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融军事斗争与谈判斗争为一体的高超艺术

周恩来领导军事斗争几十年，亲身参加过无数次战斗、战役，有着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军事理论。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谈判家，有着几十年军事斗争和谈判斗争集于一身的独特经历，它促使周恩来把军事斗争与谈判斗争这两种斗争方式，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斗争艺术。

（一）军事斗争和谈判斗争都必须符合人民的最高利益

周恩来认为无论是军事斗争，还是谈判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继续，都必须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符合人民的最高利益。

周恩来在旅欧期间，就已经确立起武装斗争的思想，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树立了军事工作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心工作的思想。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危急时刻，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民族战争不仅仅是依靠工农阶级所能够实现的，必须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力量，团结一切赞同抗日的阶级和阶层共同抗日，还要争取世界上一切反法西斯主

义的力量，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这些长期侵略中国，支持蒋介石反动集团镇压人民革命的国家，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他最早产生了逼蒋抗日的想法，并在做东北军、西北军工作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这个思想，并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这个重要的思想被中共中央所接受，并进一步发展成为联蒋抗日的基本方针，而要实现这个方针，只靠军事斗争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艰苦的谈判斗争来实现。

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坚持敌后抗战数年、战功卓著的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为了击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周恩来积极向中共中央建议并参予组织领导了从军事上、政治上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由于斗争环境险恶，中共中央、毛泽东考虑到在重庆的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的安全，指示他们设法迅速撤回延安。周恩来考虑到，一旦中共代表团撤走，再回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应保持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联系，否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复存在，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将会大大地推迟。他宁可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坚持留下来继续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谈判斗争。周恩来的这种深远的战略眼光，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赞扬，赞同他留在重庆，继续通过谈判，与蒋介石斗争。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周恩来提出的军事斗争与谈判斗争并用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饱经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希望能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而蒋介石一心要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但通过八年的抗战锻炼，人民军队已成长为具有丰富经验且数量可观的武装力量，完全有能力与国民党军队相抗衡。周恩来据此指明，要尊重人民的意愿，通过谈判斗争，争取以和平方式，实现人民的愿望。周恩来再次担当起谈判斗争的主角，在谈判斗争中，周恩来主张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宁可损失一些局部的、暂时的利益，但决不能丧失原则。尽管蒋介石一心发动内战，一再破坏谈判进程，但是周恩来为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避免挑衅，推延战争，积极准备反击的方针，并为教育人民，以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坚持谈判斗争，终于使广大人民群众认清不给人民以和平的是蒋介石反动集团，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解放军，这就使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有了根本的保证。谈判斗争的这个成果是军事力量所不能代替的。

（二）军事力量是谈判斗争的重要后盾

周恩来说过，我们的谈判是以力量、人民为后盾的。他很清楚，谈判斗争离不开军事力量作后盾，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否则任何谈判都是徒劳的。因此，周恩来在谈判斗争中始终注意运用军事力量，以保障谈判斗争的顺利进行。

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到西安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工作。工作的重点是通过谈判，迫使蒋介石放弃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实现全民族的抗战。周恩来深知这场谈判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尤其应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他到西安后，立即指导成立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工农红军“三位一体”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及西北联军参谋团，并派叶剑英任参谋团参谋长；组织和调动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的部分力量，准备抗击国民党中央军对西北抗日联军的军事进攻，有力地保障了与蒋介石谈判的顺利进行。周恩来知道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同盟是实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保障，容不得丝毫的损害。当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事件发生后，杨虎城感到安全难保；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力主用武力解救

他们的少帅。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主张与蒋介石军队打一仗的气氛日益上升。他们还逼迫周恩来同意红军共同参加军事行动。这些都不符合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周恩来考虑到与蒋介石方面谈判的基本力量就是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力量。如果这个力量被破坏、削弱或分裂，都将给谈判带来很大的障碍。为了维护三个方面的团结，保存“三位一体”的军事力量，如果一旦同蒋介石的军队打起来，红军应该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一起战斗。为此，周恩来一面赶到三原红军总部，与那里的红军将领交换意见、布置任务，一面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周恩来的正确主张被中共中央所采纳。

抗战胜利后，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毫无诚意，想用“拖”的办法，为他向解放区调兵争取时间。毛泽东、周恩来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命令各解放区军民坚决阻击向解放区推进的国民党军队，对已经侵入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只要好打，就坚决将其消灭。各解放区军民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奋起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特别是晋东南的上党战役，一举消灭入侵的国民党军队 3.5 万余人，大大加强了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谈判的地位，迫使蒋介石承认了“双十协定”。

（三）用军事斗争叩开谈判大门，以谈判巩固和发展军事斗争的成果许多谈判是通过军事斗争才争取来的，而通过谈判则能更好地巩固和扩

大军事斗争的胜利成果。“打”与“谈”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两种斗争手段必须相互配合，以达到共同的目的，两者不可偏废。

1935 年秋，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为了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迅速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同时又必须对“围剿”苏区的主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开展工作，激发广大官兵的爱国主义热情，使他们放弃与红军为敌的政策，和红军共同对日作战，为拯救中华民族而联合奋斗。但是要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建立联系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只有通过战斗来实现。周恩来和毛泽东亲临前线，指挥了直罗镇战役，歼灭东北军一个多师，加上红十五军团先前消灭的一个多师在内，东北军在很短的时间里接连吃败仗，损失 3 个师的兵力。这就使张学良知道红军不仅是消灭不了的，而且在与红军的战斗中东北军自身都难保。这样，直罗镇一战，就叩开了红军与东北军谈判的大门。接着周恩来又亲自领导了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谈判工作。谈判斗争为巩固红军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为西北苏区的巩固和扩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46 年停战谈判期间，蒋介石、国民党拒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在东北的地位。周恩来在多次与国民党代表陈诚、美国代表马歇尔交涉没有结果的情况下，致电中共中央，建议组织东北民主联军坚决抗击进犯的国民党军，先在军事上打掉他的威风，才能真正打开东北谈判之门。正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向东北推进中，受到民主联军的沉重打击，国民党方面才不得不同意派出军调小组，到东北商谈停战事宜。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利用停战谈判的有利时机，抓紧整顿部队，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人民解放战争在东北的胜利，打下了良好基础。

（四）适时转变两种斗争方式

周恩来非常善于把军事斗争与谈判斗争两种方式并用，在以军事斗争为主时，用谈判斗争配合军事斗争的胜利；在以谈判斗争为主时，以军事斗争

保障谈判斗争的胜利。但是在实际斗争中，往往由于任务的变化，斗争方式的重点也会随之发生转变。抓住时机，适时实现这种转变，对于保证胜利至关重要。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长达一年多的国共谈判中，周恩来作为中共方面的主要代表，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警觉性，把握着政治局势的变换。他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方针，以谈判为主要斗争方式，力争实现国内的和平与民主，并积极以军事斗争配合谈判斗争，先后取得了双十协定的签订、停战协定的签订、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及政协决议的通过等重要成果。1946 年 3 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公开推翻了与中共签订的各项协议和政协会议通过的决议。周恩来洞察了蒋介石决心发动内战的企图，及时将斗争方式的重点转移到军事斗争上来，以谈判斗争保障军事斗争的胜利。并积极利用谈判期间与国民党直接接触的机会，收集军事情报，分析国民党军队的动向，为人民解放军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恩来自如地运用两种斗争方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这是周恩来斗争艺术独具风格的一面，是他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周恩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