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把军事工作的中心放到农村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能够从根本上纠正“左”的错误。因此，当 1929 年资本主义世界空前的经济危机及中国的军阀混战爆发后，中

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思潮重新抬头。从 1930 年 2 月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内、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及国际远东局之间，就取消还是坚持开展农村游击战争，以及农村游击战争在土地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左”倾思潮的抬头与共产国际的指导直接有关。从 1929 年 2 月到 10 月，共产国际连续给中共中央发来四封指示信，其中含有许多“左”倾错误观点。如在 2 月的来信中就提出，中共在目前的基本任务是反右倾，“如果中国共产党不用警觉的激烈的自我批评态度来批评这一切右倾的错误和动摇。来加以预防，则右倾是会变成可怕的危险的”。特别是 10 月 26 日的指示信，更是改变了中共六大对中国革命形势和任务的正确论断，认定“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底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底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重申要首先反对中国共产党内“右倾的机会主义的情绪和倾向”这一主要危险。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给予中国共产党以重大的影响。虽然党的六大认定中国此时正处于革命的低潮之中，但是党内仍有许多同志，并没有真正认清这个问题。所以“左”倾冒险主义思想一遇合适的土壤就迅速滋生起来，逐渐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

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全面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错误主张，并以此为理论依据，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周恩来也受到共产国际一些错误观点的影响。党的六大之后不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结合而成的托陈取消派竭力宣扬，中国革命失败了，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中国社会将是和平发展的社会。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革命斗争，尤其反对红军游击战争。这些人在党内有一定影响。他们四处活动，拉帮结派，阴谋分裂党的组织，对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周恩来回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参与组织领导着同托陈取消派的斗争。这场斗争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不仅要从理论上批判托陈取消派的错误观点，肃清其影响，帮助和挽救一批有糊涂认识的同志，还要恢复和整顿被他们搞乱了的党组织。斗争的复杂性使周恩来感到右倾错误对党的危害极大，认为右倾是党的主要危险，赞同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进入新的高潮的主张。

但是周恩来在如何分析革命形势、是否组织武装暴动以及在斗争策略上却不同意李立三的观点，并与之发生了争论。李立三否认中国革命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认为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一个东西，而直接革命形势就是举行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应该立即采取行动，布置各地的武装暴动。周恩来则认为：“所谓新的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不同的，现在已经有了新的高潮，但还不是直接革命形势。”他不仅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与李立三辩论这个问题，还在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专门阐述了这个观点。后来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曾说：“我在去年便两次提出反主要的危险

右倾，同时必定要反‘左’倾；对高潮问题，我在江苏代表会上，在中央政治局，我都主张照国际的解释，中国现在已有革命高潮，但不等于直接革命形势”。李维汉在回忆录中也写到当时周恩来与李立三“在不少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如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和组织各地暴动等问题就有争论。”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远东局在关于如何看待中国富农、游击战争、赤色工会，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等问题上，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1929 年春夏间，共产国际派了一名德国人和一名波兰人到上海，组织了新的远东局。他们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会议，而是在中共中央开会之前或开会之后，由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就有关问题去同他们协商，看政治局会议的发言记录。不久双方对中国农村游击战争等重要问题发生了争执。远东局坚持认为，在目前中国环境之下，游击战争一定会失败，应该取消游击战争。到 12 月初矛盾已经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于是，远东局在没有同中共中央商量的情况下，通过了一个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的中国问题部分断言中共中央犯了右倾错误。中共中央得到这个决议案后很震惊，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与会者对远东局的做法很愤怒，认为远东局的决议案是非常错误的。他们要求取消游击战争，才是犯了右倾错误，希望他们能纠正这个决议。会后，政治局派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去同远东局讨论这些问题。会上远东局的代表抓住项英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过“远东局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话，强词夺理他说：“这就是说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不仅拒绝中共中央提出纠正决议案中错误的要求，反而要求中共中央解除项英的职务。会议连续开了两天，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结果不欢而散。12 月 1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人到共产国际直接反映情况。1930 年 3 月初，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并参加苏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周恩来化装成出国留学的学生，乘轮船赴欧洲，再改由陆路去莫斯科。

无论是与李立三还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在中国农村到底要不要建立红军，开展武装斗争，实行武装割据？它在中国革命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和地位？远东局认为应取消红军的武装斗争，李立三虽然认为红军有存在的必要，但只是为了配合城市无产阶级武装的辅助力量。李立三虽然参加了和周恩来、陈毅关于红四军建设的讨论，但对农村的武装斗争和工农政权这些中国革命的新生事物视而下见，丝毫也不懂得它的伟大意义。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至少我个人过去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周恩来则不同，他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和指导着中国农村的这场伟大革命，特别是在中央军事工作会议期间，与陈毅就红四军问题的讨论研究，使周恩来对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中的伟大创举有了全新的认识。他说：“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扩大，的确要成为决定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从南昌起义以后，仅仅两年半的时间，红军犹如燎原烈火，燃遍了中国半壁江山。这是对国际远东局和李立三错误观点的有力批判。周恩来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经过德国，应德国共产党《红旗报》的约请，写了一篇题为《写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文章，介绍中国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发展状况，指出：“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

周恩来出国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想急剧地膨胀起来。他批评毛泽东“以乡村包围城市”的主张“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李立三强调现在红军“是

需要夺取中心城市，向敌人主力进攻，向交通中心发展”，把毛泽东、朱德提出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说成无非是“逃、跑、走”。他主持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计划规定红三军团攻打长沙，切断长沙至武汉的铁路；红一军团攻打南昌、九江，切断长江；红二军团、红一军进逼武汉；武汉则组织武装起义。五支力量“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组织南京士兵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支援武汉的起义，先取得一省和数省的胜利。并且异想天开地认为“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并且声称：“我们的战略也必须推动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决战”，“国际在目前形势，我想必须采取积极进攻路线才有办法，首先是苏联，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他要求苏联和蒙古一起大批出兵进攻中国北方，支援中国革命。这样一来，日本帝国主义必很迅速地向苏联进攻，引起世界大战，而中国革命就会在世界革命高潮中取得胜利。因此，苏联现在就应将西伯利亚数十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向忠发、李立三等还致电在莫斯科的周恩来，要求他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革命已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势，使国际能够肯定他们提出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并要求共产国际动员各国党加紧保护中国的革命运动。

周恩来坚持认为：“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同时，这一民权革命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联合农民才能彻底完成。”他强调指出，当前中国工人运动的新高潮是在农民战争的背景之上兴起的。此时中国更加发展的还是农民土地革命的深入。中国工农群众不仅有他们的苏维埃政权，并且有了为这政权斗争的十万红军和数十万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是在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的特殊产物，当前应加紧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周恩来在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上作了关于《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特点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再次强调指出：“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他还会见了斯大林，介绍了中国革命特别是红军一年多来显著发展的情况，使斯大林接受了中国红军有重大发展的事实，改变了以往对红军的看法。斯大林最后认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根据周恩来的报告和斯大林的建议，共产国际于 7 月 23 日发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决议认为： “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涨，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此刻“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指出：“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7 月 30 日，共产国际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政治局，批评“中国党目下路线是盲动精神”，目前“中国党本身的组织力量大弱，不能领导工人群众的暴动”，要中共中央停止执行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

月 27 日，红三军团乘虚攻人长沙，不久即遭到国民党军队重兵围攻，
红军主力虽然撤出长沙，但是长沙的党组织及万余参加攻打长沙的工农群众却惨遭杀害。李立三不仅没有从中汲取教训，反而被红军暂时攻占长沙而冲昏头脑，以为他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是共产国际犯了右倾错误。他认为共产国际不赞同他的路线，“恩来同志要负这一责任。恩来同志向国际的报告，一定没有说明革命发展的总的趋势，所以使国际不能（了解）这一迅速的发展。”有些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中央必须对周恩来作坚决的斗争，并建议在“政治问题解决后，周恩来同志可去北方责。”。向忠发则在政治局会议

上总结说：“恩来同志尤其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应在政治上负严重的责任。”

月 1
日，李立三在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把共产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停止党、团、工会一切正常活动，准备领导各地暴动和罢工，进而组织全国的总暴动和在武汉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当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维汉同志，在前一段工作中，贯彻李立三的路线，组织了许多次工人罢工运动和武装暴动都遭到了失败，使江苏的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上海、南京等城市的一些党组织和赤色工会组织遭到破坏，群众积极性受到打击，一些优秀党员和积极分子遭敌人杀害。仅半年时间，江苏省被国民党杀害的党员和群众就有 3130 人，被捕的有 1480 人。李维汉开始怀疑李立三的一些做法是否正确。他对李立三说：看来上海暴动搞不起来，要举行全国暴动，这样大的事，是否应向共产国际请示？李立三听了以后很生气，说： “红军已打下了长沙，攻下武汉没有问题。⋯⋯现在就看你们江苏的了，看你们能不能砍下蒋介石统治的‘头’了。”“等打下武汉，中国革命胜利了，再同共产国际讲话。”当时中共中央的会议记录都要迭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同际远东局，李立三的这些话，使他后来受到共产国际的残醋打击。

8 月 19 日，周恩来回到上海，和随后回国的瞿秋白一起纠正李立三的错误路线。周恩来一下轮船就受到李立三和向忠发的质问。周恩来连续两天找他们谈话，通过耐心的说理和具体的分析，终于使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接着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由周恩来作报告，一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二是着重讲了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和发展红军的重要性；三是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周恩来说：“根据地决不是割据、保守，而是站住脚跟，一步一步的有力地发展。”“在中国什么地方最适合作苏维埃的根据地？赣西南、闽粤边等处，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的群众，巩固这许多地方以向着工业中心城市发展。在策略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因为在这许多区域不仅是敌人力量最弱的地方，而且有党所领导的广大基础，党将这力量巩固起来。”“中央过去特别指出割据的错误，因此对于根据地这一点确实注意得比较少。我回国后，与特生（向忠发）、柏山

（李立三）两同志谈话后，都认为这是工作中的缺点。”

为了尽快实现把党的军事工作中心放到农村去的战略性转变，周恩来一方面从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另一方面抓紧从军事上制止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当时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指挥中心是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9 月初，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接连给长江局发出三封指示信，要求他们立即停止组织武汉暴动和攻打中心城市的行动。他在信中指出：“在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红军向中心城市发展这一路线是不会实现的。”他还告诫长江局的同志们：“当我们估计敌人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过低的估量，不容许我们忘掉敌人的任何强点；当我们估计我们自己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夸大的估量，不容许我们有架空而不切实的计划，尤其不容许我们忘掉我们自己的弱点。”他严肃批评那种以为“‘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时只怕右倾不怕‘左’倾”的错误观念，深刻指出，“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党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发动和组织群众上，党的干部应深入基层、深入农村、深入红色区域，绝不能成

天在暴动上做文章。“为加强红军和苏维埃根据地的工作，军事干部必须以派往三、四、五、八、二、六军去为第一等工作。”针对红一、红三军团第二次攻打长沙受挫一事，建议红军“是否可调转头来，击破赣边敌人，以聚集自己的力量，以巩固自己的阵线”，采取“巩固的而不是猛进的向前发展” 的方针。这三封指示信基本上停止了武汉暴动的原有计划和攻打中心城市的行动，把党的工作重新转移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周恩来在停止“左”倾冒险主义行动的同时，指出党目前中心的问题是如何发展苏区和红军的问题，明确指出了党的工作中心应该是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他在 9 月 27 日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强调指出：“现在中心是在苏维埃区域。不仅党是（有）政权的党，而且有红军、赤卫队，而且是要发展及于全国”＠。他在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上多次强调苏区和红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关于全国工作布置，在组（织）决（议）案上有一原则：首先是加强苏区工作，苏区中央局的建立，苏区下级的健全、强健红军之领导，是首先在组织上重要的工作。”他在 9 月 30 日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针对许多人认为“打下大城市要较发展广泛的农民战争的意义要大得多”的错误看法，进行耐心地解释和说服，井用红军两次攻打长沙失利的例子，说明红军拼命围攻长沙延期而不能攻下的时候，则发动全湖南的农民战争，不但比死攻长沙要意义大，而且即是进一步的扩大革命战争。

周恩来不仅从理论上、政治上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和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的正确轨道上来，而且从组织上采取措施保证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虽然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受到错误的批判，但是他仍坚持把党的工作中心放到农村。他在起草以向忠发的名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到：“要从中央政治局起以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力量去加强与巩固苏区的领导”，“军事干部不论是在莫［斯科〕学过军事的或在国内做过军事工作的，都要以百分之九十以上派往苏区”。对于党的地方组织，周恩来也要求他们把大多数的干部派往红军和苏区去工作。1931 年 3 月 7 日，他在起草

《中央关于广东党的工作决议案》中指示广东省委：要刻不容缓地派遣 100 至 150 名工人到红军中去，征调 95％以上有军事经验的同志和党内 60％以上的干部到苏区去，加强军事工作和苏区领导工作。

党的五大以后，中共中央一直把城市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而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抱着轻视的态度。周恩来的一系列言论和行动，表明中共中央在建立并发展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这个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同时也表明周恩来跳出了以往无产阶级革命要以城市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把党的工作中心放在农村的战略性转变。这是他在探索土地革命战争规律，确立党的战略方针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周恩来不仅在引导全党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这个根本问题上走在了前列，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主动向中央要求到苏区中央局去工作，决心投身到血与火的战场，投身到正在中国农村广袤的大地上掀起的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