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指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军事斗争

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和人民救亡运动的感召下，逐步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他们多次要求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停止“剿共”内战，实行联共抗日，但是屡遭蒋介石的拒绝。10 月下旬，蒋介石在解决了“两广事变”之后，亲自坐阵西北，逼迫张、杨继续“围剿”红军、张、杨一再苦谏无效，忍无可忍，于 1936 年 12 月 12 日被迫发动“兵谏”。扣压了蒋介石及其在西安的部分党、政、军要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当日，张学良、杨虎城等将领联名向南京政府及全国各机关、政党、团体发出通电，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随后张学良又宣布撤销西北“剿总”，停止一切“剿共”行动，成立抗日联合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一片混乱。南京政府打着维护“国统”，讨

伐“叛逆”的旗号，任命亲日派头目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调动大批军队进逼西安，企图扩大内战，并乘机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更多的人力主和平解决事变。全国各救亡团体，广大人民热烈支持张、杨的爱国义举，强烈要求惩治蒋介石。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致电当时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在得知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后，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议认为事变的发生，是蒋介石实行“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也是国民党内主张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进步力量，同主张联日反共的反动势力尖锐斗争的表现。因此，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无论是行动本身和提出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是应该拥护的。同时决定从国家和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尽力促使事变和平解决。与此同时，中央依张、杨的邀请，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解决好这次事变。

在周恩来动身去西安之前，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及事变后西安的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很多问题需要等周恩来到西安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对蒋介石的处置及各种在苏区难以估计到的复杂问题，都要由周恩来到西安后临机处理。周恩来面对的将是异常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但是周恩来不负众望，以其超众的才智，过人的胆略，帮助张、杨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终于实现了由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向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历史性转变。周恩来在西安的活动，面对的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敌我友三方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政治斗争。这不是本书所要研究的问题。但是任何政治斗争的背后总有军事力量的活动作后盾。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正确运用了军事力量，促成了政治斗争的胜利，实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的。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虽然蒋介石被扣，但不等于蒋介石集团的军事力量被打垮，内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如果处理不好，可能还会爆发更大规模的内战，必须防备南京政府采取军事进攻的手段。在战略上，周恩来提出，在军事上应该准备迎击南京方面对西安的夹击，在政治上下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

12 月 12 日，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立即复电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固原、庆阳、邯县、甘泉一带只需留少数兵力。红军不会乘机进占友军一寸土地。同时命令红军各军团进入战斗准备，随时支援友军抵抗国民党中央军的进攻。为了支援东北军和西北军抗击南京政府“讨逆军”的进攻，还命令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向大水坑附近地区出动，以监视和钳制胡宗南军的行动，并根据张、杨的建议，派陕北地方红军接替东北军和第十六路军收缩兵力后遗留的防务。15 日，陕北地方红军进驻延长，18 日进驻延安，维持地方治安，掩护友军侧翼，监视陕北地区蒋系部队的行动，陕甘宁军区独立师等部进驻三岔、毛居井、豫旺堡和曲子以南地区，同驻守固原、太阳等地的东北军靠拢，协调行动；并准备在南京政府“讨逆军”向西安进逼时，全部红军迅速南下，协同友军迎击“讨逆军”的进攻。

12 月 17 日晚，周恩来到达西安。这已是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 6 天了。

局势有了进一步发展。南京政府已对张学良下了“讨伐令”，其先头部队 5 个师已开进撞关，进逼渭南，并派飞机轰炸渭南、华县等地。蒋介石的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携带宋美龄致蒋、张的信件乘飞机到达西安。随后来子文、宋美龄也到达西安。在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看法也多种多样，有的主张杀蒋，有的主张把蒋送到苏区去，也有的主张只要蒋答应抗日，不但要释放蒋，还要拥护蒋当领袖。

周恩来当晚即会见了张学良，向他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南京，和平解决问题。同时还商定了与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条件。周恩来和张学良还共同研究了迎击国民党中央军进攻的军事部署。他们商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带，红军主力兼程南下，先到达庆阳、环县一线，击退胡，’宗南部，然后出渭水下游，侧击从淹关西进的国民党中央军。红军加入由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

周恩来回到驻地后立即打电报向中共中央报告商谈的结果。根据计划，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同红二、红四方面军各 2 个军组成红军主要突击

集团由环县、定边地区立即南下，以 10 天时间到达长武、邠县（今彬县），

再用 10 天时间到达咸阳、兴平，而后进到蓝田、商县以南地区，担任对敌东集团军左翼的主要突击，配合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主力在渭南等地的正面作战；以红二十八军和骑兵第一团会同红三十二军组成追击军，在胡宗南部由大水坑等地南移时，由其侧翼平行追击，并协同陕甘宁独立师监视、钳制该部，配合固原、兰州等地的东北军第六十七、第五十一军积极钳制敌西集团军；红二十九、红三十军仍担负定边、盐池和吴起镇到保安一线的保卫任务；红八十一师调至延安，协同陕北地方红军，保障西北线安全。

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经过同宋子文、宋美龄谈判，达成了六条协议： 1.明令中央入关之部队于 25 日起调出淹关，从本日起，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蒋介石个人负责。2.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3，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4.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5.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6.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责。蒋介石接受了谈判达成的协议，宋子文承诺保证实行。25 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监禁张学良，并纵容何应钦再次调集 25

个师，重新进逼西安。1937 年 1 月 5 日，蒋介石又任命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

西安行营主任，调集 37 个师的兵力，分 5 路向西安推进。其中进入潼关，直

逼西安的有 12 个师。内战阴云重新笼罩陕甘上空。

周恩来一方面在政治上表明严正的态度，声明：“只要中央军下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部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和杨虎城等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协商，作出部署，准备击退国民党中央军的进攻。周恩来经报中共中央批准后，立即直接电令红一军团迅速进到西安附近的淳化、三原、耀县地区，准备打击由渭水以北向西安进攻的中央军；电令红十五军团经咸阳、蓝田于 16 日以前进到商县地区，同在陕南坚持斗争的红七十四师陈先瑞部会合，配合当地第十七路军一部，担负抗击由雒南方向进攻的中央军第八纵队李默庵部，保障渭南地区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主力侧翼安全；由红

八十一师和陕北部分地方武装组建的红二十七军进驻洛川，钳制位于蒲城、白水等地已经叛杨投蒋的第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冯钦哉部；追击军跟踪监视胡宗南部进至天水东北地区，配合东北军工以哲部作战。

为了保证作战胜利，周恩来指示在几天之内将大批红军所急需的弹药、给养、无线电器材等迅速由西安运往前线，使红军迅速得到补充，并亲往前线看望红军指战员，鼓舞士气。红军开入关中，在各方面引起了很大震动。由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做了相应的军事准备，加之全国各方面舆论的影响，迫使蒋介石也不敢轻易挑起内战。

西北方面，与蒋介石军事压力抗衡的力量是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的联合。但是由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在南京，三位一体中最大的一支力量东北军变得群龙元首，内部开始发生分裂。其中少壮派情绪激烈，坚决主张打一仗，营救张学良，甚至不惜采取激烈手段，暗杀主和派的高级将领和共产党员。杨虎城也因蒋介石背信弃义，感到安全没有保障，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和国民党中央军打一仗。形势万分严峻。

月 30
日，周恩来和博古、叶剑英乘汽车赶到三原县云阳镇红军前敌司令部开会。会上，周恩来认为，我们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但是南京方面继续进攻，我方要自卫。当前我们的主张还未能说服西安左派和杨虎城等，况且蒋介石能否同意实行抗日统一战线还是个未知数。而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这两个朋友坚持要打，解释无效。并且发展到了答应开战是朋友，不答应就会导致敌对情势。这是一个颇难两全的困难局面，如果拒绝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要求，这两个朋友失掉，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也就更加渺茫。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帮助他们打这一仗。参加会议的人都同意周恩来对情况的分析和判断，决定只要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两方面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支持他们的主张，和他们一起打，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会后，立即把会议决定报告党中央。周恩来、叶剑英当天赶回西安，分别向杨虎城、少壮派转告红军的决走，并对他们说：“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不会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当日，延安也紧急发来电报，重申：“甲、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乙、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丙、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一道，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丁、用以上态度争取最后的和平。”电报充分肯定并采纳了周恩来的正确主张。

由于周恩来处理问题时既坚持原则，又采取灵活的策略，使得杨虎城、东北军少壮派认清周恩来是真正为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前途着想的，是为国家的利益着想的，是诚心维护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团结的，是他们真正的朋友，从而最终放弃了与国民党中央军开战的想法，保证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促成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

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中，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灵活运用军事力量保证政治斗争的胜利。在战略上，军事力量的运用始终围绕着实现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基本方针。当国民党中央军威逼西安时，不一味地让步，而摆出战斗姿态，迫使蒋介石顾忌发动内战的严重后果。充分体现了周恩来运用“不战而屈入之兵”的高超指挥艺术，和战略上的高瞻远瞩。当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主张与国民党中央军决战，以武力解救张学良

的声音日高时，周恩来则主张红军以战斗求团结，以团结求和平。从而体现了周恩来准确地把握何时应该示弱、何时应该示强、何时应该开战的时机，把用兵的基本方法与用兵的实际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了运用自如的境地，充分展现了周恩来军事谋略方面的卓越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