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对分裂，坚持北上的战略方针

红军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的会师，是长征史上的一件大事。但长征并没有结束，红军还没有找到新的落脚点，没有完成战略转移的重大历史任务。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下一步应该向何处发展？是就地建立根据地以图发展，还是向别的地方求发展？这是关系到党和红军前途的生死攸关的头等重要大事，从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中央和红军的领导人就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一路的行军和作战，使他们感到要在川西北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将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将眼光转向了川陕甘一带。

月 16
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认为：“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6 月 18 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张国焘等人，指出：“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邓（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张国焘迟迟不答复中央的这些意见和建议，私下里命令李先念设法率部渡过大金川，继续西进。20 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张国焘等人，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如认为绝无办法，则须暂时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力向川西南发展。⋯⋯兄亦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但是张国焘仍然坚持向西发展的意见。

6 月 25 日，中央红军和党中央机关到达两河口，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会面。第二天，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战略方针问题。

周恩来受中央的委托，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说，当前两个方面军都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需要在新的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因此，在什么地区创造新苏区是我们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制定战略方针的基本依据。周恩来贫出，战略方针应该是向北发展，把创建新苏区的着眼点放在川陕甘地区，而不应该向西向南或是留在原地发展。他从几个方面论证了北上方针的理由，并着重分析了出川陕甘的好处和留在原地的不利。周恩来指出，（一）川陕甘地区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区虽大，但地形险恶，道路狭窄，利于敌人封锁，把我军困于人烟稀少给养极为缺乏的山区，同时这样的地形还很不利于红军向敌人反攻。（二）川陕甘地区的群众条件要比川西和川北地区好，那里人口较多，是红军得以

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群众，红军就无从发展；而松潘、理番、茂县、抚边、懋功、温川地区面积虽大，但人口只有 20 万，又是少数民族聚集地，由于历史的原因，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隔阂很深，要想在少数民族中间扩大红军是比较困难的。（三）川陕甘地区物产比较丰富，解决红军的给养比较容易；松潘、理番、茂县一带粮食缺乏，有些地方甚至还不能自给，其他需要的物资，如布匹、药品等就更难以解决。因此，红军如陷在懋、松、理地区，就没有前途。他还进一步指出，向西北是广漠的大草原，条件更艰难；向东过岷江，敌军在岷江以东已集结了 130 个团，对我不利；回头向南，敌军已占领了夹金山以南的全部地区，而且一路跟踪而来的蒋介石中央军和在川西南的刘文辉一部兵力，也已集结在雅安一线，阻截红军南下。因此，红军只有北上甘肃这一条路。那里“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在此必定会遇到敌人，我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如何实现北上的战略方针呢？周恩来认为松潘是整个川西北的战略要地，控制了松潘，就能控制川西北地区，打开进出川陕甘的通路，保证红军北上方针的顺利实现。因此，红军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向松潘方向发展，同胡宗南作战，夺取松潘。红军的行动一定要高度机动，使敌人的部署赶不上红军的行动。同时应注意，红军自己不要被敌人所牵制，妨碍自身的机动权。另外，两个方面军还应由中央军委集中统一指挥，保证战斗的胜利。周恩来的报告，得到了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博古等人的赞同，张国焘在会上也不好表示反对。周恩来最后作了结论：要转入反攻，建立根据地，进入更广大的地区同敌人战斗。从两个主力会合至到达预定地区，口号是赤化川甘陕。各部队要行动，行动应迅速。政治局会议记录最后写到“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

6 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明确规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同时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针对张国森想退往川康地区或青海、新疆的主张，强调：“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两河口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为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的行动指明了正确方向，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周恩来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月 29
日，周恩来和朱德、张国焘、王稼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发布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胡宗南部前锋刚到松潘，兵力尚未集中完毕，碉堡工事还没构筑完毕之际，要求各部队按计划规定的任务迅速开始行动，坚决消灭松潘地区的敌人，打开红军北上的道路。

周恩来提出迅速夺取松潘的建议，在战略上是非常高明的一着。7 月初，蒋介石到达成都后，即调来川西的兵要地志，研究对策。蒋介石很快发现，松潘是川西北的战略要地，进可以成为继续向红军攻击的前进基地；退可以扼制红军北上经松潘出甘南，或截击红军东出平武、青川、文县向甘南发展。于是他制定了一个“长城加八阵图”的战略方针，企图将红军困死在川西北地区。所谓“长城”即用其嫡系部队围堵红军。蒋介石一面命令离松潘最近

的胡宗南纵队抢占松潘，一面命令一路尾追红军的周浑元和吴奇伟两个纵队，经成都赶往平武、青川一带，协同胡宗南防堵红军向川陕甘一带发展。所谓“八阵图”就是继续采用在江西“围剿”中央红军的办法，从甘肃南部经川甘边界到成都平原，再折向西直至雅安以西的广大地区，修建绵密的碉堡封锁地带，红军一旦突围，进入碉堡封锁地带，就犹如进入诸葛亮的八卦阵，四面受击，不得而出，最后被消灭在里面。红军如果真正能够按照周恩来的部署行动，是可以迅速北出甘南，开创新的局面的。

开完政治局扩大会后，张国焘向周恩来打听一方面军的实力，周恩来坦率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三万多入，现在可能不到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他自恃四方面军有 8 万多人，比一方面军多得多，于是个人野心膨胀，企图挟制中央，向党伸手要官要权。他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故意延宕四方面军的行动，并声称不解决这些问题便“无法顺利灭敌”。中共中央拒绝了张国焘的无理要求，希望他能够觉悟，服从中央的决定，加强两支主力红军的团结和统一。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联名致电张国焘：“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希望四方面军“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急盼兄及徐、陈速来集中指挥。”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和毛泽东、张闻天等商量，决定把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以促四方面军迅速北上。7 月 19 日，中央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指出：“依据目前敌情的变化，证明军委六月二十九日松潘战役计划中关于敌情的判断，是完全正确和适用的。”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夺取松潘。7 月 21 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统一编为 5 个纵队和 1 个支队，成立前敌总司令部，负责统一指挥前方部队作战。

月下旬，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到达毛儿盖，消灭胡宗南部 1
个营，接近松潘，准备继续前进，攻打松潘。这时，敌军胡宗南部的主力已在松潘完成集结，薛岳己率周浑元和吴奇伟两纵队到达平武地区，与胡宗南部靠拢；南面的川军已占领了懋功、绥靖（今金川县）；东面的敌军占领了岷江东岸的北川、茂县、威州等地区，并逐步紧缩对红军的包围。由于张国焘的阻扰和破坏，使红军失去了夺取松潘的有利时机，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

红军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研究红军的行动方针。特别是红军失去攻占松潘，打开北出甘南通路的先机之后，红军是否应该继续北上，是一个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

这时，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继“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又一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事。6 月 27 日，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7 月 6 日，国民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日本不战而获得了冀察两省的大部分主权，为全面侵华作了准备。接着又积极策划华北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自治运动”，组织亲日政权，以实现其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的图谋。

中共中央从无线电台中得知华北这一变化的情况后，立即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的高度重视。他们敏锐地察觉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正在加紧进行，中日全面战争不久将会爆发。在中国，民族矛盾的地位将急剧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华北将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是未来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只有投身到这场伟大的

民族解放战争中，积极参加并领导这场战争，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占据重要的一席。相反，如果远离民族解放的战场，居安一隅，就等于自动地退出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不仅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机遇，更重要的将会失去民心，失去其政治地位，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因此，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党和红军的生存，红军的战略方向必须也只能是继续北上。

在政治局会议上，就南下还是继续北上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张国煮对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表示怀疑，坚持南下四川、西康的主张。周恩来和其他与会者驳斥了张国春的错误观点，坚持北上的方针。周恩来说，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现在我们最高的原则是作战胜利，要将问题尽量提到最高原则上来解决。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重申：“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这个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红军作战的后方，而且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土。”强调指出根据地的存在， “是以鼓励全中国被压迫的工农劳苦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做斗争”， “团集全中国革命力量的核心，与散布革命种子到全中国去的发源地。”针对张国煮的非组织活动和错误主张造成的影响，《决议》还强调：“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历史任务，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必须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动摇具体的表现在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不敢大胆的前进，而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会议还决定为加强与统一红一方面军的领导，组织一方面军司令部，由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会后，红军开始准备继续北上。根据红军总部拟定的《夏洮战役计划》，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四方面军进行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军，穿越人迹罕至的大草地。“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桃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红军各部队为穿越草地，开始进行收集粮食、打草鞋等各种准备工作。

此时，周恩来突然病倒了。长征以来，周恩来一直指挥红军作战行军，劳苦异常，经常彻夜不眠。有一次，周恩来处理完工作后，已是下半夜了。他刚休息不久，一位参谋有事向他请示，周恩来在睡梦中“嗯”了一声，参谋以为他已同意，就退出来去经办了。第二天，他说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为此，他规定，以后必须把他喊得坐起来，才算叫醒。因为睡眠不足，白天骑马行军会打瞌睡，容易掉下来摔伤，只好每天徒步行军，终于因积劳成疾病倒了。杨尚昆回忆说：“长征中的恩来同志，也和在中央苏区一样，军委的主要责任都落在他身上。他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然后他才坐到椅子上稍事休息。等情况来齐后，经过分析研究和请示毛主席，就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他才睡觉。这时天已快黎明，新的一天战斗生活又要开始了。本来刘伯承同志是总参谋长，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恩来同志不要他起草作战命令，而由自己承担起来。”

连续三天三夜，周恩来一直发着高烧，不能进食，昏迷不醒。毛泽东知道后，连夜赶来看望。当他得知中央医院院长傅连璋已随红军总部前往卓克

基，当即派人到红一军去请来最好的医生为周恩来医治，并派人通知邓颖超前来照顾周恩来。经王斌、李治两位医生诊断后，确认周恩来患的是肝炎，并已转变成肝脓肿，急需排脓。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无法消毒，不能开刀或穿刺。医生只能用治痢疾的药物来控制病情，并派卫士到 60 里外的雪山上取冰块敷在他的肝区上。经过抢救，周恩来终于脱离了危险。

月 11
日，刚苏醒过来的周恩来就给红一、三军首长发电报，指示他们依据总部《夏洮战役计划》，“准备在七天到十天内经班佑前进”。并且要充分利用最近的七天时间，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保证北上行军作战的顺利进行。

在周恩来病重期间，张国焘再次向党中央发难，提出红军要向青海、新疆发展的主张。为此，中共中央于 8 月 20 日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因病不能出席，由毛泽东专门作了关于夏挑战役红军行动方向问题的报告，指出，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政治局通过了毛泽东根据报告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第二天，右路军开始穿越草地北上。中共中央所在的军委纵队随右路军行动。正在病中的周恩来不要说过草地，就是走平路也不行。彭德怀断然决定将周恩来和身负重伤的王稼祥抬过草地。他嘱咐参谋长萧劲光负责组织担架队。萧劲光从红三军迫击炮连抽调十几名战士组成了担架队。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担任担架队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亲自参加抬担架，他的双肩都磨破了，走出草地就累病了。周恩来躺在担架上心里十分难受，多次挣扎着从担架上爬下来。经过 6 天 6 夜的艰苦行军，红军右路军终于走出了草地，到达班佑。19 年后，杨立三逝世时，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无论如何也要亲自给他抬棺送葬。这是多么深挚的同志之情啊！

红军穿越草地的行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当红军突然出现在班佑、包座一线时，敌人茫然不知所措。红军右路军在包座一战歼灭胡宗南纵队 1 个师，夺取了松潘之敌的后方粮草补给基地，不仅甩掉了尾追的敌人，而且打开了继续北上的大门。党中央立即致电张国煮，要他率领左路军迅速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执行《夏洮战役计划》。

张国焘在随左路军到达阿坝后，便借口河水陡涨，缺乏粮食，要求部队南下，并要求右路军也一并南下。在中央和右路军领导的一再坚持下，张国焘率左路军一度进到墨洼，但又再次借口葛曲河水上涨，退回到阿坝。9 月 8 日，随右路军行动的几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周恩来的住处开会，决定由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 7 人联名致电张国煮，要求他立即率领左路军迅速北上。这时张国焘已决意南下，对来电置之不理，并于当日密电第三十一军政委，命其“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蕃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9 月 9 日，张国焘密电陈昌浩，命令右路军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随即来到周恩来的住处，并请来了张闻天和博古，四人开会研究对策。为了贯彻中央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领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继续北上。

月 10 日凌晨 2 时，中共中央率领红三军向俄界进发，当日到达阿西。

党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同时，中央政治局还指令徐向前、陈昌浩：“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11 日，中共中央和红三军到达俄界，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12 日，周恩来出席了在俄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了政治局常委决定的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作出了《关于张国煮同志错误的决定》；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五人团”，负责处理一切重大军事行动，并将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抢在敌军增援部队之前到达陕甘边界的天险腊子口。红军先锋部队攀登悬崖峭壁，一举攻占了腊子口，并击退了敌人的增援部队，乘胜占领了哈达铺。红军突破腊子口后，就进入了甘南的开阔地带。在哈达铺，党中央从敌人的报纸上得知陕北刘志丹领导的西北红军仍在坚持斗争，并和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会合，保存了一大片苏区根据地。9 月 27 日，陕甘支队占领直罗镇，周恩来出席了在这里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选在陕北根据地，到那里与刘志丹领导的西北红军会合，保卫和扩大苏区，开辟新的局面。这个决定一经宣布，全军指战员一片欢腾，一年来的长征，终于盼到了尽头，有了明确的目的地。红军指战员们在即将到来的胜利的鼓舞下，一鼓作气，突破了敌人的西兰公路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 10 月 19 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胜利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10 月 22 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在会上作的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和结论。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正式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实现了党和红军战略转移的伟大任务。

回首红军走过的艰难历程，周恩来感慨他说：“我们是有许多很优秀的同志倒在了长征途中，我们应当永远记着他们！”“但是，我们红军象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懂吗？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的会合，使全国的革命形势和陕北根据地的面貌立即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