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领导和指挥南昌起义

决定发动南昌起义是在大革命失败后那种异常严峻的时刻作出的，是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中国革命的伟大壮举。6 月中旬，汪精卫在郑州和冯玉祥会谈后，把北伐军撤出河南，他利用唐生智与蒋介石的矛盾，打着“东征讨蒋”的口号，把部队集中在九江、南昌一线与蒋介石抗衡，企图在和蒋介石的交易中增加几个筹码。其中，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所辖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是叶挺指挥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的第七十三团和第七十五团是以北伐时的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编成的，分别由共产党人周士第、孙一中指挥；第二十军是由接近共产党的贺龙指挥的。这些部队是党在大革命时期培植和给予重要影响的正规革命武装的主要部分，正集中在九江地区。在南昌还有受朱德指挥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的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市公安局的保安队。这正是举行武装起义的好机会。

临时中央常委会初步选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后，周恩来立即传达给在军委工作的同志，指定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前敌军委，由聂荣臻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党内的同志，让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

在九江的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聂荣臻等人开会讨论了中央的决定，一致同意立即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鉴于张发奎的态度日见右倾，提议“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会后，一面委托瞿秋白返回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一面开始陆续将部队调往南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根据张发奎的政治态度，改变了“依张”的政策，决定立即发动南昌起义。

7 月 26 日，周恩来化装成商人，在陈赓的陪同下，乘坐宋庆龄的汽车，秘密到达武汉江边码头，换乘江轮赶往九江。在九江，周恩来传达了中共中央正式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并针对与会同志讨论中发生的是否要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纲的争论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力主要的口号。会议同意周恩来的这个意见，并作出了决定。随后，又作了加紧把起义部队调到南昌集中的部署，并派聂荣臻到马回岭去，设法把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

月 27
日，周恩来到达南昌，住在朱德的家里。随后与先期到达南昌的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会面，并在江西大旅社主持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详细讨论了起义的有关问题，决定在 7 月 30 日晚举行武装起义。当天，叶挺和贺龙的部队也先后到达了南昌。第二天，周恩来到设在子固路的第二十军指挥部会见了贺龙。周恩来紧紧握住贺龙的手说：“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就谈行吗？”贺龙连连点头说：“好极了，我洗耳恭听！”周恩来大笑，指着贺龙说：“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光动耳朵怎么成？还是要动手动脚动枪动炮呢！” 随即周恩来向他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动南昌起义的决定和具体的行动计

划。举行起义是党的核心机密。周恩来在离开武汉时连邓颖超都没有告诉。那时，贺龙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这位靠两把菜刀闹革命起家的北伐将领，真心拥护共产党的主张。6 月间，他在武昌会见周恩来时就曾明确表示：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班王八蛋拼到底。”这时，贺龙听了周恩来的转达后，非常激动，感激党对他的信任。他毫不迟疑地对周恩来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于。”

正当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时，29 日上午，周恩来接连收到张国焘从九江发来的两份密电，提出，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南昌后再作决定。周恩来在同其他前委委员商议后果断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继续进行一切准备工作。30 日早晨，张国焘到达南昌，前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张国焘提出两项条件：一是要有成功的把握，二是要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能起义。周恩来和其他委员都坚决反对张国煮的错误主张，表示：“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张国焘看到自己的意见受到大家强烈的反对，就声称这是国际代表的意见。周恩来气愤地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激动他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二十多年后，他提及此事时说，“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生平仅有的一次。”可见当时周恩来对放弃起义的错误主张是气愤到了极点。会议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争论，也未能解决问题。第二天早晨，周恩来主持前委会议，又继续辩论了几个小时，在得知张发奎已参加了庐山反共会议后，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委员们的意见。于是会议决定当晚举行起义，

月 1 日凌晨，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国民革命军 2
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 4 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国民党反动军队 3000 余人，于拂晓占领南昌城，取得了起义的胜利，按照中共中央事先的决定，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一切愿意继续革命的分子，这次起义仍使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当天上午，在南昌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由 25 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委员。此外，还成立了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的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构。

起义军占领南昌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准备南下广东。当晚，周恩来主持召开参谋团委员会议，研究南下的行动方案。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沿赣江南行，经樟树、吉安、赣州、韶关，直下广东。这是一条大路，所经地区比较富庶。另一种则主张由赣东经寻邹直取东江。周恩来认为，第一条路线虽然是一条大路，但也是敌人重兵驻扎的地区。吉安有朱培德的第三军，赣州有钱大钧部，广东的李济深可利用铁路将其主力集中到韶关一线与起义军决战。而张发奎余部 1 万余人也可能沿这条路尾随起义军南下，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有可能使起义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第二条路线虽然条件要差些，但是敌军的力量比较薄弱，我军可以避开敌人的主力直取广东的东江。那里有革命军两次东征和海陆丰农民运动打下的基础，起义军在那里很快可以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使兵力得到补充；汕头又是一个重要的海口，可以取得共产国际的接济。周恩来中肯的分析说服了大多数同志。最后会议决定取道临川（今抚州）、宜黄、广昌，直下广东。第二天，革命委

员会任命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代前敌总指挥兼代第十一军军长；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后因第九军军长韦杵未到职，朱德不久即任军长。这一天聂荣臻、周士第率第二十五师大部也赶到了南昌。周恩来听了聂荣臻汇报把队伍拉出来的经过后，很高兴，说：“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

为了早日到达广东，实现既定的方针，起义军没有很好地休息和认真进行整顿，也没有等候一些正在赶往南昌参加起义的部队，如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由国民政府警卫团改编的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等。从 8 月 3 日起，起义军陆续开始南下。为了保障南下的顺利，周恩来专门找了江西省委的负责人，向他们了解沿途各县农民运动的情况、地方反动武装的情况、宗族封建势力的情况，以及沿途居民的多少、有什么特殊的风俗习惯等情况。5 日，周恩来写信向中共中央报告南昌起义的情况后，随革命委员会机关撤离南昌。这以后，前委和中央的联系就中断了。

起义军踏上南征的道路后，各种艰难和挫折接蹿而来。蔡廷楷部第十师突然脱离起义部队，一下拉走了将近 1/4 的兵力。8 月的江西正是酷暑季节，起义军携带着大批从南昌缴获的辎重，在崎岖的山路上行军，天气热得使人难以忍受。加上反动派的造谣，沿途居民大都逃散，连食物和茶水也难以买到。一路上起义军官兵病倒和脱队现象十分严重。7 日起，起义军陆续到达临川。周恩来和前委决定在这里休息几天，对部队加以整顿，并送给当地农民协会一批武器，鼓励他们就地开展武装斗争。为了解决部队经费的困难，周恩来决定改变原来派款、借款的办法，实行征发地主的粮食、没收豪绅反动派的财产和对土豪劣绅罚款的新政策。之后部队继续南进。为了巩固部队，周恩来把追赶上起义部队的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党委书记陈毅派到第七十三团任政治指导员，加强这支党最早建立的武装力量的政治工作。他对陈毅说：“派你干的工作大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爽快地回答：“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周恩来的这一人事安排，后来被证明是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的。当起义最终失败时，陈毅到这支部队的时间虽然很短，但由于他迅速整顿了党的组织，并把广大起义官兵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巩固了部队，使这支铁的队伍在朱德和他的率领下保存了下来，第二年春天，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师，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起义军矛头所向直指广东。盘踞在两广的军阀李济深大力紧张，急忙调集七个师的兵力全力堵截起义军。在赣州的钱大钧部 9000 余人向东推进，企

图在瑞金、会昌一带截击起义军。黄绍站部约 9000 人也正由赣州经雩都向起义军逼近。26 日。起义军在瑞金以北的王田市将钱大钩的两个团击溃，乘胜进占瑞金。起义军从缴获的文件中得知钱大钧和黄绍斌准备在会昌集结 18 个团的兵力与起义军决战。此时，钱部主力已集结在会昌一带，黄部正在赶往会昌的路上。周恩来主持召开参谋团会议研究对策。当时敌军在会昌的部署是：钱大钧的 3 个师为主力，在会昌城东北地区及城西之岚山岭、寨亲构

筑工事防守，环绕会昌城的贡水沿岸也构筑了工事。黄绍竑部前卫 2000 余人

已到距会昌城以西 100 余里的白鹅一带，与会昌成椅角之势。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首先击破会昌之敌。由第二十军从东北面向会昌发起攻击，吸引敌

人的注意力。主力第十一军从西北面向会昌发起攻击，切断钱大钧部的退路，并攻占会昌城。30 日，起义军发起进攻。周恩来、刘泊承、叶挺、聂荣臻等来到担任主攻的第十一军阵地前沿指挥战斗，周恩来问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和党代表李硕勋：“部队是很疲劳，可是会昌一定要打下来。你们有没有把握呀？”周士第和李硕勋都表示：“我们向党保证，一定打下会昌。”经过反复冲杀，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阵地，下午 5 时，起义军攻人会昌城，歼敌

6000 余人，钱大钧带着剩下的残兵败将落荒而逃。在会昌，周恩来从敌人的报纸上得知，原第二十军参谋长陈浴新叛变投敌后，将南昌起义的经过以及起义军南征的目的和进军路线都出卖给了敌人。起义军的行动已全部暴露。他立即主持召开前委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大家认为，李济深已在寻邹一带集结了重兵阻截起义军南下广东，如继续走寻邹这条路，不仅要和强敌作战，而且都是山路，运输困难，大批的伤员和缴获的枪支弹药也无法携带。而福建方向的敌人兵力比较空虚，如出长汀、上伉，则行军阻力较小。于是前委决定，部队改由长汀、上杭入东江。9 月 2 日，黄绍竑部 5 个团从洛口进攻会昌，企图牵制起义军东进，被起义军击溃。起义部队向长汀进发。在瑞金，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组织上对贺龙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贺龙同志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他还说：“贺龙同志是个好同志。”50 年后他仍然记得这句话，并在贺龙的追悼会上重说了一遍。

月 5
日，起义军到达长汀。周恩来在这里向中共中央写了起义后的第二个报告，汇报离开南昌后部队在瑞金、会昌与敌人作战的经过。他写道： “经此两战，我虽胜敌，但兵员与子弹之缺乏，实成为人潮梅后必生之最大困难”，提出“我方目的在先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如情势许可，自以早取广州为佳”，并要求“电知粤省委号召东江潮汕工农响应一切，以巩固工农政权及其武装。”报告还促请共产国际在起义军取得潮汕后，设法接济武器弹药和支援经费。报告由秘书陈宝符化装成商人，经过半个月的辗转到达上海，送交中央。

在长汀，周恩来再次召开前委会议，对攻取东江的计划进行再一次的详细讨论。会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周恩来和叶挺提出，潮汕地区敌军兵力空虚，又无险可守，预计我军可以不战而得。如果以主力取潮汕，然后还要折回经兴宁、五华进取海陆丰。这样主力军出潮汕不仅劳而无功，而且延误了时间，使敌军有可能赶在起义军之前集中兵力，抢占有利地势攻击我军。所以，应“以主力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以小部分军力（至多两团）趋潮汕。”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为代表的另一种意见则担心敌人死守潮汕，起义军如果久攻不下，就难以尽早得到共产国际的援助。因此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坝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当时大部分军官经过长途艰苦行军作战后，都希望能早点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地方休息，因此都赞成第二种意见。周恩来没有能够坚持住自己的正确主张，于是决定采取后一种方案。以后的事实果然如周恩来和叶挺所预料的那样，这一错误的决定是后来起义军迅速失败的直接原因。

9 月 10 日，周恩来和彭湃率领一个团先行进入上杭，听取了福建省委宣传部长罗明的报告后，向他介绍起义军下一步的任务主要是打到潮汕，同海

陆丰的农民斗争会合起来，建立革命政权和根据地。当周恩来知道闽西地区有党的组织和农会组织时，便要求他们积极协助起义部队，并拨出几十枝枪给他们作为发展武装斗争的基础。离开上伉后，部队进入广东。19 日，起义军进占三河坝。三河坝是汀江、悔江和韩江的合流处，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起义军按照长汀会议的决定，在这里实行了分兵，由朱德率第十一军的第二十五师等部留守三河坝，监视在梅县的钱大钧部，掩护全军的侧背；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其余部队进军潮汕。第十一军是由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师组成的。这两个师是由叶挺独立团发展起来的，是起义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三河坝的分兵把这支部队拆开，使起义军的战斗力受到很大的削弱。23 日，起义军进攻潮州，守敌一触即溃，起义军顺利占领潮州。第二天起义军进驻汕头。周恩来回到了离别一年多的城市。

汕头是起义军南下的重要目的地之一。起义军占领汕头后，想先在这里站住脚跟，因此，一入城就着手建立革命政权，恢复社会秩序，肃清反动分子，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当地农民武装。与此同时，敌人则倾全力对付起义军，重兵悄悄地在潮汕地区周围集结。敌军兵分三路，第一路由陈济棠率领粤军主力 3 个师又 1 个旅由西向东进攻。这一路敌军乘起义军直入潮汕的机会，抢先占领了揭阳西北汤坑（今丰顺）一带的有利阵地；第二路由黄绍竑率领桂军两个师从粤北渡过韩江上游，从北面向南进攻起义军的后背；第三路则由钱大钧率领，前出到梅县以东的松口一线，监视并牵制留守三河坝的起义军。而更为严重的是起义军对周围的敌情并不了解。26 日，起义军再次分兵 1000 余人留守潮汕，主力 6000 多人则西进揭阳，迎击从广州来的敌军，并乘机向海陆丰发展。揭阳的北部是一片丘陵地带，起义军作战十分勇猛，很快就击溃了王俊的警备旅，井夺取了薛岳的新编第二师所控制的一片山地。起义军从缴获的文件中得知敌军的后续部队远比预计的要多，而且陈济棠所率两师已经赶到并占领了有利地形。起义军继续与敌人展开激战。经过连续三昼夜的苦战，起义军伤亡已达 2000 余人，弹药也将用完，

无力再战，于 30 日凌晨主动退出战斗，撤回揭阳。敌军也因伤亡 3000 余人，

同时后退，不敢追击。当起义军与陈济棠部苦战之时，黄绍竑部 9000 余人已

绕到起义军背后，于 30 日向潮州发起突然袭击。起义军无险可守，寡不敌众，战至当晚撤离潮州，汕头也随之放弃。

周恩来在广昌时就因连日操劳而生病，一个多月来，又不断为起义军的作战行军、前途、党的工作、地方工作、政权建设等等日夜操劳，这时已重病不起，撤出汕头就一直被担架抬着行军。10 月 3 日，前委机关和从汤坑前线撤下来的部队在普宁县的流沙会合。周恩来和其他领导成员在这里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郭床若回忆这次会议时说：

“主要是恩来作报告，他是在发着疟疾的，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把这些失败因素检讨了之后，接着又说到大体上已经决定了的善后的办法——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今后要作长期的革命斗争。这工作已经做得略有头绪了。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已经物色了好些当地的农会会友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

这时，周恩来发高烧到 40℃，一些人劝他离开部队。周恩来坚决他说： “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

会后，起义军继续向海陆丰前进。周恩来由担架抬着拉在队伍的最后面。当部队行进到乌石地区时，遭到敌重兵的截击，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指挥部队奋起还击。不久部队逐渐失去控制，很快被冲散了。周恩来发着高烧，常常处于昏迷状态，有时神智不清，还在喊：“冲啊！冲啊！”聂荣臻和叶挺始终守在他身边，但是路下熟，话不通，几个人总共只有一技小手枪，连自卫能力都没有。他们设法找到了当地党的负责人杨石魂，帮助他们隐蔽了下来。之后杨石魂又找了一条小船，送周恩来一行去香港。后来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到这段经历：

“那条船，实在大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起义军经过两个多月的征战，由于种种原因最后终于失败了。其经验与教训概括起来有两点：一是大革命失败后，新的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制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土地革命的历史性转变，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方向这一重大的问题。南昌起义是最早实行党的总方针的一次伟大壮举，由此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因此，正如周恩来所评价的那样：“八一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在大方向上是对的。”周恩来在这一问题上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怎样领导武装斗争？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要比前一个问题困难得多。因为第一个问题可以从历史的经验、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中寻得答案，而第二个问题既不能从马克思和列宁的书中找到答案，也没有历史的经验可以借鉴。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有理论上的探索，更重要的是需要实践。鲁迅先生曾说过：“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探索武装斗争的道路也是同样的道理，这条路，不是仅仅迈出一两步，或是由一两个人就可以走出来的，它必然是一个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长期的探索过程，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入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探索这条道路的关键是要解决把武装斗争的中心，也就是党的工作中心放在城市还是放在农村这样一个核心的问题。从临时中央常委会到八七会议，党的斗争策略是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要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周恩来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后来到武汉，即着手组织湖南农军的暴动。临时中央成立后，周恩来在积极筹划南昌起义的同时，竭力主张发动湘、鄂、赣、粤四省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并要把南昌起义的队伍带到海陆丰与当地的农军相结合，建立工农政权。

当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还未能明确提出把党的工作中心放到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和政权，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

第一，城市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活动的中心，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战争的最后胜利都是以夺取城市为标志的。中国的武装斗争也不例外。当时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要经过漫长的农村斗争，直到 21 年以后才开始攻取大城市，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二，工人阶级诞生于城市，世界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从巴黎公社起义到十月革命的胜利，无不是从城市开始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把工作的中心放在农村，要实现这样的思想转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人、工农红军、革命人民几乎经历了十年艰难曲折的土地革命战争，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才使全党从根本上实现了这一思想转变。第三，孙中山从几乎一无所有，几经失败，最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

下，在广州站住了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共产党人积极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的乡村和城市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掌握着几万革命军和拥有数以十万计农军的条件下，想要重演历史的一幕，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进行第二次北伐，这是很自然的。

第四，中国共产党人，包括周恩来在内，都还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还认识不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土地革命战争的规律，需要在实践中经过许多次的胜利和失败的反复比较，经过不断的艰苦探索，才能逐步得出正确的结论。

周恩来深刻总结了这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他说，当时武装暴动的思想，不是马上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然而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周恩来在当时都已经开始重视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了。因而，当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失败后，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要把队伍带向农村，以求建立工农政权，准备长期开展武装斗争。周恩来即使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躺在担架上也坚持要带队伍到海陆丰去，开展农村的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但是历史把毛泽东留在了农村，留在了战争实践的第一线，而把周恩来送到了城市指导全国的武装斗争。远离战争实践的客观环境，必然会对周恩来的思想发展产生影响，尽管如此，周恩来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在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土地革命战争规律的伟大实践中，为创立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