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领导巩固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

1935 年 10 月 22 日，周恩来出席了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苏区后的任务。会议认为，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到达陕北，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会议还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日益猖獗，中国共产党必须把反帝斗争与土地革命联系起来，把保卫苏区的斗争随时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

11 月 3 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组织局和后方的军事工作，博古负责苏维埃工作。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会议还决定陕甘支队改成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立即南下与红十五军团会合，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围剿”，虽然中央常委分工周恩来分管组织局和后方的军事工作，并担任军委后方办事处主任，主要承担根据地的建设任务，但是毛泽东认为这一次的作战，是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和红军能否在大西北站住脚的关键一战，前方离不开周恩来参与决策和组织指挥。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会议最后决定周恩来暂时仍和毛泽东一起到前线指挥作战。会后，周恩来便和红一军团一起南下，与红十五军团会合。

在此期间，周恩来听取了红十五军团和陕甘省委领导同志的汇报，深入了解陕甘地区的政治、经济、地形、敌情、民情等各种情况，基本摸清了敌人的作战意图和兵力部署。他还同彭德怀一起到张村驿一带实地勘察，组织红军肃清土匪，筹集粮草，准备战场。

当红军陕甘支队北上时，蒋介石为了统一西北方面“围剿”红军的军事行动，于 9 月 26 日决定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之职权，统一指挥陕、甘、宁、青、晋五省军队。11 月 1 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在西安组建完毕，开始组织对红军的“围剿”。中央红军主力与陕甘红军的胜利会师，对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是一个

巨大的威胁。张学良企图乘红军初到陕北，立足未稳之际，围歼中共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于洛水以西地区。他命令第五十六军军长董英斌率 4 个师，由甘肃的庆阳、合水地区经大白镇沿葫芦河东进；第六十七军的第一一七师由洛川北进鄜县（今富县），然后西进，与东进的第五十七军会合，首先构成合水至鄜县和鄜县至延安的东北、南北碉堡封锁线，将红军压缩在一狭小区域内而一举歼灭。

在研究作战的军委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如果让敌人从容建立起新的碉堡封锁线，红军就难以迅速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这对红军在西北站稳脚跟的计划将十分不利。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并和彭德怀共同建议选择张村驿附近的直罗镇为战场。那里地形条件十分有利于打歼灭战，可以伏击由西向东开进的第五十七军一部，然后相机寻歼其余敌军。会议最后决定集中全军大部兵力，力求在直罗镇歼敌 1 至 2 个师，再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月 20
日，西线敌军的先头部队第一○九师，在红军的引诱下进入直罗镇。当晚，在张村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布歼灭第一○ 九师的命令，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攻击，红一军团由北向南攻击，将敌人全部歼灭于直罗镇。21 日拂晓，红军发起全线进攻，战至中午 12 时，敌人大部被歼，师长牛元峰率残敌一个营退入镇东南的一个小土围子内据险顽抗，企图固守待援。当时指挥战斗的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回忆说：“这个小寨虽然被我军事先拆毁，但敌人昨天下午到达后又连夜改修，加上地形复杂，易守不易攻。我们派了一支小部队攻了一次，没能打上去。正组织第二次猛攻，通信员报告说：‘周副主席来了。’

这时太阳已升起老高。我们向山上看去，只见周副主席同其他同志从山上走下来。他们都拿着望远镜，边走边向敌人固守的小寨子观察。等走到我们近前时，周副主席和干部们一一握手，详细的询问了第一次攻击的情况。最后周副主席指示：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里既没粮，又没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它。”

周恩来的这一指示不仅减少了红军战士的伤亡，而且调动了敌人。牛元峰蹲在寨子里，一个电报接着一个电报请求董英斌解围救援，红军创造了围点打援的机会。当晚，敌西北“剿总”命令董英斌率第一一一师和第一○六师加紧向直罗镇、张村驿方向攻击前进，以解牛元峰之围。22 日上午，敌人两师开始向红军发动攻击，但是一遭到红军的迎头痛击，就立即丢下牛元峰，向西溃逃，使红军歼灭援敌的计划未能实现。红军立即发起追击，又歼敌一个团，董英斌率余部躲入太白镇固守不出。23 日深夜，牛元峰看救援无望，率残敌突围。红军立即投入追击，全歼该敌，并击毙师长牛元峰。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再次体现了周恩来善于利用地形条件，把握战机，调动敌人，以少胜多，善于打歼灭战的高超指挥艺术，以及集中兵力，诱敌深入和运动歼敌的作战原则。实践再次证明，他不仅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位主要缔造者、领导者，而且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员，是毛泽东在军事上的主要助手。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基本上制止了东北军和西北军对陕甘苏区的进攻，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有了在西北地区发展革命大本营的基础之后应该如何建设，是一个亟待

解决的问题。直罗镇战役之前，周恩来在 11 月 3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提议召开一次会议，详细研究今后一个时期内党的总方针，总任务。

月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集中讨论了政治问题和军事战略问题。

在讨论政治问题时，会议批评了“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错误观点，正确分析了国内国际的形势，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在世界是战争与革命的前夜。” 国内“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以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因此，党的基本任务与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

周恩来完全赞同会议的决定。随后，在 1936 年 1 月 2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又专门作了《新的形势下党的组织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党关于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的总方针，进一步强调指出：“整个政治形势中心问题是开展民族战争，党的组织任务是团结领导千千万万群众在党的周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他还提出党在目前的组织原则问题，一是无产阶级要在各种群众斗争中取得领导权；二是随着民族战争的开展，党的组织要迅速发展；三是由于党在苏区和白区所处环境和面临的任务不同，所以各地只能在统一政策下独立地进行斗争；四是党所领导的武装是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力量，党的干部随红军行动，党要依靠武装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五是必须在政治上反对关门主义，要改变对于党员成分问题的机械理解，还要克服对知识分子的狭隘观点，欢迎他们参加革命，参加红军；六是要争取白军和地主武装。周恩来的这些论述，把党关于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的总方针进一步系统化和具体化了，成为各级党组织开展工作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在讨论军事战略问题时，首先由毛泽东作报告，指出党的战略方针是： “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总任务之下，首先须在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号召上与实际行动上，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而在 1936 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毛泽东的论述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但是在讨论红一方面军行动方向的问题时，却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建设陕甘苏区必须在发展中求巩固。刚刚爆发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我们应抓住这一时机，苏区必须迅速向外发展，红军必须迅速得到扩大。当前红军行动的方向应该是东渡黄河向山西发展。有的人主张苏区应该在巩固中求发展，以巩固苏区为主，逐步向南发展，寻求同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作战；有的人担心红军主力东征会影响陕甘苏区的巩固；还有的人主张红军出宁夏或五原、包头，与日军争先机，并可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援；而有的人则认为红军转进到绥远，接近中蒙边境，会引起日苏战争。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他从分析红军反“围剿”的历史经验教训入手，强调指出，防御应站在主动

的地位，不是被动的地位，宁都会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应当使全党了解，并作活的运用，集中主力于一个主要方向。毛泽东非常赞赏周恩来的分析，建议一定要把周恩来所主张的“主动”二字写进会议的决议中去。最后，会议一致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会后不久，周恩来再次致电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就红军东征的方针和军事行动提出建议，认为：依目前形势的发展，应将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为总方针。现在的军事行动应是巩固扩大根据地，而不是远离苏区，形成流动；须能扩大武装人员和解决经济困难，有利于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3 月 20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于中央瓦窑堡会议制定的“争取迅速对日作战的方针”问题，周恩来谈了看法。他认为，红军东征的具体任务，首先是“扩大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红军的发展方向基本向东。这不是一下子就同日本决战，而是要有阵地、有后方地作战。”会议前，毛泽东、周恩来于12 月 24 日预先拟定了红军东征山西的《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开始进行东征的直接准备工作。后来，东征战役的实践证明周恩来的建议和预见是正确而及时的。

红军东征山西，要渡过黄河。离开苏区作战，在主力红军离开苏区之后，苏区的巩固就成了一个大问题，需要一位军政全才的领导人主持陕甘苏区的工作。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分工主要负责军事，要随军出征。这样保卫苏区，支援主力红军东征的责任自然落在了周恩来的肩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西北中央局，坚持陕甘苏区的斗争，负责红军的后方工作。根据军委的计划，周恩来拟定了《第一步行动计划中的后方工作计划》，为东征和巩固苏区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

（一）充实和扩大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陕甘苏区开展声势浩大的“扩红”运动，在不到 1 个月的时间里，就有 5000 余名青壮

年踊跃参加红军，并争取了 2000 余名俘虏兵参加红军。在此基础上，红一方

面军进行了调整充实，实力增加到 1.27 万人。陕甘苏区的地方武装也扩建了

2 个军：第二十八军，由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九军，

由萧劲光任军长、朱理治任政治委员。此外，还整理扩建了 6 个独立营、10 个基干游击队，在东征战役发起后不久，又组建了第三十军，由阎红彦任军长、蔡树藩任政治委员，大大增强了保卫苏区的力量。

（二）打击进犯之敌，巩固苏区。直罗镇战役胜利后，张学良为了阻止红一方面军向外发展，以第十七路军驻守宜川、韩城、白水地区；以第六十七军据守延安、甘泉、鄜县、洛川一带；第五十七军驻守合水、太白镇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以驻扎在陕北的第八十六师由榆林、横山、靖边、定边一带不断向南袭扰，力图夺占陕甘苏区的安塞、安定、瓦窑堡等地；以第八十四师据守米脂、绥德、清涧地区，以入陕的晋绥军 5 个旅据守吴堡，义合镇、神木、府谷地区，从东北面对陕甘苏区进行封锁、围困，1 月 5 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命令红一军团和红二十五军向洛川、白水、澄城、韩城、宜川地区进军，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扩大抗日宣传，筹集经费，“使苏区愈加向南发展，将来南面敌人向北进攻愈困难”。l 月 7 日，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致电刘志丹、宋任穷，命令他们率领以红二十八军、第七十八师和骑兵团组成的北征军，向入侵苏区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发起进攻，直逼横山，调动援敌。并且指示红军“打援敌不论大小，必须以主力出动，实行两翼包围

（自然要有主要突击方面），井切实断敌退路，以期一举消灭，勿使漏网。”

此外，红军还积极扫除根据地内一些地主武装据守的围寨，开展群众工作，使苏区得以巩固。

（三）筹集与制造渡河器材。周恩来作为军委后方工作的领导人，亲自制定计划，负责大力收集船只和各种造船材料，征调了造船工人和划船工人300 名，加速建造渡河器材。到 2 月上旬，共制成大木船 4 只，羊皮筏 100

只，并选调了 100 名船工组成工兵连，准备随军行动。

（四）组织地方工作队。为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周恩来从红军及陕甘苏区抽调 300 名干部，组成地方工作队，另外还组织了一个 220 人的山西游击大队，准备随军东征，开展山西新苏区的地方工作。

周恩来组织领导的这些工作，有力地保障了红军主力东征战役的胜利。1936 年 2 月 20 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分两路从陕西绥德县的沟口、清涧

县的河口强渡黄河成功，一举突破了阎锡山苦心经营的黄河防线，开始了东征战役。阎锡山极为惊慌，他一面调集山西的部队赶往突破口堵截红军，一面令在陕北“清剿”的晋绥军一部撤回黄河以东。周恩来立即指挥预先等待敌军撤退的红二十八军向敌军发起攻击，攻占义合镇。随后，周恩来沿黄河南行，巡视河防、渡口、船只、兵站，保障东征军主力的安全和黄河两岸交通的畅通。

红一方面军东征战役发起后，蒋介石急忙命令张学良调集东北军、西北军主力和胡宗南、毛炳文部向陕甘苏区进攻，企图乘红军主力东渡黄河之际，分期逐次完成鄜县、黑水寺间封锁线，井相机占领陕甘苏区，夺取红军的根据地，然后与晋军协同围歼红军主力。当时张学良虽然和红军开始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谈判，但是在蒋介石的一再催逼下，逐步向苏区推进。

面对十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的进犯，周恩来在坚持继续与东北军接触的同时，深知谈判是要以实力为后盾的，如果不能从军事上阻止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进攻，谈判是不可能取得成果的。周恩来一方面继续指挥红二十八军向黄河西岸的晋绥军进攻，将其全部赶回黄河以东，寻歼敌第八十四师一部，夺取了吴堡、神木，并渡过黄河攻占了山西兴县的罗峪口，有力地支援了东征军的作战。另一方面，他针对南线敌人的部署，决定迅速充实留在苏区的地方武装，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在军事上，他制定了缜密的作战计划，决定“广泛发展关中、陕甘的游击战争，深入到底翼、侧后方积极活动，抵制和破坏敌人的筑堡垒、修路和前进的计划，并极力和缓杨虎臣部队的行动”；“以小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进行保卫苏区与围困敌人的任务”；集中关中、陕甘两省主力打击和消灭运动中的东北军一部，或国民党第三十七军向直罗镇、张村驿前进的一部，抑制蒋介石、张学良首先占领我关中苏区的企图。同时他还要求各军区部队既要依照作战方针行动，更要按照实际情况的变化，机动处置。各部队按照周恩来制定的作战方针和行动部署，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决抗击“进剿”的敌人，牵制其前进。特别是关中军区处于敌人后方，成了敌人的心腹之患。4 月中旬，张学良调集东北军主力“围剿”关中苏区，企图首先占领这一地区。周恩来及时指示关中军区：“关中红军的战略方针应跳出敌人围攻圈外，以转向西北，配合华池、庆北、赤安、三边各地方部队创造陕甘宁的西北局面为主要发展方向，⋯⋯在围攻圈内应以各游击队支持游击战争。”

由于周恩来正确制定了以敌后游击战拖住敌人，以苏区内的游击战困死敌人，及集中主力以歼灭敌人的战法，有效地制止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

进攻，为支援红军东征作战和巩固扩大陕甘苏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充分显示了周恩来驾驭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能力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标志着周恩来已开始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军事思想。

红军东征后所向披靡，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他没想到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仍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他急忙派陈诚率其嫡系汤恩伯、胡宗南、关麟征等十余万大军驰援山西。为避免与国民党军决战，顾全抗日大局，红军决定撤回黄河西岸。为了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周恩来指挥留守陕甘宁苏区的部队保护渡口，准备船只，并到延川迎接红军主力回师。从 5 月 2 日至

5 日，红军东征军全部顺利地撤回陕甘宁苏区。

5 月 9 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和红军干部会议决定，为了开辟新的根据地，红一方面军应发起西征战役。周恩来一面和毛泽东、彭德怀一起制定西征战役的计划，一面认真分析了形势，指出，在蒋介石的严令下，阎锡山部和国民党中央军有可能西渡黄河进占瓦窑堡，东北军也会由南向北步步逼近苏区。因此，在苏区的东部要坚持游击战，迟滞敌人的进攻，掩护野战军西征作战。中央完全同意周恩来的分析，决定由他留守东线，指挥东部各军及地方部队，抗击进攻的敌人，并负责中央及军委机关的安全。不久，中共中央军委又决定除红军大学及总政治部直属毛泽东领导外，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各直属独立部队、各省军事部、军委各部门后方机关统归周恩来指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红军利用游击战和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阻止了敌人对苏区的进攻，巩固了陕甘苏区，保障了野战军西征作战的胜利。

1936 年 6 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日益扩大对华侵略和全国人民普遍要求抗日的呼声中，国民党内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发动了“两广事变”，打出抗日旗号出兵湖南。蒋介石急忙从围追堵截红军的部队中抽出大批兵力调往湖南，对付“两广”的军队。中共中央接连给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发出电报，要求他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迅速北上，同红一方面军共同建造西北抗日根据地。7 月初，红二、红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8 月初，两军穿越大草地，进入甘南，并分别发起了岷县、洮州、西固战役和陇南战役，控制了甘南和兰州以南大片地区，红一方面军的接应部队也迅速南下逼进兰州到西安的公路。10 月 8 日和 10 月

日，红一方面军分别和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控制了西兰公路两侧大片地区，形势非常有利，但张国焘仍不愿北上，企图西去青海、新疆，致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组织的以打击胡宗南第一军为目的的静（宁）会（宁）战役和海（原）打（拉池）战役未能实现，

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被迫中止。此时红四方面军主力已西渡黄河，红军总部、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退往陕甘宁苏区。蒋介石却集中了 5 个军的兵力，在马鸿逵、马步芳的配合下，向红军紧追而来，企图乘红二、红四方面军经长途跋涉十分疲惫之际，给红军以歼灭性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商量决定，派周恩来亲赴甘肃，做张国焘的工作，团结红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共同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1. 月 18
  日，周恩来到达甘肃洪德的河边湾红军总部，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会面，并制定了三个方面军在山城堡地区共同作战的计划。11 月 21 日，红军在山城堡地区联合作战，歼灭了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师一个半旅，迫使胡宗南部全线撤出陕甘宁苏区，从而停止了国民党军对苏区的进攻。连张国焘也承认：“这次战争的胜利，周恩来的贡献最多。”与此同时，周恩来到红

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中，欢迎和慰问他们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甘宁苏区，向广大指战员宣传团结就是力量，只有三个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能所向无敌，阐述党中央制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周恩来通过艰苦细致地工作，把三军指战员的思想统一到了党的路线上来。山城堡战役后，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和三个方面军的领导及团以上干部联名致函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表示：“坚决实现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每个战役的任务。三个方面军首先消灭拦阻我们抗日的蒋介石部队、开展西北抗日根据地、争取迅速增援绥远、直接对日作战，来领导全国人民并影响全国各地各党各派各军走向抗日统一战线，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党中央及军委的坚决领导之下，在三个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胜利会师一致团结一致努力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月 7
日，为了适应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新情况，从组织上保证红军的统一指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发布命令，决定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 23 人为委员，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

贺龙 7 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从此陕甘宁苏区进入了一个更加巩固发展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