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准备和组织武装暴动

1927 年 5 月中旬，周恩来在聂荣臻的陪同下，秘密乘英国轮船离开上海去武汉。他们两人都是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当他们到达武汉时，大会已经结束。周恩来虽然没有赶上参加这次大会，但他在广东领导军事工作和在上海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表现出来的卓越才能，已被全党所承认，因此，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周恩来到达武汉时，武汉地区的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反革命活动迅速表面化。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迅速走向反动。5 月 13 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叛变，率部攻击武汉，推进到离武汉只有六七十公里的纸坊。担任武汉卫戍司令的叶挺，奉命率部奋起反击，迅速打败了叛军。但汪精卫却命令叶挺停止追击，回师武汉，致使夏斗寅残部得以在鄂南、鄂东一带流窜。5 月 21 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残酷屠杀大批革命群众，反共声浪甚嚣尘上。在这紧急时刻，中共中央从 22 日起多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局势。刚刚到达武汉的周恩来列席了这几次会议。会上大家认为，国民党控制的军队多次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我们党必须加强对军队的工作。会议决定周恩来由中央秘书长改任中央军事部长，当时又叫军人部长，并规定，军事部长在必要时可参加常委会议。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又决定，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共中央核心领导。

到武汉不久，周恩来就感到原来在上海设想的要求中共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出师讨伐蒋介石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无论是大资产阶级还是中小资产阶级，都被汹涌澎湃的工农运动吓坏了，他们篡夺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已在所难免，国共分裂也己不可避免。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党的军事工作中去。他认为党应该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注重军事斗争上来。5 月 30 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周恩来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军事问题，利用时机开展武装斗争。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虽然发生了马日事变；农民运动受到挫折，但是湖南农民运动的力量仍然很大，并且拥有不少武装。叶挺指挥的部队在击败夏斗寅后正驻扎在湘鄂边境一带，可成为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而此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唐生智的第八军主力还在河南，武汉的反动力量只有何键的第三十五军一部，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良机，切不可锗过。但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仍对开展武装斗争犹豫不决。

进入 6 月份，武汉的局势更加危急。汪精卫解除了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等人的职务，并与冯玉祥在郑州会面，预谋反共。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已经迫在眉睫。何键正准备在汉口制造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新的“马日事变”。陈独秀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完全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政治局对每个问题都是动摇、犹豫和下一致的，对下一步该怎么办也感到迷惘。在这种沉闷的空气下，党内人心更加涣散。6 月 17 日和 20 日，周恩来两次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的报告，指出，现在浏阳、平江一带的农军还有8000 枝枪，军事部已派了军事干部 10 人（其中有营长 3 人）到那里去。井

准备再派 150 人到各地做农军及地方工作。要在湖南省委下设军委，各区设农军委员会，技术上建立交通处，组织领导起义。会议基本同意了周恩来的

报告，井决定派周恩来到湖南去指挥这次暴动。但是这个计划却因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而未能实行，虽然周恩来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由于他的努力工作和积极领导开展武装斗争的建议，打破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一直笼罩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沉闷空气。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积极协助的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被蒋介石破坏后，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具体任务应该是什么？周恩来关于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思想和举行湘鄂赣粤四省农民暴动的建议，无疑对这些同志的思考，以及后来党在八七会议上提出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的正确决定具有重要影响，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后来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写道：

“此时中央政治局有点‘进攻’的新空气”。“开始宣传反对反动的国民党中央。同时派去大批军事同志赴湘发展农民暴动，推翻许克祥。这些军事同志去时，中央常委出席说明是要准备对付整个的唐生智的反动之到来。于是中央与国际代表之间，组织一湖南特别委员会，专为指挥湖南暴动。后来此会开会数次，外国同志将暴动计划改了又改，同时所决定之款项迁延不发，而我们已派去大批军事同志前去，须要计划与款项异常之急；最后外国同志听了一个不关重要的报告，认为我们自己在湖南的势力已完全瓦解，暴动为不可能，对于前次所决定之款完全翻腔。于是军部周恩来同志与（国际代表）鲁（罗）易大闹一场，取消此委员会。”

湖南暴动计划被取消后，陈独秀再也拿不出任何主张来，许多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越来越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7 月 12 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结束了陈独秀错误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统治地位，主张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力量占据了领导地位， 从而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八七会议的召开开辟了道路。

新的中央临时常委成立后，立即确定了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新政策。为了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到来，临时常委紧急组织大批共产党员撤退，把党的组织迅速转入地下。周恩来夜以继日地处理着各种复杂的问题，不仅完成了把党转入地下的任务，而且作为军事部长，积极筹划如何领导全党开展武装斗争，并向常委会提出建议。7 月中旬，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着手制定湘、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的计划，并初步确定以党所掌握和受党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以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7 月 24 日，临时中央常委会议最终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顾问的建议，决定起义后部队立即南下， 占领广东，取得海口，求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会议还决定切实制定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举行秋收起义。李维汉后来回忆说：

“‘七一五’后，党中央机关即转入地下筹划反击。临时政治局常委决定了三件事：一、将我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织起义前敌委员会，领导起义；二、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起义；三、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

在向中共中央提出加强军事工作的同时，周恩来积极进行军事斗争的组织工作。他以湖北省委军委为基础，建立了中央军事部的领导班子，调聂荣

臻及王一飞、颜昌颐、欧阳钦等人为助手，负责对军队的组织、联络和政治工作。当时，有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群众汇集到武汉。他们中间有从国民党军队中退出来的，有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人、革命群众的血雨腥风中冲杀出来的，有农民暴动失败后出来寻找党组织的。周恩来指示军委要找到这些同志，如朱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萧劲光、何长工等等，林彪也在其中。周恩来要求他们坚定革命的信念，不要被当前的困难所吓倒，鼓励他们转移到军事斗争方面来，并把这些同志分别安排到党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叶挺指挥的第二十四师，或是派到湖南等地的农民自卫军中去组织农民起义，有的通过关系派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做兵运工作，有的送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去工作和学习，还有的送到苏联去学习军事。周恩来的这一措施不仅为党保存了一大批干部，还为后来红军的建设聚集了一大批人才。他们之中，有的成了创建人民军队的先驱，有的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军事家、高级将领。为了斗争的需要，周恩来还把武汉总工会纠察队的绝大部分枪支和队员转移到贺龙和叶挺的部队里。为了政冶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需要，从 5 月份起，周恩来就着手组建了以情报工作为主要任务的特科。一方面派遣一批党员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另一方面在国民党军队内发展了一批秘密党员从事情报工作。如叶剑英就是当时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秘密加入党组织的。在汪精卫、张发奎企图逮捕叶挺、贺龙，以及他们部队中的共产党员，破坏南昌起义的紧急时刻，叶剑英及时地把情报通报给了叶挺和贺龙，使他们迅速脱离了险境，从而保证了南昌起义的顺利进行。

周恩来积极主张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十分注重研究军事斗争的策略。他在召集吴玉章、刘伯承、黄慕颜、李嘉仲等四川籍同志座谈军事问题时， 不赞成把党所掌握的武装西退四川的建议，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运动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目的在于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任务在于推翻国内封建军阀的统治，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目前革命势力虽有分化，但革命洪流不可阻挡，终会浩荡前进。共产党人不达此目的，誓不终止。他强调，革命的武装要向基础较好的广东发展，西退四川是没有出路的，四川的封建军阀力量强大，而且日益反动。重庆“三三一”惨案和沪顺起义的失败就是明证。现在我们一遇挫折，怎能反而退依本欲打倒的对象呢？对于那些急于暴动，攻打大城市的同志，周恩来则劝说他们要做好准备工作，集中力量，听从党的指挥。当得知湖南农军准备从三面攻打长沙后，他即通知湖南的同志把部队“暂集中湘南”待命，“不作硬来”。在组织湖南暴动时，周恩来计划先取湘潭，集中浏阳、平江，然后全力攻下反动势力薄弱的城池， 而在反动势力较强的地方则到各处打土豪劣绅，在可能的范围内成立乡村的临时委员会。对广东普宁农军起义失败后退到湖南汝城的部队，也要求他们不要到武汉这样的大城市来，要尽快返回湘南和汝城的农军合编为一个师， 参加湖南的暴动。周恩来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武装起义如果没有一批有军事经验的同志参与组织领导，是难以成功的。因此，他尽可能把一批有军事经验的同志派到农军中去，作为暴动的骨干。

从周恩来这些军事活动中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内土地革命战争的最早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其许多主张和建议虽然在当时并没有能够完全得到落实和实行，但对于党在以后领导军事斗争的实践，则起到积极的作用。二是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周恩来

就注意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看到广大农民有着要求反抗剥削和压迫的强烈愿望，浩浩荡荡的农民自卫军是开展武装斗争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只要党能够把农民群众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武装斗争就一定会打开新的局面。周恩来探索中国土地革命战争规律的实践，从开始起就有了一个比较正确的基点，这对他以后的探索活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