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红军建设和作战理论的新发展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在领导军事斗争的一年多时间里，特别是从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实践中，对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规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对党的工作重心是开展武装斗争，武装斗争的中心是在农村这一基本的方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能够把这一基本思想用于指导战争。他认真研究和总结红军的作战经验，学习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形成了自己指挥作战一系列原则和方法。他为红军的全面建设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使红军的建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红军的战斗力空前提高，并取得了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 的伟大胜利。

（一）坚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

周恩来在到中央苏区之前，就已确立了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中心应该放在农村的思想。到了苏区之后、从亲身的实践中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农民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所爆发出来的革命力量之伟大，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他坚持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他与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关于红一方面军作战方向上的争执，实质上就是把武装斗争的中心放在广大的农村，以发展农村根据地为主要任务，还是以红军夺取大城市，求得“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为主要任务的斗争。

周恩来用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思想指导战争，坚决支持毛泽东反对攻打吉安、樟树、南昌等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主张，强调红军要在敌人统治薄

弱的地区发展进攻，扩大苏区。他指出：我们“多争取一分群众，多赤化一个地方，多组织一个游击队，敌人即多受一分威胁。以赤色包围城市与以武力封锁城市，前者较后者尤能持久地围困敌人，便利我红军由间隙中出击，使敌人（要塞）失其支点的作用。”例如，在乐安、宜黄战役胜利后，苏区中央局坚持要求红军去攻打吉安、抚州、南昌等大城市，而周恩来则把眼光放在永丰、乐安、崇仁、宜黄、南城、抚州、南丰、黎川这一大片“纵四五百里，横七八百里”的广大农村，力求尽快地将这一地区建设成为巩固的苏区。这种思想体现在战术运用上，则表现为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还是以攻城掠地为主。周恩来强调：“我终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主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他的这些认识和主张，对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二）总结归纳红军的战略战术

周恩来非常注重从战斗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他认为这是提高指挥员理论水平和指挥能力的重要方法，是战士提高战术、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他要求红军指战员，每次战斗之后，都要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战斗总结，每打一仗都要有所提高，每吃一堑就要长一智，不能使红军的鲜血白流。尽管周恩来日常工作非常繁忙，但每战之后，他都亲自进行战斗总结，报告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以便各种经验能够迅速推广。他还身体力行，连续发表了《论敌人的要塞——（堡垒及炮台）与围攻乐安的教训》、《从实际战斗中来认识战术原则》，《火力与突击》等一系列文章，对红军的作战进行了认真而中肯的分析，使红军的许多作战原则不断地得到深化和发展。

必须从全局上把握战争的趋势。领导一个战略区域的战争，应该首先从研究当时国际或国内的整个形势入手，根据敌人力量的变化，提出整个红军的总任务和实现任务的总方针，并以此作为制定作战计划的依据。正因为如此，周恩来能够高屋建瓴，统揽全局，掌握各个局部环节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因素，迅速抓住影响整个战争局势的关键环节，把握指导战争的主动权，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使战役、战斗在各个阶段之间有机地联系起来，一环扣一环，把战争引向胜利。把握战争全局，不仅是指导战争的基本法则，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方法，

只有从全局着眼，才可能在具体问题上避免产生盲目性和发生偏差。
强调运动战，尤其是山地运动战，应是红军的基本作战形式。坚决反对攻打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这是他与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长期争论的焦点之一。为此，他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在紧急关头甚至采取断然措施，不征得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的同意，即指挥红军撤出攻打敌人坚固要塞的战斗，转而以运动战形式与敌作战。他在《论敌人的要塞——（堡垒及炮台）

与围攻乐安的教训》一文中总结了红军作战中的经验教训，指出敌人“是要用野战军乘我军长久硬碰、踌躇紧贴或留恋不舍（如攻赣教训）干某一要塞之下来消灭我们。”因此“一般说来，我们应先消灭敌的野战军，再攻取其要塞。”批评那种坚持“以为在要塞大空隙中不能作战，而主张专打要塞” 的错误观点。同时，他又辩证地指出红军并不是一味地反对攻打敌人的城市， “对敌人要塞用兵，应基于战略和政策必要上来决定，实行时又须依据当时情况来决定”。就是不仅在战略上和政策上需要，而且还必须要具备攻打的条件，即敌人没有坚固设防，或完全不知道红军即将实行的攻击而麻痹大意

的情况下，以突然袭击手段去夺取敌人的城市。例如红军攻取漳州，袭取乐安、宜黄便是如此。

坚持红军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应该是歼灭战，力求通过消灭敌人来补充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实行歼灭战的方针，必须把握好的几个原则和方法：

一是在力量使用上，坚决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周恩来在作战指挥中，始终强调要“在决战方向集中优势的兵力和兵器”， “我们要用少数的兵力放在次等方向，去抓住多数的敌军，以便抽出多数的兵力，在主要的突击方向，有把握的去消灭敌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周恩来运用这一原则，集中红军 4 万多人包围敌人两个师，其中又以主要力量首先围歼第五十二师，奏效后再转兵歼灭另一个师。从而能够迅速解决战斗，取得了一战歼灭敌军两个师的胜利。

二是在选择打击对象上，坚持“避强击弱”的原则。所谓“弱”敌，除了战斗力较差之敌外，还包括那些态势孤立、运动之中、立足未稳、地形不利、饥疲困乏、疏于戒备以及由进攻转为迟却之敌，应适时抓住战机，加以歼灭。1932 年 7 月，周恩来力主红军改变原定攻打敌主力部队守备的万安、吉安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乐安、宜黄方向攻击，取得了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草台岗战斗中，当兵员充足、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敌第十一师处于孤立、运动之中、立足未稳，地形不利等态势时，周恩来果断改变原定计划，将敌第十一师作为首先打击的对象，成功地一举将其全部歼灭。

三是在战术运用上，善于采取“迂回包围”的原则。周恩来在指挥黄陂、草台岗两次歼灭战的过程中，采取二面、三面，甚至四面包围的部署，以一部兵力正面牵制，主力迂回敌之侧翼，断其归路，从侧后发起攻击；同时控制强有力的预备队，适时用于主要突击方向或随时准备追歼突围之敌，因而取得了大兵团歼灭战的胜利。

四是在战斗中，坚决实行“速决战”的原则。能否“速决”，是周恩来定下战斗决心时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他认为不能速决的进攻战斗，对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红军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因此，他在签署的许多作战命令中都十分强调“速决”、“采取迅雷手段”等等。为了达成“速决”，红军应以袭击、伏击、远距离奔袭等为主要作战手段。

五是千方百计地调动敌人，创造歼敌战机。周恩来善长谋略，利用佯动、示弱等手段，诱使敌人判断失误，大意轻敌，错误决策，贸然急进，造成原先两翼配合、前后呼应的整体布局被撕裂，出现漏洞。结果红军适时抓住战机，接连以两个漂亮的歼灭战，一举粉碎了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第四次“围剿”。在黄陂战斗中，周恩来命令红十一军向黎川方向佯动，吸引敌第一纵队向东跟进，主力在东韶、洛口一带隐蔽待机，准备侧击敌人。为了更有效地吸引敌人，红军假拟了一份乐（南）军分区司令员给乐（北）军分区司令员的文件：“我工农红军正围攻南丰，旦夕可下，惟乐安之两师白军，若向河口、黄陂前进，则我红军不特无法攻下南丰，本身亦感至大危险，万望派人监视此两师敌人，果其南来，即迅速报告，予当率乐大两团竭力抵抗之”。敌人获得这一情报后，判断乐安附近无红军主力部队，令第五十二、第五十九两师放心大胆地向东开进，结果被红军全歼。

红军的战术必须是灵活多变的。他对红军的战术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和概括，认为袭击是红军的主要战术。要想达成奇袭，“奇袭部队在事前要有正确的侦察，适当的编组，绵密的伪装，恰切的袭敌部署，临事要秘密向

攻击点潜行，遇敌警戒兵或小部队，则以一部当之，且用白刃刺杀之，主力仍应猛向攻击目标前进，⋯⋯一旦为守兵查觉时，则决行猛烈的强袭，力求到达目的”；进攻的战斗队形应有纵深配备，适时扩张战果；火力必须与部队的运动与突击紧密配合。指出：“为了要在战斗中移动人器接近敌人，使其更有效的摧破敌人，又为了要引导步枪战士接近敌人，用白刃消灭敌人，这都需要运动的，所以运动成为步兵战斗中很重要的因素，然而火力又是压伏敌人火力的抵抗，并束缚其意志，以掩护步兵运动，使其少遭损害，接近敌人，突击敌人。于是火力又成为与运动不可分离的东西。”在火力运用上要以交叉射、侧射、斜射为主；战斗中各个方向上的部队必须协同动作，密切配合，用穿插分割等战术；注意运用伪装和欺骗手段隐蔽自己的意图；在作战指挥上，他认为应在上级总的意图下遂行战斗任务，同时又要“能适应情况变动，在不违反整个意图下，发扬其机断专行的能力”，要求红军各级指挥员“特别提倡活泼机动的运用战略战术，而不需要呆板的服从命令，对于任何情况的变动都不越雷他一步”。在战斗作风上，提倡发扬勇猛顽强、不怕疲劳和连续战斗的作风。

（三）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

周恩来认为建设一支无产阶级化的、有极强战斗力的红军，是实现党的任务的保证，是红军战胜敌人的前提。因此，他以极大的精力全面抓紧红军的建设。

调整部队编制，适应战争需要。随着“围剿”与反“围剿”战争的不断扩大，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也需要不断深化。周恩来非常重视适时调整部队编制，使之不断适应战争需要。他到中央苏区后不久，就决定改变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的做法，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和
3 个军团的编制，重建了红一方面军总部。这一措施改善和加强了红军的作战和指挥。

为了进一步适应大规模运动战的需要，在周恩来主持下，拟制了《中国工农红军军团暂行编制表》，健全和统一了红军军团以下的编制。对各级机关进行了精简，军团以下不再设军一级的编制，改由军团直接指挥师，方面军直接指挥的各个军仍保留。同时，建立健全了军团或军、师两级司令部，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如报告制度、军职划分规定、《保护红军文电、电台机密的几项规定》，以及《工农红军纪律暂行条令》等，大大提高了司令部的参谋业务能力和组织指挥能力，初步改变了机关臃肿的状况。

为了保障作战决策和指挥的需要，周恩来以加强侦察情报工作为重点，整顿各级侦察队，开办谍报班。他强调：“侦察工作是组织战斗的第一步工作，是首长下定决心的基点，是完满作战计划的主因，是战斗过程复杂环境中达到机动的先决条件。它能使战略更加巧妙，使红军的战斗力更加发扬，因此它是司令部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并亲自掌管和领导红军的情报工作，为红军的作战及时提供了大量准确可靠的情报。

为了进一步加强红军的统一指挥，提高大部队协同作战的能力，适应大规模运动战战场瞬息变化的情况，迅速捕捉战机，灵活机动地歼灭敌人，周恩来着力整顿无线电队，要求电台工作更加健全起来，使之成为红军主要的通信工具，及收集情报的重要手段，保障作战时能够进行适时而不间断的指挥。后又在红军无线电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培养通信技术人才。

加强军政训练，提高部队素质。周恩来非常重视红军的军政训练，认为这是提高战斗力的重要保证。由于红军战斗异常频繁，没有专门时间进行训练。因而，他规定部队必须“利用战斗间断及配置后方的一瞬间内来实施训练”。要求各部队抓紧难得的战斗间隙，切实进行短期训练。规定政治训练以进行阶级教育为主，增强指战员英勇斗争的决心和团结制胜的信念。军事训练在技术上要以练射击、刺杀、投弹、目测距离为主，学会利用地形地物，特别是夜间动作。在战术上要学会组织和运用火力。干部训练主要是学会组织指挥战斗，在进攻战斗中如何选择主要、次要和钳制方向，确定进攻部署；战斗胜利后如何组织兵力、火力追击以及打击敌人的反扑，巩固阵地和整理部队；学习如何组织侦察、警戒和保持顺畅的通信联络。特别要重视研究以劣势兵力兵器的军队对优势兵力兵器之敌军作战的战法。

他多次起草和签署的加强军政训练的训令中，始终贯穿着练为战的指导思想，强调把学习军事技术和加强政治教育作为当时的中心任务，特别强调政治工作干部也要学习军事。各级军政机关要运用多种形式、采取各种办法、千方百计地提高部队练兵热情，提高训练质量。为了消除训练中的薄弱环节，还专门发出加强勤务人员训练的训令和新战士教育训练的训令，在全军掀起了“学习提高新的军事技术”的活动。

周恩来极为重视干部的教育训练和培养。一方面他要求各部队根据需要组织各种集训班，有针对性地对在职干部实行短期培训，另一方面他非常重视各类红军学校的建设，签发了《关于改编红军学校的命令》，先后扩建和组建了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以及培养炮兵、工兵、装甲兵、防空兵等技术兵种人才的红军恃科学校、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工农红军供给学校、地方武装干部学校等，形成了由初级到高级、由单一兵种学科到多兵种学科的教育体系。选调了刘伯承、叶剑英、萧劲光、何长工、邓萍、粟裕、陈赓、左权、伍修权、郭化若、孙毅等一大批既具有多方面科学文化知识，又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和教学经验的干部担任领导和教员，为红军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各级各类干部。

不断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推向深入。作为中国军队政治工作的创始者，
周恩来对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尤为关注。他到红军后，对军队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政治工作必须着眼于战时的特点；指出政治工作不仅要靠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来做，而主要靠充分发动党团员和红色战士的积极性，实行群众性的政治工作；要求红军各级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干部改进工作作风，提出改变机关主义，实行直接的活的领导，少开会布置，多用口头传达，加强工作的预见性和灵活性，以适应瞬息万变的情况；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通过向部队讲解政治军事形势，分析战争的有利条件和困难因素，使广大指战员了解形势，明确任务，知己知彼，充分准备，树立信心，提高作战勇气；要求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领导作用，把战时政治工作的重心放在连队，发挥连队党支部的堡垒作用，使之真正成为连队团结战斗的核心；要求在紧张激烈的战斗环境中，注重发展与健全党的组织，使连队党员保持一定的数量；重视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进攻作战中，做部队冲锋陷阵的模范，在防御作战中，做坚决抵抗的模范，在长途行军中，做互助友爱的模范，真正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组织红一方面军各部队开展轰轰烈烈的立功创模运动和创造模范党支部、模范连队的活动，使广大指战员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把

群众工作提到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位置，把“加紧作战地域的群众工作”作为“每一红色战士一日不可忽视的政治工作”。在政治机关设立了专门的群众工作部门，协同地方党组织向人民群众进行政治动员，组织群众参军参战，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重视开展敌军工作，把瓦解敌军看作是红军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重要条件之一，在政治机关设立敌军工作部门，在敌军内部开展兵运工作，争取敌军起义，开展对敌宣传工作，争取敌军官兵放下武器，做好俘虏兵的工作，争取他们参加红军；他还要求努力改善部队政治教育的方法，改变背书式的教授法和传教式的灌输法，采取启发式和讨论式，以提高政治教育的效果。

为了进一步总结红军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红军总政治部于 1934 年 2 月在瑞金召开了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这是红军创建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工作会议。会议对过去政治工作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对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战时政治工作方法，游击队、赤卫军与少先队、地方群众中的政治工作以及敌军工作等进行了讨论。周恩来在会上再次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要“坚决地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反对忽视政治工作的现象，巩固政委制度，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建立党在红军中的支部生活，成为红军的血脉一样，更加保证战斗力的提高。一切政治工作为着战争，为着红军最大的胜利”。

加强后勤建设，保障部队供给，在大规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的后勤保障，仍然主要依靠就地取给和取之于敌的方法。红军的生活异常艰苦，

作战保障非常困难。周恩来非常重视红军的后勤保障工作，到苏区后不久，他就在苏区建立了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亲自担任主席，负责主持计划井指导战争的一切军事、经济、财政、劳动的动员事宜，以他卓越的组织能力，使苏区有限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在他的领导下，红军总供给部的组织机构逐渐健全起来，形成由上而下的比较完整的后勤保障体系。他要求在战争沿线派出得力干部主持区委、区政府与训练赤卫军。在要道左右三四十里的区域预先选择可以存储粮食、弹药、物资和转运伤病员的偏僻山寨或村庄；红军卫生保障形成了连有卫生员、营有卫生所、团有卫生队、师以上育卫生部的医疗体系；在战场救护上，形成了连营有火线抢救组一团绷带所一军师野战医院一兵站医院一后方医院等比较完备的后送、医疗体系。从而有力地保障了红军战斗的顺利进行。
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周恩来一贯重视地方武装的建设，认为这是开展人民战争的基础。在上海担任中央军委领导工作时，他就十分强调建设地方武装的重要性，经常指示各地苏区和红军要重视发展地方武装。到中央苏区后，他重申毛泽东关于扩大人民武装的精神，指出红军的扩大，主要是由地方赤卫队、游击队造成地方红军，再由地方红军造成超地方的红军。在力量使用和武器分配上，既反对地方主义、分散主义，也反对绝对集中。对地方武装的政治和组织建设，要求建立坚强的党的领导，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在组织编制上，要求把地方武装区分为两种，一是脱离生产的独立师团营连，

其任务和行动原则是集中应敌，分散游击，争取与发动群众，巩固与发展苏区；二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以乡村为编制单位，其任务是平时巩固苏区政权，战时配合红军作战。要求从各地红军中抽派最坚强的干部去加强地方武装的领导力量。从 1932 年夏到 1933 年夏，中央苏区地方武装蓬勃发展，新组建了兴国模范师、瑞金模范师等十多个模范师、独立师及若干个独立团。

1933 年 5 月，仅江西苏区地方武装就有约 2.6 万人加入红军，有些县的模范赤卫军和模范少先队，整营整团甚至整师地加入红一方面军，有力地增强了主力红军的力量，为保证红军的胜利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所以能对红军建设作出许多新的贡献，与他尊重实践的精神分不开的。一是他非常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实际斗争中去探索真理。到苏区不久，他就深入前线，亲身参加指挥红军作战，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探索指导战争的规律。二是他还十分尊重别人的战争实践。对长期领导红军作战的毛泽东、朱德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都非常重视，并且细心加以研究和采纳。他始终认为这些意见和建议是他们在长期战争实践中形成的经验，是极其宝贵的财富。在宁都会议上，当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人执意要把毛泽东排斥出红军的领导岗位时，周恩来坚持要求把毛泽东留在前方，强调毛泽东有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应让他充分发挥其优长，极力反对让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的主张。时隔不久，周恩来又向新到中央苏区的张闻夭建议，毛泽东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对创建中央苏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对如何开展苏区工作，有很多办法，应该请他出来参加领导工作，发挥他的作用。相反，有些从党中央派到苏区来领导工作的人，既没有从事军事工作的实践，也没有军事斗争的经验，到苏区后却长期蹲在后方，不调查下研究，凭主观臆断和临时中央及共产国际的指示指挥红军作战，所以他们的意见总是脱离实际，与前方红军领导人不一致。对于不同的主张和意见，他们更难以采取从战争实践中加以验证的正确态度，反而采用排斥异己的恶劣手段，对毛泽东、罗明、邓小平、谢唯俊、古柏等坚持正确主张的人加以打击。其结果只能是严重损害了红军，损害了根据地，损害了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