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深入开展军事统战工作

以周恩来为核心的南方局，设立了军事组，由叶剑英任组长，专门负责军事统战工作。在周恩来、叶剑英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驻重庆、桂林、香港、长沙（后邵阳）、广州（后韶关）、衡阳、贵阳等地办事处、通讯处、交通站和各地《新华日报》分支机构等公开机关，运用合法地位开展统战工作，动员群众进行抗日斗争，支持地下党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进行军事联络，指导各地办事处开展工作

进行大量的军事联络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军事当局的联系事项颇多，需要交涉处理的问题十分繁重。凡重大事项，均由周恩

来、叶剑英等过问和处理，诸如呈转国共两党来往公文函电，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告八路军、新四军战斗情况，通报日、伪军的情况，交涉处理国共两军发生的磨擦等。

其他问题则由八路军、新四军驻南方各地的办事处经办。重庆等办事处经常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或当地军需处交涉军需保障事宜。仰领取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武器弹药、军需物资、医药、车辆、通讯器材等，并负责将所领物资分送到各单位和地区。当国民党停止对我八路军、新四军的供给后，重庆办事处则秘密购置医药用品、通讯器材，运往延安。

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周恩来亲自指导各办事处，通过集会、讲演、举办训练班、创办报刊、举行招待会等形式，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胜利战果，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有许多重大的活动，周恩来都亲自参加。1939 年2 月中旬，周恩来飞抵桂林，向桂林办事处工作人员和文化界人士 200 余人作报告，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形势和任务。这对桂林办事处的工作，有很大的推动，使桂林这座文化名城成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4 月中旬，周恩来到衡山视察游击干部训练班，向学员讲了《中日战争之政略和战略问题》，提出动员全国人民展开全面抗战。5 月 31 日，周恩来发表广播讲话，指出：“二期抗战的重心是在敌后”，“争夺敌后的方针便是广大发展游击战争”。这样，变敌人后方为前方，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方针可完全成功。6 月 6 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举办的训练班上作题为《关于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的报告。他针对日寇“重视敌后，相机进攻”的“以战养战”的新政策，提出在新形势下游击战术的新原则应是：“敌击我隐、敌分我袭、敌进我伏、敌围我散”。

募集捐款和各种物资，介绍进步青年投奔革命。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游击队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斗争。各办事处为了支援前线的斗争，经常开展募捐、义买义卖和献金等活动。国内外同胞尤其是爱国侨胞热烈响应，纷纷捐送款项和物资。

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党领导的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力量不断扩大，急需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进步青年。南方各地办事处，在周恩来的具体指导下，招聘和动员了大批人员到延安和各解放区。还介绍了不少追求革命有文化的青年到敌后根据地，投笔从戎，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始终把开展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他领导下的南方各办事处贯彻党的政策和策略，主动开展统战工作。例如桂林办事处领导人李克农与桂系首脑人物李宗仁就保持了经常的接触，争取他们开放民主，团结抗日。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负责人徐特立与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也常有联系，促使张在湖南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团结抗日的举措。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等，对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及国际友人也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当宋庆龄组织保卫中国同盟时，香港办事处支持了这一举动，团结了大批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国际友人，支援中国的抗日斗争。

利用办事处的合法地位，掩护地下党的秘密工作。南方各省党的地下组织，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任务。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极其危险和艰苦。周恩来指示南方各地办事处，要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积极支持、掩护地下党的工作。例如，南方局的许多重要的对外活动，就是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的名义进行的。桂林办事处的李克农代表南方局与粤、赣、湘等省地下党保持联系，协助他们建立秘密电台和交通站。有的办事处还掩护地下党召开重要会议。

对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赞扬。1939 年 8 月初，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毛泽东对这个报告作了充分肯定，并对南方局的工作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这是广大的地方工作与统战工作，“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并说，具体讲，“这是在恩来领导下的成绩”。

（二）制止反共逆流，维护统一战线

日寇在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对国民党的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蒋介石国民党当局由于十分害怕八路军、新四军的壮大，仇共、惧共心理日益加剧，因而其政策的重点也迅即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转向反共。从 1939 年底至 1943 年春，先

后掀起 3 次反共高潮，各种反共事件层出不穷。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确定了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对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周恩来亲自领导了国统区反对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斗争，顶庄了反共逆流，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反击国民党军队的挑衅与磨擦

1939 年 1 月，国民党召开五中全会，原则通过了要“限制异党活动”。此后，国民党秘密颁布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训令，还专门设立了从事反共工作的特别委员会。

国民党军队则在“溶共”、“限共”、“反共”方针的指导下，有计划、有领导地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挑衅活动和磨擦事件。

周恩来对蒋介石的反共本能是有高度警惕的。1939 年 6 月上旬即报告中共中央，指出，目前阶段，国民党当局及其后方军政机关均重在如何对内，如何限制共党，防备共党，乃至反对共党，如何消灭同情共党的影响及其分子，如何消灭国共以外的中间分子，以冀造成国民党独霸的局面。于是思想复古，磨擦丛生⋯⋯对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对八路军、新四军乃至发生许多苛刻要求。无理之限制，不平之待遇，以至杀人捕人武装冲突。周恩来的这个判断是非常正确的，为中共中央采取相应的对策提供了依据。面对国民党特别是其军队的挑衅和磨擦，周恩来采取“争取好转，勿忘防御”，“争取合作，勿忘斗争”的策略，在维护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比如，1939 年 5 月，国民党部队包围了陕甘宁边区的镇原县，旬邑县被攻占，整个边区受到进一步的封锁。周恩来要求国民党部队退出侵占的各县，停止挑衅活动。并会见蒋介石，专门商谈边区问题。蒋介石说，非边区停止向外进攻，不能谈判具体问题；周恩来当即反驳道：“并非我们进攻，乃被人所攻”，边区为自卫行动。最后决定双方派员调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6 月 22 日，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氏兼民军总司令张荫悟突然率领 5000 余人，配合日军扫荡，偷袭驻深县的八路军吕正操

部，杀害八路军指战员 400 多人。吕正操部奋起反击，除毙伤外，俘获张部

旅长以下 2000 余人，张荫梧带 10 余人逃走。张恶人先告状，陈诚竟电周恩来提出抗议。周恩来不得不复电陈述事实真相，说明十八集团军贺、刘两师和吕正操部坚持抗击日寇扫荡，张荫梧却诬八路军见敌潜逃，进攻友军。冀

深两县发生的武装冲突，都由于张部挑衅，“张部乔司令明礼尚在吕部驻地，不日即将带队归还张处，方可知此事。”于是，真相大白。后来张荫梧被免去职务。

北事未平，南事又起。7 月 2 日，周恩来得知湖南平江发生惨案，八路军平江通讯处主任涂正坤被打死，八路军少校副官罗祥铭等 8 人被活埋。周恩来立即致电陈诚提出严重抗议。并电徐永昌、何应钦、程潜、朱绍良等，要求迅速派员到各地调查磨擦冲突，查处深县、平江二地惨案真相，令其部属勿再故生是非，致使事态扩大。周恩来还写信给蒋介石提出抗议，并痛斥国民党的反共阴谋，要求最高当局“本大公无私之怀，必能平反此案，为死者伸冤，为生者保证其最低合法权利也。”

1939 年冬，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敌后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当时，周恩来正在苏联疗伤。针对共产国际中一些人对中共进行的统一战线政策产生怀疑，甚至担心中共热衷于搞磨擦。为了说明真相，周恩来写了一份 5.5 万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全文分四个部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反对投降与分裂；坚持民主与进步，反对倒退；支持抗战，反对内江与磨擦的严正立场。这个备忘录经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看过，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由于周恩来的努力，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的声望，扩大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

以政治上的进攻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

1940 年 9、10 月间，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德、意、日三国于 9 月 27 日在柏林签订协定，正式结成三国轴心。在这前后，英美也签订协定，组成同盟国。当时，这两大集团都在争取蒋介石，使蒋一时踌躇满志。他认为时机有利，可以有恃无恐地再次发动反共高潮，削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这一次，蒋介石把矛头对准了皖南的新四军。

1940 年 10 月 19 日，何应钦和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致电朱德、

彭德怀、叶挺，限八路军、新四军在收到电报 1 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这就是著名的“皓电”。同时，他们又向顾祝同发出围攻新四军的密令。一时间，汤恩伯、马鸿逮等纷纷赶到重庆密商反共阴谋，长江南北的国民党军队开始调动，各种舆论强化了反共宣传，对有共产党嫌疑者加紧监视和逮捕。对此，周恩来敏锐地作出了判断：“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 断言：破裂的危险已至，反共局部战争会开始。

面对如此危急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应采取什么对策呢？11 月 1 日，周恩来两次急电毛泽东，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大家一致望我们拿出办法来，并望我们让步，以缓和破裂。”他还转达了冯玉祥的建议：“要软硬两用，表面让步，实际自干。”所谓软硬，就是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稍后，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明中共中央的政策是：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以面于，硬所以给他以恐怖。”

关于新四军的行动问题，周恩来提出，或将新四军北移，以便集结应战：或立即分散，皖南部队一部分秘密转苏南渡江，一部分准备就地打游击。江北部队须作应战准备，防备顽固派的偷袭，李先念部要防止陈诚“清剿”。对于“皓电”，周恩来认为，原则上不能同意，但需答复，建议用朱德、彭

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通电，答复何应钦、白崇禧。

月 9
日，根据周恩来向中共中央的建议，由朱德、彭德怀、项英电复何应钦、白崇禧（即“佳电”），申明长江以北的抗日军队不能撤退的理由，拒绝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答应将江南的正规部队移至江北。

此后，周恩来同国民党代表张冲多次面谈，并于 12 月 21 日致函张冲，在历数各地反共事件后，着重指出惟目前最严重之事件，莫过于新四军江南部队已整装上道，而一切补给犹无着落，新四军、八路军在江北部队已听令停止冲突，而山东之东北军、安徽之广西军犹向之步步逼近。并与江苏方面友军配合，造成对新四军、八路军在苏北之包围形势。直逼至于江海之滨，尚有何渡江北移之可能？并请张冲转告蒋介石中止这些行动。

月下旬，局势仍在迅速恶化：国民党已完成对新四军的合围态势。同时，由于国民党故意泄露新四军北移消息，日军封锁长江。蒋介石还下达了对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命令。据此，12
月 29 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性”，“仍以分批走苏南为至要”。次日，毛泽东、朱德电告项英：“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1941 年 1 月 3 日，毛泽东、朱德再次致电叶挺、项英：你们全部坚决

离开皖南，并立即开动。1 月 4 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 9000 余人奉命由径县云岭出发北移。6 日，在皖南茂林地区遭第三战区顾祝同和三十二集团军 7 个师 8 万余人包围伏击。我新四军将士血战 7 昼夜，除突围 2000 余人外，

其余 6000 人大部阵亡，一部被俘，叶挺被扣，项英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千古奇冤——皖南事变。

1 月 7 日，周恩来接到新四军在北移途中被围的告急电，愤慨万分，当即向张冲提出强烈抗议，并分别向顾祝同、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人提出抗议，严正声明，如不制止对新四军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只有突围四出，散于民间，战于敌后。”

1 月 17 日，国民党污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并通缉项英。至此，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峰，周恩来打电话谴责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当晚，周恩来召集南方局工作人员开会，向大家讲述皖南事变的经过，并指出，形势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合作完全破裂，二是经过斗争两党继续合作抗日。当周恩来得知《新华日报》关于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社论和报道被检查扣压后，立即为《新华日报》题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18 日晨，载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5000 多份，出现在重庆的大街小巷。

为进一步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周恩来、董必武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提议实行政治上的全面进攻。经中央同意后，周恩来和董必武等，在重庆广泛地同社会各界人士接触，秘密散发由周恩来审定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使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国民党的反共真面目，人们的同情越来越多地转到中国共产党方面来。周恩来还在外交方面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地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皖南事变那些极端紧张的日子里，中共中央十分担心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领导成员的安全。曾去电要求他们撤离重庆。周恩来断然表示要坚持到最后，这个意见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历史表明，周恩来坚持在重庆的决策，保存了中共在国统区的指挥中心，保存了国共联系的主

渠道，保住了团结抗战的局面，对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力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要求悉心整理部队，坚持抗战到底。

中共中央及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同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得到了全国民众、海外华侨和进步团体的声援，国际舆论也纷纷谴责蒋介石的反共活动。在国内外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表示退却。国共关系开始趋于一定程度的缓和。

制止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

蒋介石为了削弱和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维护其反动统治，于 1943 年春天又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3 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宣扬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反对共产主义。扬言要在两年内消灭共产党和了切革命力量。6 月，国民党顽固派乘共产国际解散之际，叫嚷共产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在军事上，蒋介石调动驻守河防的两个军加上原有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共 50 余万

人，准备分兵 9 路“闪击延安”，并于 7 月 7 日和 9 日，炮击我关中地区。为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周恩来

一行于 6 月 28 日离开重庆，取道西安，于 7 月 16 日抵延安。8 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8、9 两个月发动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运动，通电全国要求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决定的精神，调恩来针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起草了《论中国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报告提纲。这是从政治舆论上回击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重磅炸弹。提纲深刻分析了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历史根源，政纲和策略，组织和活动，指出蒋介石国民党是法西斯主义，必须“公开地揭穿其法西斯主义实质”。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是以极端的唯心论哲学为其思想体系的基础的；它的历史根源，“是官僚资本与特务制度的结合”，“是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它的纲领是反抗战、反共反民主的；它的策略具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对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和革命群众时，则采取以消灭为中心的时软时硬的策略；它的组织“就是特务组织”，进行最反动、最野蛮、最残暴的活动。但是，“世界法西斯主义正走向死亡，中国法西斯主义决难独存。中国的抗战有它胜利的前途”，“中国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的。”

这份报告提纲，连同党中央陆续发表的《国民党六十二个叛国投敌的党政要员概况》、《抗战以来敌寇诱降与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活动的一笔总账》等材料，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破坏抗战、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所有这些，对解放区军民起到了政治动员的作用。

由于解放区在军事上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加上美英要利用中国抗击日本，不赞成蒋介石此时发动内战，迫使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武装进攻的情况下，便被制止了。

（三）团结爱国将领，扩大统一战线

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南方局遵循中共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把“认定和各地方军队联系”列为统一战线工作原则之一，对国民党军中的地方实力派开展多渠道、多层次的军事统战工作，取得了积极的

效果。

对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冯玉祥是一名爱国军人，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周恩来对他有很深的影响。1938 年 2 月 14 日，周恩来去看望冯玉祥，交换了对抗战形势和前途的看法。冯玉祥感叹知道的东西大少了。之后，他请周恩来派人给自己及随从人员讲统一战线、游击战和持久战，并在汉口大量印刷《列宁全集》、《论持久战》等著作。到重庆后，周恩来还常去看望他，共同商谈国是，彼此间友谊笃深。周恩来对西北军将领张自忠、冯治安、张克侠、何基洋等做了许多统战和联系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周恩来在会见国民党第七十七军副军长何基洋时，赞扬了何在卢沟桥抗日的义举，认为中山陵前出了剖腹明志的续范亭将军，卢沟桥上出了坚持抗日的何基淬将军，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他亲自安排何基沣秘密去延安，促使何基沣接受中共主张，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对滇军的统战工作。周恩来、叶剑英等不断做龙云、卢汉的统战工作。1942 年 9 月，龙云请周恩来到昆明会晤。南方局派华岗为代表到昆明与龙云直接联系，还建立了与南方局联系的电台。滇军一八四师师长张冲在共产党的影响下，积极参加抗战，并为我云南地下党提供一批枪支弹药。

对桂系的统战工作。周恩来十分重视对桂系的统战关系。1938 年武汉失守后，周恩来在撤退途中，向白崇禧阐明了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并得到白的同意，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1939 年 2 月，周恩来应白崇禧之邀，出席军训部成立两周年纪念会，并发表演说，宣传毛泽东关于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周恩来对桂系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的统战工作很有成效，经常得到韩提供的有关情报。1945 年 9 月，四十六军进驻海南岛，韩练成尽力保护我琼崖党组织和游击队。

对粤军的统战工作。周恩来应张发奎要求，派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组成战地服务队到粤军工作。有的中共党员还担任了长官部秘书、副官、参谋等职。秘密党员吴仲禧任中将军法监，左恭任政治部主任秘书等。皖南事变时，张发奎持中立态度。广东沦陷后，广东省委派 120 名党员和数百名进步青年到余汉谋的第十二集团军建立政治工作，并建立了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为后来配合东江纵队主力北上，开辟粤北根据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对李济深、蔡廷锴的统战工作。周恩来通过各种渠道同他们进行联系。李济深曾阅批放行大批抗战物资经桂林运送到延安，保护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的安全。李济深还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回家乡苍梧组建民众武装配合游击队抗日。抗战后期，周恩来多次致电广东省党组织，力求打通与李济深、蔡廷锴的关系。1945 年 8 月 5 日，周恩来致电林平转狄超白，指出应强调李济深自治自卫的主张，要帮助民主同盟在华南发展，以便与昆明相呼应，对重庆造成犄角之势。还指出，如李济深、蔡廷锴派人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人民代表会议，不论代表或列席，我们均欢迎，并愿代守秘密，不予宣布。这些重要指示精神的贯彻，对李、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川康军的统战工作。周恩来曾多次会见刘文辉、邓锡侯或其代表，向他们宣传我党团结抗日的方针和政策，激发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南方局还派人到刘文辉处建立秘密电台，长期同中共中央和南方局保持通信联系。邓锡侯部的师长陈离，其部驻在老河口时，与新四军建立了友好关系，曾支援新四军部分枪支弹药和经费。这些工作不仅推动了团结抗战，而且对刘文辉、

邓锡侯等在解放战争后期率部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周恩来还对程潜和河南其他将领也做了大量工作，对推动第一战区抗战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