们去打该敌”。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和朱德一起再次向中革军委提议：“立刻调一军团及十四师（留守备部队）至康都、西城桥，准备会同三、五、九军团主力，甚至七军团主力一部，于东山、得胜关间与陈敌主力决战。因不如此，我突击兵团分割作战⋯⋯常不能达到高级要求的胜利，且常付过大代价，此点在目前特别重要。”应力求“再集中全力给敌以更大杀伤”，“使东北暂归平静，而便我战略转移。” 项英却反其道而行之，将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三军团及 4 个独立团编成西

方军，转移到永丰一带与税警团作战；以第五、七军团及部分地方部队编成东方军，留在建宁、泰宁、黎川、光泽、金溪一线，开展游击战争；以第九军团及 2 个独立团编成中央军，牵制敌人，策应东方军和西方军作战。项英

甚至在 24 小时内 4 次变更作战命令，造成部队指挥混乱，使周恩来、朱德在前线无法工作。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愤慨地指出：“两日来命令屡变，最后部署仍回至我们的第一密令时部署一样，此对下级信用确有影响，务请仔细考虑，且更证明相当范围内职权似应给我们”。”请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否则亦请以相机处理之电令给我们。事关战局责任，使我不能不重申前请！”

周恩来的这个电报不仅再次触怒了博古、项英等人，也使李德大力恼火。于是，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由，向博古、项英建议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将前方的总部并入后方的中革军委，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回和独立师、团作战。12 月 20 日，项英电告周恩来和朱德等人，中革军委决定撤销红军总部，由军委直接指挥东方军、中央军和西方军，方面军司令部即回瑞金。1934 年 1 月 4 日，周恩来回到瑞金，

2 月 3 日，被任命力中革军委副主席。这以后，他就没有了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只担负一些技术性的组织工作，落实李德、项英等制定的作战计划。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优势兵力的进攻下遭到失败。博古的“左”倾政

策不仅使红军失去了打破“围剿”的有利时机，也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境地。福建事变被镇压后，蒋介石重新调整了“围、剿”中央苏区的部署：将入闽的部分部队和收编的十九路军余部共 16 个师、1 个旅又 2 个团编为东路军，以蒋鼎文为总司令；北路军辖第一、第三、第六、第二十、第二十六路军和总预备队，共 23 个师、2 个旅、l 个支队又 3 个团，另外还辖浙赣闽皖边区警备司令部所属 4 个师又 5 个保安团，仍由顾祝同任北路军总司令，改由陈诚任北路军前线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部署调整后，蒋介石命令东、北两路军采用“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重新向中央苏区发起进攻，国民党军队一边前进，一边筑碉，平均每天只进二三里，朝根据地的中心区进逼。

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博古、李德实行消极防御的方针，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抗，推行“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突击”的战术，还经常轻率地命令红军以主力对敌军的堡垒阵地发动进攻，致使中央红军不断遭到严重损失。4 月中旬，敌军集中了 11 个师分两路向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广昌进攻。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调集红军主力，采用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所谓“正规战争”，保卫广昌。在前方组织野战司令部，由朱德兼司令员、博古兼政治委员。实际上由博古、李德决定一切，指挥一切。周恩来留守瑞金。

博古、李德到前线后，调集 9 个红军主力师坚守广昌，同有着优势兵力和武器装备的敌人进行“决战”。广昌保卫战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最残酷的一场战斗，从 4 月 10 日到 28 日，整整打了 18 天。3 万红军在广昌城下同数倍于己的敌军对峙，在敌人飞机、大炮猛烈的轰炸下浴血奋战，仍无法挡住敌人的进攻。4 月 27 日，博古、李德对战局已束手无策，只好求救于周恩来，当晚给周恩来发出急电：“广昌西北之战未能获得胜利，现只有直接在广昌支点地区作战之可能，但这不是有利的，提议放弃广昌而将我们的力量暂时撤至广昌之南。战斗经过另报，请立即以万万火急复。”周恩来在对前线战斗状况不十分清楚的情况下，表示“在广昌支点直接作战又无把握

时，原则上同意放弃广昌，但仍须以一部扼守广昌，迟敌诱敌，抽一军团秘密东移，突击汤（恩伯）敌。”“最后决心由你们下。”28 日，红军撤出战斗，广昌保卫战结束。此战，红军毙伤俘敌共 2626 人，而自身伤亡 5093 人，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它给尔后红军的作战带来了极为有害的影响。

广昌战役后，红军转移到广昌以南继续阻击敌人向苏区的中心区进攻。面对敌军分多路向苏区腹地推进，博古、李德继续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红军实力不断受到严重损耗。中央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红军丧失了在内线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可能。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使周恩来对红军战争的理论进行了许多新的思考。在总结红军作战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他坚持并发展了红军以运动战为基本作战样式和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基本原则。他虽然没有对红军作战的决策权，但是对博古、李德等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错误地套用苏联军队的作战理论，不懈地予以批评和斗争。

作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既要保持对他们组织上的服从和尊重，负责将他们的指示贯彻落实，又要从党和红军的利益出发，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设法弥补博古、李德等瞎指挥造成的漏洞，尽量减少以至消除可能的损失。”他多次在军委会议和红军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作报告，强调红军必须坚持运动战的方针，阵地战、堡垒战只“能够配合着我们基本的运动战的胜利，来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当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周恩来“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特别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周恩来同志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的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正确建议，使分兵把口的红军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各个击破。进行这些争论时，我经常在场，有时由我从中翻译，有时周恩来同志直接用英语对李德讲。”

这一时期，周恩来不仅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与博古、李德的错误进行了斗争，更重要的是，他开始从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高度上考虑这场斗争的性质，认识到“左”倾路线在军事上的严重危害。在为《红星》报第 40 期撰写《广昌虽然陷落了，我们无论如何要粉碎敌人》的社论上，他批评“单纯防御的堡垒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兵把口子”是机会主义错误的具体表现。这些都为后来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反对“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