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阐明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

坚持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的工农民主政权，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红军及其党组织长期在农村游击

战争的环境中活动，其主要成分来自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这就使党的组织和红军受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个人主义、主观主义、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等。这些错误思想极大地妨碍了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妨碍着红军的发展。在农村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与此紧密相关的是红军长期处于敌强我弱、四面受敌的恶劣环境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军事斗争策略，实行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同样也是关系到红军的生存、巩固和发展的重要问题。从党中央到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和红军的领导人都在进行艰苦的实践和探索。

毛泽东在领导根据地斗争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党和军队的建设。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针对红军中农民成分占多数的情况，毛泽东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强调必须在党内和红军内进行政治教育，努力提高红军指战员的阶级觉悟，自觉为工农阶级而战。毛泽东、朱德等提出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农村武装斗争的基本原则，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这对红四军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红四军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长期的，错误思想也不是在短期内能够消除的。红军在频繁的战斗中，有胜仗也有败仗，急需从中总结指导战争的规律。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直索绕在红四军领导干部脑海中，经常需要讨论研究。毛泽东后来在概括这段历史时说：当时“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干部，在总路线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党怎样领导军队，军队在农村怎样开展武装斗争。

1929 年 5 月，中央派刚从苏联留学回国的刘安恭到红四军工作，刘安恭参加过南昌起义，又到苏联学习过军事，一到红四军就受到推崇，前委任命他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和临时军委书记。但是刘安恭不了解中国红军的发展历史和斗争实况，又未能深入考察红军的实际情况，而是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在他主持的一次临时军委会议上，竟错误地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前敌委员会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负责对某一区域实行党、政、军的一元化领导，成员都是由中央任命的。刘安恭主持军委作出的决定违反党的组织原则，是非常错误的。以临时军委问题为焦点，使红四军内本已存在的有关党对军队的领导、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等问题的争论加剧起来。为了解决矛盾，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临时军委，改由陈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但是组织措施解决不了思想认识问题。6 月下旬，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打算通过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解决以上问题。但是红四军内大多数的同志对如何建设红军的问题，无论是斗争实践，还是政治经验都还很不充分，认识上还不可能产生飞跃。结果会议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留在闽西指导地方工作，红四军随后出击闽中和广东梅县，接连遭受很大损失。刘安恭也在梅县战斗中牺牲。红四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

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红军第四军，在全国的红军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中共中央负责军事工作的周恩来自然对这支部队的发展一直是十分关心的，竭尽全力给予指导和帮助。对于红四军的这一场争论，周恩

来从一开始就给予极大的关注，但由于当时通信极为困难，对红四军的情况很难得到及时和具体的了解。1929 年 6 月 12 日，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红四军的情况。周恩来指出，全国军阀混战的局面将有可能延续一个较长的时间，这对于红军的发展是一个难得的极好机会，需要红四军来一个得力的同志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详细研究红军如何发展的问题。8 月上旬，中共中央收到了红四军前委关于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红四军的情况。周恩来认为，这是历史上很久以来意见不同的冲突，因为他们工作很努力，故未大的爆发。应和即将来中央的陈毅讨论后再作整个的回答。目前应去一封信勉励他们，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已解决的问题不应再争论。

8 月 21 日，周恩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起草了一封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的信——八月来信，对红四军党内争论中涉及的一些原则问题作了比较全面正确的阐述：

一“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

二“在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尤其是目前环境中之红军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才能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但这并不是说如此便没有党内民主化了，如此便不执行‘一切工作归支部’ 的口号了，如此便可恢复家长制”。“既有一个书记，他在会议席上、在处理日常事务上，必然要比别人多负点责任。尤其在军队中，在作战的军队中，党的书记当然更要多负些处理日常事务与临时紧急处置的责任——这是书记的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同时又指出要“纠正过去党的指导机关常有包办一切代替支部工作或直接指挥党员工作的现象，绝对不是说党的一切工作一切事务一切问题都要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民主集中制的党既绝不容许，尤其在红军中，在日有战斗的红军中更绝对不容许有此种倾向之生长。所谓集权制当然是指在集体指导组织中的集权，绝不是个人的集权。”

三“‘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你们这一意见非常正确。⋯⋯ 但红军扩充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地方武装上。有了武装农民的事实，广大的农民才更易投身到红军里来。故武装农民是扩大红军的前提，你们必须坚决地执行这一路线，应视与发动群众斗争一样的重要，不容许有丝毫动摇。”

四“红军中政治部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或如你们所称‘宣传兵’）是红军中政治命脉，其作用决不减于战斗兵，如工作不好，组织不得法，那是另一问题，然决不能因此便动摇了根本路线。否则我们的红军，为着何来？红军对全国的政治影响又建立在那种基础上去？”

信中还对一些具体问题作了回答，如：“‘党管一切’的口号，在文字的涵义上，在群众的了解上都不正确”；“在目前游击状况下，前委与军委实无须采取两重组织制。”周恩来的信回答和解决了红四军中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

周恩来对红四军寄予极大的希望。他在信中满腔热情地写到：“你们应知现在朱毛红军对于全国的政治影响较对于闽西一处大的多，能保全这部分实力而更扩大之，便是对于全国政治影响的保全与扩大。”因而红四军首要

的任务是：“游击区域的发展，农民武装的加强，红军的扩大，而土地革命的深入更是根本的任务。”并强调说：“凡你们经过之区，必须使红军不仅尽其作战的努力，还须成为广大的宣传队以发动群众彻底地收缴民团散军的枪械以武装农民，使群众能广大地在土地革命任务之下行动起来。”红四军“在目前敌人四面包围中，主要的任务是在向敌人奋斗。党内为正确路线的斗争应从积极方面联系到与敌人斗争的任务上，使全体同志热烈的精神不仅用在党内为正确路线的斗争上，且更因此精神集中力量向着敌人。”他号召红四军的全体同志们：“消灭一切纠纷，一致地拥护此正确路线，向着敌人奋斗。”希望前委的同志“在中央这一指示的精神之下，整饬自己的队伍，正确自己的路线，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意识，向着敌人作艰苦的战斗！”周恩来的这封信是比较系统地阐述人民军队建军思想的光辉文献，不仅对红四军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红军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8 月下旬，陈毅受红四军前委的委托，到达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29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听取陈毅的汇报。陈毅在会上对红四军的历史、建设、战斗、工作等情况作了全面而详细的报告。他襟怀但白，公正无私，如实地报告了红四军近两年来的发展历史以及党内争论问题的内容和情况，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争艺术都作了准确的叙述。

当时，在中央工作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是从农村根据地中出来的，也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到农村去实地考察过土地革命、政权建设、武装斗争和红军建设的情况。陈毅生动的报告使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大开眼界，同时也深深感到红四军创造的众多的斗争经验和正在争论的问题极为重要，是关系到红军发展前途和方向的大事，也关系到土地革命是否能深入发展的大事。因此，政治局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责，有李立三和陈毅参加的三人委员会，进一步全面深入地总结红四军创造的经验，讨论研究和解决他们所争论的问题。

会后，周恩来以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他和李立三一次次来到陈毅的住处，对陈毅根据汇报内容写的《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迄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的问题》等五个报告，每一篇都进行了认真的阅读，然后和陈毅进行了反复的讨论。他们经常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这对周恩来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使之对农村斗争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赞扬红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创造出来的斗争经验“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红军四军有此种伟大意义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继续努力下去，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这是无疑义的”。后来，在他主持下，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刊登了陈毅的一部分报告。编者在按语中热情赞扬说：“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可了然。”他们在编制、筹款、政治军事训练、官兵平等、开支公开与群众关系等方面的经验“是在中国别开生面”。红四军在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中积极地探索建设人民军队的道路，使得这支部队的领导更加成熟，部队的战斗力更加旺盛，他们创造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他们的发展方向是全国红军的

方向。因此周恩来说：“四军是所有红军的主于，中央必将以最大力量注意。”通过和陈毅、李立三的讨论研究，周恩来认识到“先有农村红军，后有

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进而使周恩来在探索人民军队建设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大的飞跃。他把大革命时期在国民革命军中创造和领导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同工农红军创造的新鲜经验结合起来，参考苏联红军政治工作的一些做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加以归纳、总结和提高，提出了对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这些思想，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经周恩来修改审定后，9 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封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在这封信中，周恩来对建设人民军队的重大问题，从理论高度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

（一）关于红军的根本任务。周恩来指出，红军不是一支普通的军队，不能只局限于单纯的军事行动，它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并且指出“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信中就红军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作了专门的论述，强调：“凡红军一切行动务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要与群众斗争取得密切联系。”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思想。他还进一步指出：“红军四军此时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去实行游击以求本身的扩大，如何集中力量去实现党的政治口号以发动群众斗争。”在这里，已较明确包含了人民军队必须是战斗队和工作队的思想，概括了红军任务的基本内容。

（二）关于红军的发展战略。红军的根本任务规定了红军的发展战略，而发展战略的正确与否，不仅关系到红军任务的完成，更关系到红军的生存与发展。对于这样一个红军建军原则问题，周恩来明确指出：“要知在统治阶级政权未崩溃以及革命高潮未到来的时期，红军应该是采取经常游击的政策，若停留在一个地区，或企图固守一个地带，求其继续存在，这不但不可能而且必然陷于失败。”并且进一步指出，“红军发展的方向，应该向着群众有发展斗争可能的地方，去扶助其发展，使当地的革命斗争深入”，以及到“敌人军事力量空虚地带”发动群众斗争。在作战方法上，“对于较小于我的敌人，应该坚决地去歼灭他，非如此不能扩大本身及群众武装。”但是“决不应以较小兵力硬与较强之敌作殊死战”，其结果只会使红军牺牲许多力量，仍然没有胜利的把握，以致于使敌人从容退却。这种得不偿失的战斗丝毫不能扩大红军武装，而且无益于游击战争。对于从中央到红军长期争论的分兵与集中问题，他指出：“分兵与集中只某一个时期中工作方式的利便问题，绝不能把红军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红军四军分小，化成无数的游击队而不相联属。两者皆是取消观念，皆原于对政局的估量不正确，恐惧反动势力稳定⋯⋯的右倾思想。”并且强调：“分兵游击集中指导是不可移易的原则”，还指出红军集中行动，虽然会遇到一些困难，如行军、宿营、给养等的不方便，“但这大部分是一些属于技术上的困难，绝不能因此而取消集中指挥的必要条件与忽视了对于全国政治影响的伟大作用。”

（三）关于党对军队的领导。周恩来反复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红军由前委指挥，对外用军

部、政治部号召，目前是可以的”。他不仅从原则上肯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而且阐述了党领导的正确方法。周恩来指出：“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同时周恩来又辩证地指出，党对军队的领导并不是党包办一切，因此，“党管一切这口号，在原则上事实上都是不通，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由政治委员监督，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前委正确的领导方法应该是“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党的机关设在政治部内，党的机关的人员不要过多，要尽量利用群众组织中的人做事。要把党的系统、军事系统、政治系统分清楚。为了体现人民军队与党领导军队的一致性，周恩来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当各根据地扩大时，则必将成立几省边境的苏维埃政权，党就应该通过政权机关的军事部门公开指挥红军。虽然从实质上讲仍然是党指挥军队，却有助于“使群众认识红军是自己的阶级军队”，而不是某党某派或某种政治势力的军队，充分体现出“红军本身是一种阶级的集聚力量。”

（四）关于红军的政治工作。周恩来强调指出，红军政治工作在红军内部是组织进行政治教育，对外作政治宣传以至管理地方政务，发动群众斗争，扶助群众组织。政治教育方面的重要任务是纠正红军中存在的一切不正确的倾向，诸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生存等。因为这些错误思想“皆原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必须以坚决的态度加以肃清。

（五）关于红军的组织与训练。为使红军建设能够适应战争环境，提高战斗力，周恩来指出，红军的编制最要紧的是必须适合游击战争的特点，指挥单位不要过多，军事组织及名称不必拘于某一固定的形式；军队要加强军事训练，红军有了好的军事技术，有严格的军事训练，才能有战斗力；红军主要靠从敌人手中夺取枪支弹药来补充自己，因此不能轻易错过任何能夺取敌人枪械的机会。他还强调了红军不同于一般群众组织，“他是经常与敌人在血搏状态中的战斗组织，他的指挥应该集中。”“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以妨害军纪之巩固。”纪律的执行又应该建立在“士兵自动守纪律”的基础之上，必须坚决废除肉刑的行为。

此外.周恩来还谈到了如何处理红军前委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红军的战术问题、红军的给养与经济、以及红军目前的行动等方面的问题。“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取得的伟大成绩和丰富的经验，在“八月来信” 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红四军中长期争论未能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中肯地批评了红四军中存在的错误思想，为解决红四军领导同志的思想分歧、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根据，对团结党的组织和巩固发展红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会后，陈毅将这封信带回红四军。临行前，周恩来又嘱咐：“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在这封信的指导下，红四军前委统一了思想，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逐步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红四

军召开了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以“九月来信”为基础写成的决议，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服从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一重大问题。随后，周恩来将这个决议的精神迅速发往各地，指导全国红军的建设。这个决议几十年来一直是建设人民军队的纲领性文件。

在此期间，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军事工作会议，研究红军的性质、发展方向、游击策略和组织机构等问题。周恩来给红四军的两封信中所阐述的思想，对这次会议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了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决定：在贺龙游击战争区域及其附近设立湘赣边特委；彭德怀红军归赣委领导；方志敏部队受赣东北特委领导；鄂东北与豫南的红军统一指挥机关属鄂豫边特委领导。周恩来还根据中共中央讨论开展游击战争的精神，把全国红军游击战争开展较活跃的地方划为闽粤赣、湘鄂西、赣西南、湘鄂赣、赣东北和鄂豫皖六个主要的游击区域。根据各个区域的不同特点和具体情况，分别拟定了扩大红军的策略、红军的发展方向、发展的路线和策略以及进行联络的方法。1929 年 12 月，周恩来看了贺龙给中央的报告，建议中央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帮助解决湘鄂西红军中存在的党组织机构和红军编制不健全的问题，以及红军发展方向的问题等等。中央就如何扩大红军，推动游击区域周围广大农民斗争，提出了具体计划和策略，并派陈昌等三人到湘西去工作。对于江西省的军事工作，周恩来尤为重视，他专门主持中央军事部讨论研究江西的军事斗争形势，要求江西各地方红军克服单纯军事观点，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学习朱、毛红军的经验，起到宣传队的作用；要加强政治教育，纠正极端民主化等一切错误思想。在周恩来的正确指导下，江西的红军游击战争成为全国发展最快最好的地方。周恩来还根据豫东南、皖西和鄂东北红军游击战争的情况，决定统一鄂豫皖边区党的领导，建立鄂豫皖边区特委，统一三省边区军事指挥，建立红一军。周恩来的这一决定是根据朱毛红军的经验作出的。红四军在朱德、毛泽东的率领下，游击于闽西、赣南、赣西南等游击区域，在当地红军和游击队的配合下，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清剿”和“会剿”。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有一支集中统一指挥的红军主力部队，才能够与国民党·正规军队作战，保卫红色区域。如果仅靠各游击区域自身的力量，难以对付国民党正规军队的进攻。建立和巩固主力红军是农村革命根据地存在的重要条件。周恩来关于把鄂、豫、皖三省边区的红军主力集中起来建立红一军的决定是非常英明的，对鄂豫皖边区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红军一军成立后，立即显出其巨大的威力，根据地迅速扩大，红军力量成倍增加，边区的革命形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成为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不久，红一军发展成为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为中国红军的主力部队之一。

红军在无产阶级建军思想的指导下，得以迅速发展，力量日益壮大。全国的游击区域不断扩展。到 1930 年 3 月周恩来去莫斯科之前，全国各地“共有红军六万二千七百余人，枪支三万八千九百多支，编为十三个军，分布在鄂、豫、皖、湘、赣、桂、粤、闽八省一百二十七个县；并且豫、苏、皖、赣、浙、闽、鄂、湘、粤、桂十省内的一百六十二个具力游击县。”这与周恩来同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在探索和传播人民军队建军思想过程中所作出

的巨大贡献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