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协助国民政府指导正面战场作战

周恩来回延安不久，参加了 1937 年 12 月 9 日至 14 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2 月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工作；还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外交代表团，任务是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12 月 23 日，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合为一个组织，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长江局。成员由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组成。暂以玉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周恩来主要负责统一战线和军事工作。在长江局近一年的时间里，由于王明是个空头理论家，既下会搞统战，更不懂军事，因而在协助国民政府指导正面战场作战的实际工作中，周恩来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

（一）巩固国共政治组织上的合作，促蒋长期抗战

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形成，但尚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和合作的组织形式，这样的合作基础是不利于长期抗战的。为此，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继续进行谈判。

协商制定共同纲领，从政治上巩固合作。12 月 20 日，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等开始接触，陈表示要规定共同纲领，并努力实现。21 日晚，王明、周恩来、博古会见蒋介石，在会谈中对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决定共同纲领等问题作了具体提议。蒋介石同意中共代表团所提意见，决定组织两党委员会。26 日，两党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决定中共方面由周恩来，国民党方面由刘健群参加起草两党共同纲领。周恩来很快写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纲领》草案。长江局讨论后，拟交两党委员会讨论。1938 年 3 月 29 日

至 4 月 1 日，国民党召开了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通过了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中共中央认为，该纲领的基本精神同我党的主张是一致的，应取赞助与拥护态度。周恩来认为，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是有进步的，我党提出的共同纲领草案对《抗战建国纲领》起了推动作用。

争取解决合作形式问题，从组织上巩固合作。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合作组织形式：一是党内联盟，像第一次国共合作那样；二是党外联盟，组成两党共同委员会，拥蒋为最高领袖；三是维护现状，遇事协商。蒋介石拒绝了前两种形式，采取了“遇事协商”的办法。

围绕两党合作形式的斗争，实际上是反对蒋介石的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溶共”政策的斗争。周恩来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其间，长江局书记王明提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的主张。但在中共代表团中，与蒋介石直接共过事的只有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周恩来是中共参加两党谈判的主要代表，蒋介石亦视周恩来为主要谈判对手，这就决定了周恩来在长江局的核心作用。在解决两党关系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周恩来始终坚持了正确的路线，他

对两党合作的政治纲领、具体组织形式都提出了系统的意见。对于危害两党关系，危害抗战的言论和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8 年 3 月 12 日，他在

《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怎样纪念孙中山的伟大》一文，指出孙中山先生的一个伟大特点，是善于联合各种革命力量，“他根据每一个时期革命的需要，能将当时各种革命力量革命组织，特别看重的是群众组织联合一起，共

同努力”！“这种伟大的革命精神正是目前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极端需要的。”这是针对蒋介石推行的“取消党派”、“一党专政”主张进行的有力地批评与斗争。

（二）坚持持久抗战方针，从军事上增强合作

坚持什么样的作战方针，是抗战初期国共军事合作的中心问题。早在1937 年 8 月 4 日，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正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朱德、博古就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实现抗战的方针必须“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势。在山西前线，周恩来又提出了华北持久抗战的问题。1938 年 1 月 8 日，他在《群众》周刊上发表了《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一文，进一步论述了持久战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措施，明确提出八项具体办法。同年 5 月，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集中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集体智慧，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思想。

在抗日战争实践中，在与国民党的军事合作中，周恩来不断坚持和发展持久制胜的思想。反复强调：中国抗战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战的方针是确定的。1938 年 2 月 14 日，他会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主张，指出中国抗战必须坚持持久战的道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后，周恩来向白崇禧作了介绍，被日军称为“战神”的“小诸葛”白崇禧，称赞《论持久战》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徐州失守后，蒋介石态度犹豫，国民党内部一些将领准备保存实力，使抗战出现严重危机。6 月 15 日，长江局以王明、周恩来、博古名义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文章过分夸大了保卫武汉的意义，大有决一死战之势，主张拒敌于武汉门户之外，没有把重心放在广泛发动群众上面。这些违背持久战方针的错误言论，主要反映了王明当时的右倾思想，但周恩来是长江局副书记，并且签了名，也有一定的责任。

周恩来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很快纠正了上述错误。7 月 7 日，为纪念抗日战争一周年，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一文。文章指出，日军战略方针，必然是集中主力，以包围武汉，切断粤汉、平汉、陇海，逼我退出一切铁路交通线，以便最后威胁广州、兰州。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军队应实行内外夹击敌人的方针。保卫武汉也不是“决战”，主要是给敌人以极大的损伤，万一不利，转移作战区域，继续抗战。10 月 7 日至 9 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论目前抗战形势》，进一步指出抗日战争的形式，正如毛泽东所说，必须经过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保卫武汉的战斗，从整个抗战的形势看来，它只是第一阶段能否即过渡到第二阶段的关键，而决不是能否继续长期抗战的关键。” 他分析了相持阶段到来的可能性，说：“保卫武汉的战斗，固然愈久愈好，但决不能在长期保卫武汉的条件尚未具备的今天，想作孤注一掷的侥幸的尝试，这不仅对于保卫武汉并无大的帮助，而且对于继续长期抗战是有害的，是不利于转入相持局面之过渡阶段的。”“只有坚持长期抗战，加强国内团

结，才是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转入相持局面的基本方针！”这篇长文在当时影响很大，还印成小册子大量发行，使许多人头脑开始清醒，增强了持久抗战的信心。

在对日作战的实践中，如何把阵地战、运动战及游击战三种作战样式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能不能坚持持久战方针的一个重要问题。1938 年 2 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党应向蒋介石建议，战略方针以运动战为主，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6 月 17 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谈徐州失守后中国军队的战略方针，应是将正规军主力组成许多野战兵团，依托太行山、嵩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黄山、天目山一带，开展大规模的山地战，以阻击日军西侵，加强长江防务。同时抽出一部分正规军，组成挺进队，深入敌后，发展游击战，造成战略夹击形势，大量消耗敌人。依据这些思想，周恩来多次向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建议作战方针和形式。乃至参与筹划、指导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

1938 年 3 月，白崇禧奉命赴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临行前，他邀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就第五战区的对日作战方针提出建议。周恩来中恳地指出，在津浦路南段，由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在张云逸（新四军参谋长、三支队司令员）率新四军一部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淮河流域，威胁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必须采取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崇禧对这些建议深为赞赏，他到徐州后，基本上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之后，周恩来又派张爱萍去见李宗仁，当面转达他的意见：一是日本侵略军占领济南后南下，几乎是长驱直入，非常嚣张，骄兵必败，而且还是孤军深入；二是济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形很好，台儿庄、张庄一带都是山区，地形对我有利；三是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北边有八路军在战略上的配合，应该在这样有利的地形和敌情下，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又可以提高广西军队在整个民众中特别是在国民党中的威信。李宗仁认为这些意见很好。这些建议，促成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10 月中旬，日军进攻广东，华南抗战开始。周恩来起草致国民党当局意见书——《对日寇进攻华南的初步分析及建议》，全面分析了战争的起因和军事特点，提出的方针是坚持华南抗战，以击退日寇冒险的进攻。并列出 9

条具体建议，如增调至少 30 个团作为四战区补充部队；动员民众，配合军队等。周恩来关于作战方针的建议，引起了国民党军事当局的重视。国民党中将厅长刘为章曾在意见书上注明这是华南战争的“要着”。

广州、武汉夫陷后，周恩来在衡阳出席了蒋介石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他同叶剑英就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事，同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由周恩来往训练班国际问题的讲师，叶剑英任训练班副教育长，帮助国民党军队进行游击战的训练。

12 月 18 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今后敌人的动向》一文，对进入相持阶段的全面抗战提出了系统的建议。他指出，目前战局正处在过渡阶段，这个阶段中，敌人在军事上，正准备从正面继续进攻和深入，封锁和切断我西南、西北的国际交通线。在敌后正在分兵进攻我游击区域和游击部队，企图消灭我在敌后的活动。在政治上，正扩大傀儡政权的组织，加紧汉好的活动，造谣挑拨，企图分化我国内部团结，削弱国际影响。我们在这个阶段的战略任务，政治上，加紧国内团结，提高民族仇恨，扩大战斗意志，

实施战时动员，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贡献于战争，以克服当前困难；军事上，更应加强正面的战斗，加强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加快我们后方新的力量的补充和训练，以争取相持局面的到来。他还指出，日军速决方针的失败，今后进攻的特点是方向将不限于一个地区，为此，我军今后要加紧布置，到处打击敌人，以增加敌人的困难，争取有利于我们的时机的到来。

（三）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坚持正确的政治工作方

针

1938 年初，国民党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

4 个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政治部长，并要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开始，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婉言推辞，但蒋介石仍然坚持。同时，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要周恩来到行政院任职。2 月 1 日，中共代表团致电中共中央：我们认为，孔祥熙为主和者，行政院方面应谢绝；政治部属军事范围，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队、坚持抗战、扩大我党影响，可以去担任职务。如果屡推不干，会使蒋、陈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意见得到加强。周恩来之所以同意蒋陈要求，其深层动因是要用红军先进的政治工作去改造国民党军队，这是协助国民政府指导抗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是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军政部门担任的惟一要职，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一件大事。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设 4 个厅，第三厅是管宣传的。周恩来极为重视第三厅的组建工作。他深知政治部副部长是个虚职，只有掌握了第三厅，才能正确引导抗日宣传舆论。在组建三厅人选上，蒋介石想借助郭沫若的影响，请他任厅长，但郭沫若对厅长一职并不感兴趣，特别对国民党派刘键群任副厅长更为不快，表示坚决不到三厅任职。经周恩来劝说，郭担任了三厅厅长。郭任厅长后，联络了大批文化、艺术和学术界的名流，其中有的与共产党关系密切，有的已经是共产党员。比如，掌管动员工作的第五处，由胡愈之任处长；掌管艺术宣传的第六处，由田汉任处长；掌管对敌宣传的第七处，由范寿康任处长；阳翰签为三厅秘书主任。周恩来对参加三厅工作的共产党员明确指示：我们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工作，去斗争，要有高度的警惕性，有很高的策略思想。

周恩来领导了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武汉各界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是三厅成立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周恩来同三厅的同志反复研究了这项工作。他指出，一要扩大宣传对象，二要扩大宣传范围。强调深入到劳动阶层中去，到前线，到战壕里去，提高人们的抗战意识，激励战士们的杀敌情绪。在宣传活动中采用了宣讲、歌咏、美术、戏剧、电影、游行等形式。郭沫若在《洪波曲》中写到：“参加火炬游行的，通合武汉三镇，怕有四五十万人。”在纪念抗战一周年之际还广泛发动了“七七”献金活动，阳翰笙在《风雨五十年》里这样描述：“献金台周围已人山人海⋯⋯献金中有纸币，有银元，有铜板，有银元宝；还有耳环、手镯、戒指、珠宝等金银首饰，后来发展到献银盾，银盘，奖杯，还有药品、衣服、食品等等”。“这次献金是中国兴亡的重大测验！测验的结果，中国不会亡！”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支援下，三厅还建立了 10 个抗敌演剧队和 4 个抗敌宣传队，1 个儿童剧团。周恩来要求他们既是演剧队、工作队，也是战斗队。让他们进行集训，学习政治，学习业务，还有军事训练。勉励他们要深入民众，积极进行抗战的政治动员工作。周恩来十分重视军队政治工作，1938 年 1 月，周恩来发表了《抗战军队的政

治工作》一文。他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强调指出：“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政治工作，原是以革命主义、革命政纲来团结和联系军与民、官与兵的。”4 月初，周恩来为民族解放丛书撰写的《抗战政治工作纲要》一书由解放出版社出版。书中对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战时一般政治工作、战时对俘虏的政治工作、抗战游击队的政治工作都作了深刻的阐述。周恩来还针对抗战军队中存在的问题，多次向陈诚提出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具体建议。所有这些，对抗战军队的建设，激励战斗情绪，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