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力主确立毛泽东军事路线的主导地位

月中旬，蒋介石判明中央红军的战略意图后，一方面命令何键追堵红军，企图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同时为防万一，又命令何键在湖南的洪江，贵州的松桃、铜仁、石阡一带加筑
4 道碉堡封锁线，以防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何键命令薛岳率第六路军和一部分湘军迅速抄近路赶往洪江地区，企图依托 4 道封锁线，组成袋形阵地，在追击部队和桂军、黔军的配合下，一举将中央红军消灭。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在湘桂边境的崇山峻岭中，边打边走，井没有摆脱困境。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红军不能继续执行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建议中央红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但是博古、李德仍然坚持要到湘西去。12 月 12 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湘黔

桂边界的通道县城召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周恩来在会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否定了博古和李德的意见，果断地决定中央红军继续西进，抢占贵州的黎平、锦屏，开辟前进道路，同时电令红二、红六军团向南发展进攻，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会后博古和李德仍然坚持要到湘西去。

月 15 日，红军先头部队攻占黎平。17
日，周恩来和朱德随中央纵队进入黎平城。为解决争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第二天召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这时大多数中央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已经开始认识到博古、李德的错误，都转向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他后来说：“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人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由于博古等人坚持原来的意见，会议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在适当的时间开会总结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后，周恩来和朱德命令中央红军改向西北方向前进，准备突破乌江，夺取遵义。这一正确决定，使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以来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

12 月 31 日，中央纵队到达乌江边。博古、李德仍然坚持要返回湘西去

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反对中央红军北渡乌江。1935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乌江边上的猴场再次召开会议，否定了他们的错误主张，重申“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样就彻底改变了博古、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压制下同意见，个人包办一切的状况，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为遵义会议做了准备。

1935 年 1 月 2 日，中央红军突破了乌江天险，全军胜利地渡过了乌江，把数十万“追剿”军甩在了乌江右岸。红军长征初期，蒋介石的高参杨永泰曾提醒他，红军有可能经湘西入黔、川再北进；还有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的可能性。蒋介石不屑一顾，说：“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红军突然西进贵州，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既无思想准备，更没有作战预案，只得暂时停止追击，重新部署和调兵遣将。1 月 7 日，中央红军乘胜夺取了遵义城，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为召开遵义会议和休整部队赢得了时间。

月 9 日，中央纵队进驻遵义。周恩来立即组织各军团以遵义为中心，
实施战略展开，一面对周围的敌军进行监视警戒，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一面发动群众，休整部队，调查研究，了解民情风情，为建立根据地做准备；同时积极筹备和组织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议程有两个，“（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对于第一个问题，会上根据几天的调查研究，认为遵义一带地形条件不

好，北有长江，东、南有乌江，西有横江和横断山脉，不利于红军大规模机动作战；当地党的工作基础薄弱，群众吸食鸦片比较普遍，红军难以扩大。根据朱德、聂荣臻、刘伯承等人的建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决定，改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对于第二个问题，会议以主要精力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首先，博古作了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总结的主报告。他在报告中把红军未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革命运动和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配合薄弱，而对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没有认识。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和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接着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系统地分析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也先后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发言。周恩来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他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大家对周恩来仍然充满信任和尊重。会议认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失利，“A（李德）、博（古）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并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与长征以来军事斗争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使周恩来对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所作的精辟阐述，揭示土地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使他深切感受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军事路线的正确代表者。因此，他能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衷心拥护毛泽东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来。这是周恩来探索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规律所获得的重要成果。由于周恩来当时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又是有着对红军最高指挥权的“三人团”成员，所以周恩来的态度对会议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周恩来是“三人团”中惟一支持毛泽东的人。陈云说：“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毛泽东向红一师的领导传达会议精神时，也说遵义会议的成功，“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从此以后，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在以后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周恩来不仅是毛泽东在军事方面的主要助手，而且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者。遵义会议成为周恩来探索土地革命战争规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l 月 19 日，中央红军开始北上，准备渡过长江，向川西北方向发展，途中受到国民党军队重兵拦截。红军在习水县的土城与川军作战夫利。周恩来和毛泽东决定，红军迅速西渡赤水河，进入四川南部，准备改由宜宾上游渡金沙江北上。29 日，周恩来亲自指挥红军一渡赤水河，向西转进。

此时，蒋介石也已调整了部署，以进入贵州的薛岳所率的国民党中央军2 个纵队和滇黔两省的部队组成“剿匪军”第二路军，由云南省主席龙云为

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专事“追剿”中央红军；调集川军 40 多个团的

兵力组成“四川南岸剿匪军”，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调集湘鄂部队 6 个

师又 1 个旅驻防乌江下游，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月上旬，红军中央纵队进入云南的扎西地区，在一个名叫“鸡鸣三省”
的村庄，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遵义会议决议；并根据当时蒋介石已调集重兵，沿长江布防，堵截红军过江的情况，再次改变红军的战略任务，决定在川滇黔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川滇黔根据地。遵义会议的精神迅速地传达到全军，极大地鼓舞了全军指战员的斗志。为了适应新的任务，周恩来和朱德、王稼祥命令部队进行缩编，精简机关人员，充实连队的战斗力。全军作战部队编为 16 个团，再加干部团，共

17 个团，红军的人数虽然减少了，但是战斗力得到了充实和加强。这就进一步从组织编制上保证红军运动作战的顺利实行。

周恩来根据中央在川滇黔开展新根据地的决定，和毛泽东、朱德等人一起筹划了遵义战役。2 月 18 日，周恩来和朱德命令红军“迅速渡赤水，争取有利阵势，以便集中全力消灭黔军一部，开展战局。”当晚，红军以突然的动作，再渡赤水河，返回河东地区插到敌军后方。周恩来和朱德命令红军以奇袭的手段，夺取桐梓县城，并乘胜攻占娄山关。红军占领娄山关后，防守遵义的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看到遵义失去屏障，急忙向“追剿军”前敌总指挥薛岳求援。周恩来、朱德决心乘黔军刚败，仓皇混乱之机，抢在敌军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再次夺取遵义，打开黔北地区的局面，以利红军下一步的行动。红军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一鼓作气，于 28 日再次攻占遵义城。为了巩固战果，红军，除留一小部在遵义打扫战场外，主力迅速南下，准备控制城南的高地，阻击敌人增援部队。在南进中与赶来增援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遭遇。红军以“两军相逢勇者胜”的大无畏精神，勇猛向敌军发起冲击。敌人被红军突如其来的冲击弄慌了神，军官找下到士兵，士兵找不到逃路，整个队伍被红军冲得七零八落，不战自溃。敌指挥官吴奇伟慌不择路，拼命南逃。红军乘胜追击，直抵乌江北岸。吴奇伟为保自己不被红军俘虏，刚逃过乌江就命令手下将临时架设的浮桥砍断，阻止红军的追击，结果将其数千名残兵败将弃之下顾，都送给了红军作俘虏。这一战役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指挥下，共歼灭和击溃敌军 2 个师又 8 个团，

俘虏近 3000 人，缴枪 1000 余枝，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对红军的指挥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纠正过去中央政治局对作战领导不力的状况，政治局每天都要召开十几人的会议，研究讨论红军的行动。而政治局的多数成员不懂军事，对许多具体问题常常争论不休，议而不决，严重影响了军事指挥员拟定作战部署的决心，不符合军事工作的特点，违犯了作战指挥的规律，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遵义大捷后，政治局为实现在黔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多次开会讨

论如何打开局面的问题。为了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党中央还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3 月 10 日，在中央会议上，大家就攻打打鼓新场（今贵州省金沙县）的建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多数与会者赞同攻打打鼓新场，这些同志还沉浸在红军遵义战役胜利的喜悦之中，认为红军既然能够把有重兵把守的黔北最大的城市打下来，而只有一个师防守的打鼓新场肯定不在话下。但是毛泽东清醒地看到，红军是利用敌人情况不明没有准备，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巧夺遵义的。

打鼓新场的敌人虽然只有一个师，但遵义城再次被红军占领唇，已加强了城防工事，防止红军的突然袭击，而蒋介石此时已到重庆督战，守军更不敢轻易弃城逃跑。再则红军缺乏攻城的重型武器，难以迅速夺取该城，而周围十多万敌人正兵分四路向红军步步逼近，如果红军不能在一天之内夺取该城，将可能陷入敌军四面合围之中，重新陷入被动局面。红军只剩 2 万多人，这些都是革命的种子，不能轻易损耗，因此坚决不主张攻打打鼓新场。由于大多数人赞同打打鼓新场，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了，并撤销了毛泽东刚任命没几天的前敌政治委员的职务。但毛泽东仍以大局为重，会后又找周恩来研究这件事。周恩来认为应该重视毛泽东的意见，连夜和朱德商量暂缓下达作战命令，等有关敌人动向的最新情报收到后，再做最后决定。第二天一早，再次召开会议，新的敌情通报证明了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周恩来说服大家放弃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使红军避免了一次大的危险。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虽然放弃了，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这场风波实质上是两种不同军事思想争论的余波。毛泽东以运动战为红军主要作战形式的思想虽然写进了遵义会议的决议里，但是真正理解和运用它，则是另一回事。那时政治局里的多数同志不懂军事，又是在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前后进入中央苏区的，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还没有深切的体会，一些红军领导人也因进行了一年多的阵地战，对运动战有些生疏了。许多人都希望能够尽快打几仗消灭敌人。当时任中央秘书长，后来成为张闻天夫人的刘英回忆说：“在当时，毛主席既没有后来那样的绝对权威，大家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也还没有完全领会”。

从 1935 年二三月间陈云传达遵义会议情况的提纲中可以看出，当时政治局对遵义会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到四川建立根据地的决定持批评态度，希望能早日打出块地盘来，开辟新的川滇黔苏区。所以又决定去打一个叫鲁班场的地方。鲁班场位于贵州省仁怀县的西南方，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 3 个

师又 1 个旅共 15 个团于 2 月初进驻这一地区，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修筑了大量的野战工事。红军前敌司令部成立后，曾想把这部分敌人调动出来，以伏击的方法给予打击。但是周浑元在吴奇伟纵队被红军击溃后，小心谨慎，不敢脱离既设阵地，轻举妄动，红军未能给予打击。在攻打打鼓新场未成的情况下，政治局决定打击鲁班场之敌，显然不符合红军运动歼敌的基本原则，甚至也不符合进攻兵力应大于防守兵力的一般战术原则。红军能够投入战斗的总兵力只有 15 个团，除去警戒、掩护和抗击敌增援的部队以外，实际能够投入战斗的还没有敌人的兵力多。可想而知，决定攻打鲁班场和打鼓新场是同一个指导思想，是不符合毛泽东一贯主张采用的作战原则的。

月 15 日，红军对鲁班场发起进攻，结果未能解决战斗，反而伤亡近 500
人。傍晚，增援敌军分路向鲁班场合围过来。红军各阻援部队均与敌人交火。形势对红军极为不利。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红军立即撤出战斗，当晚即向

仁怀、茅台方向转移，再次西渡赤水河，摆脱敌人的合围。16 日，红军从茅台三渡赤水，甩掉了敌人。此后红军的作战方法有了很大的改变，不再主动求歼敌人，而是千方百计地调动敌人，避免不必要的战斗，尽量减少损失。3 月 20 日，红军派出 1 个团的兵力佯装主力西进，吸引敌人继续向西追击，红军主力则以突然的动作四渡赤水河，绕到各路追兵的侧后方，开始摆脱被迫击的被动局面。

事后，毛泽东鉴于作战情况复杂多变，指挥需要集中，向张闻夭提议成立一个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刘英回忆说：“闻天也认识到这件事处理失当。由此更觉得军事领导要改变办法。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必须临机决断，靠开中央会议来决定会贻误战机，而且他自己对打仗也不熟悉，自认是外行，觉得过多地参与军事指挥不合适，所以就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决定成立军事三人小组统一指挥。这个三人小组的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关于三人军事小组成立的确切时间，至今还没有历史文献可以查实。从一些当事人的讲话和回忆中可以证明，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的起因是攻打打鼓新场之争。因此，三人军事小组的成立时间只能是在 3 月 10 日以后，这是可

以肯定的。但具体是哪一天呢？从红军 10 日以后的行动和作战指导方针的变

化来看，张闻天 1943 年 12 月在整风自述材料中写道，“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这种提法比较准确。这不仅因为在长征中，张闻天每天都记日记，这些日记本一直带到延安，有较为可靠的文字依据，而且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的主要原因是要改变指挥方式。指挥方式的改变是可以从红军的行动和作战指导方针的变化中反映出来的。因此三人军事小组成立的时间，应该在 3 月 21 日至 3

月 31 日之间。小组仍由周恩来负责。毛泽东成为军事上的最高决策者之一。毛泽东很快察觉到，红军在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之下，要在川滇黔地

区建立根据地是不可能的。他全面研究分析了敌情后，对蒋介石“外守内攻” 的战略意图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外守是：在北面，以川军 30 多个团的兵力，依托长江天险，阻止中央红军北上，专防不攻；在东面，6 个师又 1 个旅的兵力依托乌江天险，阻止中央红军东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专隔不迫；在南面，以黔军 2 个师、国民党中央军 1 个师、桂军 2 个师、粤军 2 个师依托北盘江、清水江和贵阳城，阻止中央红军南进，专守不进；在西面，以滇军 4 个旅，依托横江和横断山脉，阻止中央红军西进，因这一方向上兵

力不足，其任务则是既防又攻；此外，还以 3 个师共 7 个旅的兵力，以遵义、桐梓为支点，沿贵阳至重庆的公路建立封锁线，限制中央红军的机动。内攻是：以国民党中央军、滇军和黔军组成的 4 个纵队，加上川军 10 余个团的兵力，专事在包围圈内对中央红军穷追不舍，采用层层堵截、四面合围、轮番攻击等方法，与红军纠缠，企图将中央红军一举消灭。毛泽东认为，红军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全力应付敌人的追击，不可能抽出力量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应该考虑放弃在川滇黔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跳出敌军的包围圈，寻找新的落脚点。而要摆脱目前的困境，最好的办法是选择敌军包围圈最薄弱的西面作为突破口，设法将滇军东调，红军就有可能冲出敌军的合围。

但是，毛泽东的正确方针仍有很多同志不理解，“在三人小组里，稼祥对毛主席的办法就有意见。他向闻天反映，说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稼祥要求开会讨论这个问题。”一些教条宗派主义者则在暗中活动，传言“毛

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议的一个。” “林彪一直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 ‘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他还煽动彭德怀：“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周恩来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排除种种干扰，他和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声东击西，大步进退，机动作战，穿插游刃于数路追敌的缝隙之间，想方设法将滇军调出来。3 月 27 日，周恩来和中革军委领导决定：“我野战军主力决南移寻求机动”，令红九军团伪装我军主力“暂留现在活动地域籍制周、吴纵队，以配合我主力作战。”3 月 31 日，红军主力在乌江上游的江口、大塘等处南渡乌江，歼灭守敌和援敌各 1 个营，进至息烽西北地区，巧妙地将数十万敌军甩在了乌江以北地区。红九军团完成掩护任务后，准备南渡乌江时，敌人已控制了渡口，被阻于乌江北岸。此后，军委通过电台指挥红九军团单独在乌江北岸活动，继续牵制敌军，配合红军主力的行动。周恩来非常关心红九军团的安危，特别指示军委电台要注意收听九军团电台的呼号，要优先接话。

红军主力突然南渡乌江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这时贵阳周围只有国民党中央军 1 个师，分布在北起乌江、南到贵阳东西两翼的大片地区，兵力单薄，中央军其他部队都远在赤水河一线，远水解不了近渴。离贵阳最近的是黔军 2 个师，蒋介石对黔军极不相信，只好求其次，急令滇军 3 个旅紧急增援，加强贵阳的防务，同时命令新调遵义地区的李韫珩纵队急速南渡乌江，尾追红军主力。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决定红军主力向东转进，在贵阳东北的紫江（今开阳县）地区隐蔽待机，派出一团佯装红军主力，前出到清水江架设浮桥，摆出红军主力准备继续东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态势。

蒋介石被红军的行动所迷惑，认定中央红军企图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急忙命令周浑元纵队在红军左翼，沿乌江北岸实施平行追击；滇军在红军的右翼，沿贵阳到都匀大道实施平行追击，两纵队力争超越红军；李韫珩纵队和吴奇伟纵队迅速渡过乌江和鸭池河尾追红军；调湘军两个师和桂军第七军紧急增援防守清水江东岸的部队。蒋介石还自作聪明，令防守清水江的部队“伪造六十三师、二十三师标语，分发各组侦探，宣传大军已到；在沿河鸣枪，故示警戒。”

月 7
日，滇军超越中央红军，到达贵阳以东的贵定，与尾追的吴奇伟纵队之间出现了空隙。毛泽东提出的“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的战略意图，在周恩来和朱德的精心策划和组织指挥下终于实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有利时机，决定红军冲出敌人的合围圈，向云南进军。当晚，军委发布命令：“我野战军决以遭遇敌人，佯攻贵阳、龙里姿势，从贵阳、龙里中间向南急进，以便迅速占领定番［今惠水县］。” 同时命令滞留在乌江北岸的红九军团向西前进，以积极的行动牵制敌人，与红军主力南北呼应。4 月 8 日，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敌人的防线，以每天 60 公里的速度向云南疾进，把尾追的敌军全部甩在了身后。

蒋介石发现红军西进云南后，慌忙调整部署，急令周浑元、吴奇伟、李韫珩纵队掉头西进，沿黔滇公路在红军右侧追击，令滇军尾红军追击。但敌军由于往返奔波，已疲惫不堪，减员很大，士气低落，行动缓慢。

4 月 28 日，红军逼近昆明震动整个云南。龙云一面向蒋介石紧急呼救，令滇军取捷径赶赴昆明，一面调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这样滇北一带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被大大削弱了。红军的行动再次调动了敌人，创造出有利的战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决定立即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4 月 29 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己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 “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中央红军接到命令后，即刻调头向北挺进。干部团作为全军的先遣队，以日行 100 公里的速度，昼夜兼程，于

月 3 日晚赶到金沙江的皎平渡口，巧渡金沙江成功。第二天，军委纵队渡

过金沙江，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一起组成指挥部亲自指挥全军过江。5 月 9

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了金沙江，进入川西地区，与 5 月 5 日从蒙姑、盐井坪渡口过江的红九军团会合，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当时担任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回忆说：“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周恩来指挥作战，一贯重视‘知己知彼’，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他在作战前，总要首先认真研究敌我双方的军情，“每天夜里他都要研究清楚了，然后下命令到各个部队，哪个到哪里，后方应做什么，然后到三、四点才去睡觉。他的精神好，青年人都熬不过他。”“副主席知道敌人中哪个是嫡系，哪个是杂牌军，作战能力如何，都很清楚。对我们哪个师战斗力强，哪个战斗力弱，更是了如指掌。因为了解，他们就能发挥各自的专长。我带的是个小部队，只能打游击，他就叫我们打游击，不给我们硬仗打，这样我们就有信心完成。副主席了解部队水平到什么程度？比如部队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少子弹，你这回仗伤亡多少、补充多少，他都一清二楚。我们军团长罗炳辉对我们部队人员的变化，有时还没有及时掌握，就曾给副主席问住过。以后我们知道‘胡子’要来，就赶紧找参谋查问我们几个师、团人数及装备状况等。”“周副主席在干部中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很尊敬他，但又很愿意和他接近。就象我们这样的干部，也跟他开玩笑，叫他‘胡子’。”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附近的铁厂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再次批评了林彪，高度赞扬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用兜大圈子的办法，甩掉了敌人，胜利渡过了金沙江。他强调红军只有实行机动作战的方针，才能摆脱敌人重兵的包围。会议决定红军通过彝族区，迅速北上，争取早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会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挥下，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5 月 26 日，周恩来赶到安顺场，看到大渡河水流湍急，不能架桥，船只又少，红军难以迅速渡河，于是和军委领导人研究决定夺取大渡河上游的沪定桥。当日朱德命令红一军团第一师由军团政委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左岸前进；第二师由军团长林彪率领，沿大渡河右岸前进。两师夹江而上夺取庐定桥。5 月 29 日，红一军团第四团占领沪定桥，与左岸部队一起攻占了沪定城，胜利完成了保障全军渡过大渡河的任务。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继续北上。周恩来考虑到铁索桥是川西地区的交通咽喉，如果为了阻止敌军的追击将其炸断，将给

大渡河两岸的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他命令担任后卫掩护任务的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只锯断几根铁索，减缓追击敌人过河的速度。这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心中时刻想着人民的崇高思想境界，即使在红军处于危难之机，仍然把困难留给自己，使群众利益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此后，红军一路势如破竹，接连攻克天全、芦山、宝兴，翻越夹金山，于 6 月 14 日在懋功的达维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