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指挥红军作战的最初实践

1931 年 12 月上旬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化装成工人的模样，从上海黄浦江边的十六铺，登上了一艘英国洋行的小火轮。在统舱里他们和预先等候在那里的绰号叫“小广东”的交通员接上了头。然后就由“小广东”护送周恩来去汕头。这艘轮船的吨位很小，只能沿着海岸线航行，但却能够避开国民党军警特务的搜捕，比较安全。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周恩来一行平安到达了汕头。中共汕头交通站站长陈彭年把周恩来安排住进当时汕头最大的旅社

——金陵旅社。住进旅社后，周恩来发现旅社的墙上挂着 1925 年汕头市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合影，其中就有他自己，当即告知陈彭年应该立即转移。这次他们选择了潮汕国民党驻军最高长官独立师师长张瑞贵秘密开设的旅社，这里反而比较安全。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又改扮成一个画像先生，在中共中央交通局负责人肖桂昌等人的护送下，乘火车到达潮安；然后换乘开往大埔的轮船，溯韩江而上，在大埔又换乘小木船在清溪上岸，到达大埔交通站所在地。这里与福建的永定县交界。永定那时大部分地区已成为苏区，靠近大埔的地方也是游击区。国民党军队和民团在这里修筑了许多碉堡，设了许多关卡，建立了严密的封锁线，白天不能走，只能在夜间通过。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安排了六名武装交通人员护送周恩来通过封锁线，他们攀藤附葛，翻越人迹罕至的高山峻岭，越过封锁线，于 12 月中旬到达永定县的乌石下村，再由永定交通站的交通员继续护送进入苏区。

一进入苏区，周恩来对周围的一切感到那样的亲切，不断地利用行军休

息时间，同农民和乡、区干部谈话，了解苏区工作的实际情况。22 日，周恩来到达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和省苏维埃的驻地——长汀。12 月底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周恩来会见了毛泽东、朱德、任粥时、项英、王稼祥等领导人，并就任中共中央局书记，担负起领导中央苏区和指挥红一方面军的任务，同时还负有指导其他苏区和红军的责任。

此时的中央苏区已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歼敌 3 万多人，迫使敌人转为守势。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

军在宁都起义后组建了红五军团，使红一方面军发展到 3 个主力军团，共 6

万多人。赣南根据地与闽西根据地已开始连成一片，井扩展到近 30 个县。根据地内敌人许多据点被拔除，地主武装大部被消灭，土地革命普遍开展，广大农民分到了土地，为了保卫翻身果实，拥护工农群众自己的红色政权，踊跃参加红军。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 1931 年 11 月 7 日至 20 日在苏区的首府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朱德任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地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

但是中央苏区面临的局势也相当严峻，根据地仍处于敌军的重兵包围之下；在与敌人生死搏斗的紧急关头，发生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王明“左” 倾错误路线在苏区中央局中影响越来越大，正逐步取得支配地位。这些都是直接影响苏区建设与红军反“围剿”战争胜利的重大而又紧迫的问题。

周恩来一到中央苏区，就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迅速采取果断措施，制止肃反扩大化的错误。1932 年 1 月 7 日，他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报告，通过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的决议案》。会后，又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使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基本上得到了纠正。对安定党心、军心、民心，巩固红军起到了重要作用。

军事问题是苏区最主要和最紧迫的问题。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国民党军队虽然全线处于守势，但是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基本情况仍然远未改变：红军经过几个月的连续作战，急需休整和补充；苏区屡遭敌人严重摧残和破坏，经济困难；赣南苏区同闽西苏区尚未完全连成一片；苏区内还残存着少数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阻碍着群众的发动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面临的这些情况，决定以一部分地方部队监视北面之敌，主力红军和另上部分地方部队则与敌人主力脱离接触，由兴国以北地区南移到以瑞金为中心徊地区，准备波浪式地向着敌人力量较弱、党的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闽西北和赣西南发展。主要任务：一是整理、补充、训练部队和筹措给养，加强和扩大自己；二是逐次拔除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发动群众，恢复和建立党、团组织，建立和加强苏维埃政权及群众武装，巩固和发展苏区。整个计划分为两步，首先做好瑞金周围的石城、长汀、零都、会昌 4 县工作，然后继续做好武平、宁化、清流、归化、泰宁、建宁、寻乌、安远、信丰、南康、赣州、大余、上犹、崇义、遂川、万安等16 县的工作。准备用较长的时间去争取上列 20 县 400 万群众，同时扩大红

军 10 万入。而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却要求红军“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这是比李立三更为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一）赣州战役

周恩来离开上海之前，曾于 12 月 6 日为中共临时中央起草了一封致苏区中央局的电报，认为敌军“对赣江上游防守较松”，建议“红军主力似宜乘此改向西进，首取赣州，迫吉安，与赣西南打成一片，巩固馈南根据地。” 周恩来到了苏区后，就攻打赣州的问题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赣州是赣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筑有坚固的城池，而且三面环水，易守难攻；国民党军队在那里又驻有重兵，赣州以北的峡江、万安、吉安一带驻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5 个师；赣州以南的大余、南雄、韶关一带驻有广东军阀阳十多个团。赣州一旦遭到红军攻击，蒋粤两敌均能随时增援，所以现在还不具备攻打赣州的条件。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致电临时中央，告知红军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还不能够去攻打赣州。临时中央复电坚持要攻打中心城市，要求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周恩来召集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临时中央的复电。毛泽东仍不同意打赣州。周恩来和苏区中央局的大多数成员认为要执行临时中央的电示，打赣州要比打其他两座城市有利。赣州处在苏区的包围之中，攻下赣州可以使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连成一片，加上对赣州守敌的兵力了解不准确，错误地以为赣州有把握打下来，于是发出了攻取赣州的命令。

赣州战役由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率第三军团和第四军为主攻部队，战斗于 1932 年 2 月 3 日发起。红军原来估计赣州守敌只有 8000 人，而实际上

却有 1.8 万人，而攻城的红三军团才有 1.4 万人。红军刚进抵赣州附近，赣州守敌立即收缩战线，据城固守，以待外援。赣州素有“铁赣州”之称。红军缺乏攻城的重武器，虽然组织多次攻击，都未能奏效。蒋介石为解赣州之围，令陈诚率其嫡系第十一、第十四两师约 2 万人增援赣州。红军攻城部队

腹背受敌，不得不撤出战斗。这次战役历时 33 天，不仅城未攻克，反遭到很大伤亡，而且丧失了充分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巩固与扩展苏区的有利形势和宝贵时间。

红军撤离赣州后，主力转移到赣州以东以南地区整训补充。周恩来赶到前方，在赣州东北的江口圩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朱德、工稼祥、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都出席了会议。会议总结了攻打赣州城的教训，认为，在作战指导上，对国民党军队重视重要城市的程度估量不足；对夺取主要城市的困难估量不足；没有威胁赣江下游的大城市，迫使敌人不敢增援赣州。在战术上，红军没能在统一指挥下密切协同，相互配合；存在着游击刁气，不能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战斗警戒下严密；后勤工作下健全等等。赣州战役，是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决策打的第一个战役，遭到失败无疑教训是很沉重的。虽然他还没有能够认识到这是在军事上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恶果，但是从战术上，周恩来开始认识到红军技术装备差，难以攻克敌人重点据守的中心城市。

（二）漳州战役

江口圩会议还研究了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对于红军的发展方向，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批评攻打赣州是行动方向的错误，认为赣东北以及闽北、浙江、苏南、皖南等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赣东北和闽北还有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活动，还可以依托武夷山、仙霞岭、天台山等有利地势，是红军发展的方向。他提出了向赣东北方向发展，以求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发展革命战争的战略计划。但是大多数苏区中央局委员受临时中央“左”倾错误影响很深，

没从赣州战役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坚持认为红军的中心任务是“争取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江西首先胜利”。他们拒绝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坚持”‘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创造苏区来包围赣江流域的几个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樟树，以便利于我们迅速的夺取这些城市”的方针。

月 18
日，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发布训令，以第一军团和第五军团组成中路军，在赣江东岸活动；以第三军团组成西路军，到赣江西岸活动；而后两路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时隔不久，由于发生了广东军阀和福建军阀的部队相勾结，*中革军委：全称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是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立的中国工农红军最高指挥机关，掌管红军的组织、给养、教育训练，并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朱德任主席。入侵我闽西苏区的情况，中革军委决定中路军改为东路军，临时到福建活动一段时间，打击福建敌军和侵入闽西苏区的粤军，巩固闽西，筹措经费，而后集中东西两路军，继续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

毛泽东当时随东路军行动，一路上反复思考，红军如沿赣江向北发展，则进到南昌附近，那里是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敌军必死守，赣江下游江面宽阔，又有浙赣铁路横贯东西，使红军大部队行动困难，而敌人正好可以利用火车和轮船迅速机动兵力，在那里红军难有大的发展；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红军没有迅速跨越江河的能力，大部队往返不方便，难以创造运动歼敌的机会；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和粤军的主力顶牛；如果向东发展，龙岩、漳州地区只有福建军阀张贞第四十九师，其余则是地方保安部队，战斗力较差，红军如果依托闽西根据地，出龙岩打漳州，漳州地势易攻难守，有攻克的把握。攻占漳州还可能调出粤军，红军还有可能寻找战机打击粤军人闽部队；如果不成，红军还可乘机北上攻泉州、福州，人闽北、赣东北，还可以重新实现经略闽、浙、赣、皖、苏的战略方针。3 月 30 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非常重视，决定亲自到长汀同毛泽东面商，召开作战会议研究具体方案。会议听取了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同意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决定由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分率领东路军执行攻打漳州的任务，周恩来留驻长汀，组织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的需要。

月 3 日，红军开始向龙岩地区进发，10
日拂晓，红一军团乘敌不备一举攻克龙岩，歼敌第四十九师 2 个团。14 日，红五军团赶到龙岩与红一军团会合，随后两军团继续向漳州进发。20 日，红一军团在红五军团的密切配合下，乘敌丢失龙岩，魂魄未定之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占了漳州。此战红军歼敌第四十九师大部，俘虏敌人 1600 余人，缴获飞机 2 架及大量军用物资。由于红军在数量上不足敌人的两倍，无法派出迂回部队断敌退路，致使残敌逃走 4000 余人。漳州是福建当时第二大城市，闽南的商业中心。打

下漳州后，红军迅速在漳州周围 6 个县的范围内分散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大红军，筹款筹粮。“一个多月中，我军共筹款一百多万元，还有大量布匹、粮食、食盐等。这些钱和物资，绝大多数送到当时中央局和军委总部所在地长汀和瑞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央根据地和红军在财政上、物资上都很紧缺的困难。”4 月 22 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给这次战役以充分肯定的评价：“南靖一战，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

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因此争取对粤敌的胜利，成为今后中心任务。”

红军攻占漳州，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政府。蒋介石于 5 月初设立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把上海“一·二八”抗日有功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围剿”红军；令粤军乘红军向东西发展之机，以 3 个师共 19 个团的兵力由韶关、南雄出梅岭关，部署在赣州、南康、大庚、信丰地区，入侵我赣南苏区，向零都窥进，企图切断在湘赣边界一带活动的红三军团的后路。随后，蒋介石又亲任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赴庐山召集赣、鄂，豫、皖、湘五省军事会议，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制定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计划。蒋介石决定调集 63 万军队分两个阶段对苏区进行“围剿”，第一阶段，先以主力“围剿”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第二阶段，在取得第一阶段的胜利后，集中兵力“围剿”中央苏区。

（三）南雄、水口战役

月 5

日，中共临时中央向中央苏区发出军事训令，强调：“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赣州如一时不能攻下可先取吉安，同时应一部分兵力牵制临［川〕南丰线与樟树吉水之敌”。根据中央的训令，周恩来命令红军东路军回师赣南，以全力求得此次战役完全胜利，给粤敌以重大打击。为了统一指挥，周恩来在长汀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取消东路军和西路军的名称，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一方面军仍辖第一、三、五军团，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任方面军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对于政治委员的人选，出席会议的许多人提议由周恩来担任，但是周恩来不同意，认为毛泽东是最合适的人选。在他的坚持下，会议最后同意毛泽东仍“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主持大计”。会后，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建议在对粤军作战时“必须专赖果断之攻击，与实施迅速之追击，才得将敌完全歼灭，取得连续的胜利”。
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在赣南、粤北发起了南雄、水口战役，经过池江、

梅岭关、大庚、水口圩等一系列战斗，红军击溃敌军 15 个团，毙伤敌近 3000 人，打击了粤军的嚣张气焰，基本稳定了中央苏区的南翼，为红军尔后在北线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这次战役也有很大的缺点，因兵力不够集中，打成了同敌人拼消耗的战斗。红军不仅没有获得重要缴获，而且自身伤亡2000 余人。

红军在很短的时间里，攻打规模相当的两个中心城市却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紧接着一个山地运动战又打成了得不偿失的击溃战。这一负、一胜、一平三个战役对周恩来有很大的震动。毛泽东的许多正确主张，对周恩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毛泽东在瑞金会议上提出赣州是敌人必守之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下，“攻坚，在我们现在条件下是不利的。真正要打赣州只有把四周农村群众发动起来了，游击战争普遍开展起来了，赣州城的砖就会一块一块搬掉，最后进入赣州。”对于易攻难守的漳州，则主张采用长途奔袭的办法坚决夺取。打漳州不仅是从战术上易于取胜的角度考虑，更重要的是从战略上考虑问题。毛泽东在给周恩来及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中，深刻分析了国内的形势，指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和东北“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势力受到很大的打击，因此，目前对红军“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红军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移转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行动。”同时毛泽东又指出，临时中央既然规定了“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似要以消灭敌人做前提。”明确表示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错误主张。周恩来通过指导战争的实践，认识到红军在选择作战对象时，不仅要从战略方向上考虑问题，还要从战略战术、敌我情况的对比、战场环境以及战地群众条件等各个方面进行通盘的考虑，才能正确选定作战目标，忽视了哪一点都可能导致战斗的失败；集中兵力不仅要拥有相当数量的兵员，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组织指挥，把部队的战斗力充分调动起来，形成强有力的、有重点的打击力量，才是真正的集中兵力。许多正确的意见往往来自于在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的一线指挥员，如果坐镇后方的领导对具体战斗行动干涉大多，不仅干扰了前方指挥员的指挥，甚至会导致作战失利。周恩来虽然从上海来到苏区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仍然没有接触到红军作战的实际，于是决心暂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工作，深入到战争的第一线，到实践中去探索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规律。7 月 21 日，周恩来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的身分到达信丰红一方面军总部，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会合，开始直接参与指挥红军作战。

（四）乐安、宜黄战役

周恩来到达红一方面军总部之时，摆在红军面前有两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的人选问题；二是方面军下一步作战方向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共苏区中央局对于毛泽东反对中央局的“左”倾错误主张很不满意，因此，多次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则认为毛泽东很有军事指挥才能，具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他的许多意见和建议是正确的，因此不同意撤去毛泽东原来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周恩来到前方与广大红军指战员有更多的接触后，更加感到红军需要毛泽东，毛泽东离不开红军。7 月 25 日，他和朱德、王稼祥及毛泽东一起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此种办法如何，飞电复。”

对此中共苏区中央局迟迟不作决定，7 月 29 日，周恩来再次亲笔写信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坚持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他反复陈述，如果由自己兼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而“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在周恩来的坚决要求下，中共苏区中央局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时决定在前线组织军事最高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工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处理前方的行动方针及作战计划。8 月 8 日，中革军委主

席发布通令：“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我第一方面军全体战士，今后应坚决在朱总司令与毛总政治委员领导之下，一致为发展革命战争，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几省的首先胜利而努力。仰我全体战士一体知照。此令。”

关于第二个问题。当时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制定的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方针，要求红一方面军与敌人决战，迅速夺取赣江流域各个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首先胜利，并规定方面军应以一部兵力佯攻赣州，调动敌人，以求主力乘机在赣江上游渡河，沿赣江西岸北进，同蒋介石嫡系陈诚部 4 个师决战。周恩来本来是带着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到前方的，在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人反复研究讨论后，认为这一计划难以实现。当时国民党军已集结了 40 个团以上的兵力，准备阻止红军西渡赣江。7 月 25 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我们再四考虑，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绝断危险，如攻新城、南康，将引起宁、赣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因此，决往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罗等四个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同时认为如能把敌人吸引到河东地区，作战将更有利于红军。

会后红军沿赣江东岸迅速北进。8 月上旬，周恩来在兴国主持召开前方最高军事会议，重新讨论行动方向问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认为：敌军已发现红军北移的行动，已决定将支援粤军的第十四、第五十二师调回吉安、泰和，与第十一、第九十师靠拢，将主力集结于河西地区，防红军西渡和北进，如果红军攻打万安，渡河北上，敌人可以依托赣江阻击红军过江。即使红军渡过赣江，在当前粤赣湘三面敌人靠拢包围的形势下，敌可在红军还未能集合整理部队的情况下，立即出击，陷红军于不利地位。而当前赣东敌军较少，3 个师分布在南丰、南城、乐安、宜黄地区。因此会议决定，红军集中力量先消灭乐安、永丰、宜黄方面的敌人，而后求歼由赣江以西和由南丰、南城等地来援之敌，进而调动湘鄂赣和赣东北两地区的敌军，造成由赣江下游渡河夺取吉安的有利条件；如抚州空虚，则夺取抚州。这一正确的决定，为红军下一步的作战奠定基础。同时为了适应新的作战任务，对红一方面军进行了整编。

1932 年 8 月 8 日，中革军委下达训令，决心集中全力，以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首先消灭乐安、宜黄方面的敌第二十七师，并相机消灭敌军增援部队。经过整编的红一方面军以崭新的面貌投入了新的战斗。8 月 15 日，红军秘密到达乐安附近，敌人毫无察觉。8 月 16 日清晨，红军采取袭击的战法向乐安城发起攻击。经过一天多的战斗，全歼守敌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旅

（吕汝河旅）又一个营，从旅长、团长到勤杂人员无一逃脱。此战共俘敌 3000

余人，缴枪 2000 余枝，机枪 10 余挺，迫击炮 10 余门，无线电台 1 部，击落

飞机 1 架。当时在中央苏区击落敌机还是一件新鲜事，红军指战员个个兴高采烈，都说：“这一仗打得真痛快！”紧接着，红军乘胜直取宜黄。20 日拂晓，红军发起总攻，经一昼夜激战，歼敌一部，击溃守城敌军第二十七师主力第八十、第八十一旅。敌军弃城逃跑，红军尾敌追击，又歼敌一部。此战红军攻占宜黄城，俘虏敌军 2000 余人，缴获各种枪支 2000 余枝，迫击炮 10 余门，大获全胜。红军攻克乐安、宜黄，极大地震动了周围的敌军，敌军惧怕被歼，纷纷收缩集中。南丰守敌毛炳文部第八师、许克祥部第二十四师放弃县城北撤南城，与南城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三师会合，红军乘机占领南丰，

闽西红军也乘敌军收缩之机占领了宁化。至此，乐安宜黄战役胜利结束。乐安、宜黄战役，是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第一次共同组织指

挥的一次进攻战役。他们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两次正确改变了原定西渡赣江北进，与敌军主力进行决战的冒险计划，正确定下了求歼兵力比较薄弱的乐安、宜黄之敌的方针。在作战中，集中优势兵力，先消灭乐安之敌，再转兵攻打宜黄，各个击破，速战速决，消灭敌第二十七师，7 日内攻占 4 座县城。红军的胜利震动了南昌、樟树、抚州的敌人，使江西与赣粤边各路敌军纷纷移防部署，不仅使粤敌不敢深入中央苏区，而且把赣江西岸陈诚部 3 个师吸引到赣江以东，给湘赣苏区的红军创造了发展的机会，并可进逼吉安。同时，迫使蒋介石赶忙下令将胡宗南的第一师从武汉调往南昌，减轻了敌人对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的军事压力，直接援助了这两个苏区红军的反“围剿” 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