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提出逼蒋抗日的战略方针

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民族革命战争的方针。但是，把蒋介石作为重要的统战对象，在中国共产党内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周恩来是最早认识这个问题的党的领导人之一，并且为此做出艰苦的努力，使党实现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政策的转变，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1935 年的华北事变，不仅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战略方针的转变，同时也影响了蒋介石。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直接动摇了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中日矛盾急剧恶化，不仅使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不断高涨，国民党内的抗日舆论也日益强烈。在日本侵华初期，蒋介石动用了几乎全国所有的武装力量，历时多年，一度曾把中国工农红军逼到了濒临全军覆没的境地，但红军仍冲破重重包围胜利到达陕北，使蒋介石消灭红军的企图无法实现。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重新对形势进行思考，如果一旦中日开战，除英、美两国可能给予间接的支援外，惟一能够直接支援中国抗战的国家只有苏联，因为日本在远东的扩张也直接威胁到苏联的安全。因此，蒋介石决定在改善和加强同苏联关系的同时，调整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企图通过互相接触和谈判来解决共产党和红军的问题。

1935 年 11 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蒋介石一方面继续“围剿”红军，另一方面则开始从多方寻找同中共建立联系的渠道。

一是蒋介石亲自出面与苏联驻华使馆人员谈话，暗示要与中共和谈，希望苏方出面作双方的调解人。次年 3 月，他又派中国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在苏联设法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提出和谈的要求。中共代表团表示两党的中央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并指定即将回国的潘汉年作为联系人。

二是责成其心腹陈立夫负责设法与中共取得联系，陈立夫交其亲信、铁道部政务次长曾养甫具体承办。1935 年 11 月间，曾养甫要其部属谌小岑设

法“打通共产党的关系”。谌小岑在五四运动期间参加过觉悟社，认识周恩来和邓颖超，同一些进步文化人士也有交往。谌小岑从南北两个方向设法沟通与中共的联系。在北方，他通过翦伯赞找到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有联系的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约吕振羽到南京与曾养甫见面。吕立即向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汇报。市委研究后，决定要吕振羽“立即去南京，探明此事系何人发动和主持。”吕振羽于 11 月底到达南京，开始和曾养甫会谈。

1936 年以后，中共北方局又派周小舟到南京直接和曾养甫会谈。在南方，曾养甫通过在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的左恭，向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出希望和谈的信息。上海地下党派中共党员张子华以长江局代表的身分也到南京与曾养甫会晤，以摸清对方的意图。但张子华、吕振羽都不能代表中共中央进行谈判，蒋介石仍希望能直接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

三是蒋介石要宋子文通过宋庆龄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1936 年 1 月，宋庆龄请曾是中共党员的牧师董键吾到陕北去，将一封重要的信件当面交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张子华与董同行，向中央汇报与曾养甫会谈的情况，1936 年 2 月 27 日，董、张二人到达瓦窑堡，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南京政府希望同中共进行和谈的要求和同曾养甫初步会谈的情况。3 月，张子华还专门赴山西前线，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汇报了和南京政府接触的情况。1936 年 3 月，中共北方局负责人之一王世英经西安也到达了山西前线，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吕振羽与曾养甫会谈的情况。

当周恩来得知董、张二人到达瓦窑堡的消息后，立即洞察到蒋介石对日寇的“不抵抗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他认为无论是从蒋介石的个人利益，还是美、英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出发，蒋介石不是没有抗日的可能。蒋介石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政治、军事集团的头子，掌握着国民政府的大权，他对抗战的态度，对全国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当前蒋介石决心抗战的态度还不明确，但是通过接触，可以宣传中国共产党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方针，去影响和促使其向好的方面转变，即使不成，也能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促使国民党内部抗日力量与亲日势力的分化，有利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他立即向中共中央建议：对蒋介石方面可答应派正式代表到南京谈判，谈判条件应依照拟定的抗日救国通电及宣言所定，而组织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为根本之点。同时建议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统战工作应分别进行。从这个建议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已经开始把蒋介石作为统战对象，而不是瓦窑堡会议决议中所提出的要打倒的“卖国贼头子”。此时周恩来已开始考虑能否“逼蒋抗日”的问题。

毛泽东、张闻天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于 3 月 4 日致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第二天，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离开瓦窑堡，回上海交给了宋庆龄。这样，蒋介石与中共谈判的渠道正式沟通了。

周恩来在听取张子华、王世英的汇报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蒋介万的这些新动向进一步作了深刻分析，指出，由于日本侵略者总是前进，这就更尖锐地推动了民族战争的发展，对南京政府说来，“或降日，或抗日，其间的余地更狭了。”因此，促使蒋介石国民党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周恩来强调“正确应用统一战线，应该把上层和下层配合起来进行，并注意到国际的联合。”中央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并决定由周恩来负责同蒋介石的谈判工作。这时周恩来已初步形成了“逼蒋抗日”的思想。

4 月 9 日，周恩来在李克农的陪同下到延安同张学良会谈时，张学良认为蒋有抗日的可能，主张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介石改变政策。周恩来当时就答复张学良，“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这充分说明周恩来当时已确立了“逼蒋抗日”的思想。但是当时在中央负责人中间，思想还不完全统一，因此周恩来还不便于向张学良公开表明态度。

当时张学良对蒋介石还很佩服，他还要依靠蒋介石提供军饱和装备，因而在会谈时他也公开向周恩来表示，目前他尚做不到反蒋，不能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进驻苏区。张学良显然希望蒋介石能够抗日。而中国共产党人则不同，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蒋介石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蒋介石对人民群众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要联合蒋介石，这个思想上的转弯需要一定的认识过程和时间。

周恩来回到瓦窑堡后，向留在后方的中央领导人汇报了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研究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对联合张学良有着直接的影响，而与张学良的关系，又直接影响着西北联合抗日局面的形成。他们把研究的情况向在山西的张闻天、毛泽东等人作了通，报。4 月 25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的《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其中包括了国民党。5 月 5 日，红军东征军全部回师陕甘苏区后，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布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表示：“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中共中央对待蒋介石政策的转变，“逼蒋抗日”的做法开始取得积极的效果。5 月中旬，张子华第二次来到陕北，向周恩来汇报了国民党上层和各界人士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态度，并且报告了陈立夫提出的解决国共问题的四点办法：（一）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参加对日作战时，待遇同中央军：（三）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周恩来对国民党的这个态度表示欢迎，并做出积极的响应。他于 5 月 15 日写信给谌小岑，邀请曾养甫、谌小岑到陕北“商讨大计”。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提出所谓“广田三原则”，企图独霸中国；陈济棠、李宗仁发动的“两广事变”，也促使了蒋介石转变态度。7 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发表演讲：“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接着，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在同日本驻华大使谈判中拒绝了日本的要求。表现出南京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投降政策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切与周恩来的建议和工作是分不开的。

8 月初，潘汉年回到陕北，汇报了他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代表张冲会谈的情况，并报告了曾养甫希望在武汉和陕北之间建立电台联系的要求。周恩来认为，与蒋介石国民党正式谈判的时机已到来，改变“抗日必须反蒋” 政策的时机也已成熟。

8 月 1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周恩来在会上明确提出，应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同南京谈判时应提

出停止内战、实行抗日民主、发动抗日战争等实际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也指出，我们应该承认南京是民族运动中一种大的力量。我们的方针过去是愿意同南京谈判，现在仍继续这个方针。并在作会议结论时，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已不再适用的意见。9 月 1 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党内发布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这样，中国共产党正式完成了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重大转变的全过程，这一转变为后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都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周恩来为此作出了主要的贡献。

8 月 27 日，张子华第三次来到陕北，带来了与国民党电台联络的密码，并转交了曾养甫邀请周恩来到广州谈判的书信。31 日，周恩来给曾养甫复信表示：“兹为促事速成，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第二天，周恩来又致函陈果夫、陈立夫：“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好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不久，中共中央派潘汉年为中共方面的代表，前往南京与国民党代表开始了正式谈判。

周恩来虽然积极主张“逼蒋抗日”，但对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的本质，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在和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等人致张学良的信函中指出，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建议“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此后不久，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指出，自国民党五大以来，特别是近半年中，他（指蒋介石）是有变化的。他在动摇着。察看他向着哪个方向动摇？是倾向抗日方面的。但要走到抗日，还要从斗争中使他实现，蒋要走到同我们合作，距离还很远，但我们不应放弃他，应逼蒋抗日。历史的进程证明了周恩来的预见。他在以后直接领导同国民党的谈判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政治警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