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组织领导国防科技现代化建设

周恩来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还难以顾及到科学技术领域。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作为共和国的总理，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统一领导下，主管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深知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的严重状况，也密切关注着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他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他于 1954 年 9 月提出：“没有现代化的技术，就没有现代化的工业。”

1956 年 1 月，他进一步强调：“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并向全国人民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他说：“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下大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1963 年，周恩来再次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长期领导国防科学技术事业建设的实践中，周恩来提出和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原则，是国防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基本依据。

（一）必须制走符合国情的科学规划

周恩来认识到，在我们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国家中。要向科学进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绝不是一声号召所能解决问题的，他涉及到许许多多复杂的组织领导工作，其中十分重要的就是首先要有一个符合国情的科研规划。因此，他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部门制定出 1956

—1967 年的 12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对制定规划总的方针，周恩来作了明确指示，他说：“这个远景规划的出发点，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

界科学的最先进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来，把我国科学事业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们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就是制定 12 年规划总的指导思想和依据。

为了制定规划，1956 年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及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的协助下，国务院成立了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组织 600 多名科学技术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经过深入调查，反复讨论研究，历时四五个月，最后形成了《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

制定这样的科学规划，在中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它的重点是迅速突破和掌握国防尖端技术。原子能技术，喷气与火箭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被列为国家 12 年规划的 57 个项目中 12 个重点

项目的前列，并确立了奋半目标：在喷气与导弹技术方面，争取在 12 年内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在国防电子技术方面，力争在“三五”计划末期满足武器配套需要；在核技术方面，要求在“三五”计划内，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这对增强国防实力，带动国家现代科技进步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被誉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五朵金花”。

（二）必须瞄准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科学技术非常落后的情况下起步的。关于如何发展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问题，周恩来提出应该有一个高的起点，应该瞄准世界最新的科技成果，他反复告诫说：“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我们要记着，当我们向前赶的时候，别人也在继续迅速地前进。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付出最紧张的劳动。”他还说，我们这样的国家，这样的人民，处在这样的时代，是可以快一点的，也应当快一点。我们不应该跟在别人后面把所有的程序都走一遍，那样我们将永远落在后面，既要有尊重科学的态度，又要破除迷信。要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最先进的成果都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才能比较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周恩来敏锐地注意到当时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并且科学地预见电子学和其他科学的进步，“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这个革命的意义将远远超过蒸气和电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近代历史上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绝大多数都首先运用于战争，并且决定着战术的发展。朝鲜战争的实践使周恩来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对战略的影响将越来越大。他深刻指出：“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无论在和平的竞赛中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国家。”周恩来率先向党中央提出发展国防科学尖端技术，研制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等尖端武器的建议，并亲自领导了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当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接近完成的时候，周恩来就指示：“核武器的研究方向，应以导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又提出要尽快完成核航弹的空投爆炸试验，同时要以主要力量抓紧原子弹小型化的研制工作，准备用运载火箭发射；同时还要求加快氢弹和导弹的研制。这就把国防科研工作的方向始终瞄向世界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它对加快中国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

差距，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当前改革开放形势下，这仍然应该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

（三）必须要分阶段、有重点地发展

周恩来还指出，发展科学技术必须要有重点。科学技术的领域非常广阔。中国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经验都非常缺乏，因此需要集中力量分阶段、有重点地发展。在国防科学技术事业中，周恩来提出了抓重点带动全局，抓尖端带动常规的思想。他强调尖端技术应该是发展的重点，在尖端技术中又应以核武器的研制为重点。周恩来之所以选定以核武器为重点，一是因为 50 年代世界已进入“原子能时代”，核技术代表了当时世界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集中了世界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以核技术为重点，不仅可以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而且可以带动起一大批科学技术的发展。二是因为在五六十年代，中国严重受到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周恩来知道越是起劲地对别国进行核讹诈的人，越是害怕核武器。中国核武器研制成功，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威胁，遏制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早在 1949 年春，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赴巴黎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成员中有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钱三强为培训原子能科学干部和筹备建立实验室，想借到巴黎的机会，托他在法国的老师约里奥·居里教授帮助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仪器、图书、资料。这件事被周恩来知道后，表示大力支持。尽管当时新中国尚未成立，人民解放战争正在继续进行，经济相当困难，还是拟定在代表团的出国费用中拿出 5 万美元。听到这个消息，从国外归来只有半年多的钱三强感到很振奋。他想，有这样为民族、为事业着想的党和领导，中国新兴科学的发展定会大有希望。后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就是用这批仪器、资料，以及中国科学家自己制造的一批核科学技术实验设备开展研究工作的。

1952 年 5 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研究国防建设 5 年计划时，就酝酿过发展特种武器问题，并征询过有关科学家的意见，决定从各个方面进行准备，积极创造条件。

如何迅速发展新中国科学技术，进而突破和掌握核自卫能力，是周恩来思之已久的问题。从 1950 年到 1954 年，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支持下，中国科

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在 20 多个科学领域开展了研究工作，培养了一批科研骨干，取得了一定的科学成果，为创建中国核事业在科学技术上做了基础准备。1954 年，地质部门在广西发现了铀矿床，当时在地质部门工作的刘杰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十分高兴，并且认为在我国是能够找到足够数量的铀矿资源的。不久，周恩来就指示在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下设立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加强了中国铀矿资源的开发工作。

随着核科学技术研究的逐步展开和铀矿资源的发现与开发，为建立中国核工业提供了技术和物质条件。此时，心系国防、时刻关注国家安危的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是作出发展核事业战略决策的时候了。

为了使中央领导了解情况，为作出决策提供依据，周恩来事先做了周密准备。1955 年 1 月 14 日，周恩来亲自把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和地质部负责人刘杰请到他的办公室，详细了解中国核科学技术研究的进展、人员、设备和铀矿资源的普查情况，仔细询问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以及利用核能所必须的条件。周恩来告诉他们，中央要讨论发展原子能问题，届时要他

们带着铀矿石和简单的探测仪器，进行汇报并操作表演。在周恩来进一步掌握了实际情况、做好各方面准备工作后，当天晚上，写信给毛泽东，约定 15 日下午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同李四光、钱三强一谈，并观看表演。信中说，下午三时前，李四光午睡。晚间，李四光身体支持不了。请主席明日起床后通知我，我可先一小时来汇报一下今日所谈，以便节约一些时间。第二夭，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薄一波等中央领导人。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和刘杰的汇报，并根据周恩来会前的安排，由科学家用铀矿标本和探测仪器进行现场表演。当盖革计数器接近铀矿石发出嘎嘎声时，出席会议的中央领导人都高兴地笑了。毛泽东看完表演，询问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有关问题。周恩来坐在毛泽东身边，一边插话补充情况，一边提醒科学家抓住重点，尽可能讲得详细和通俗一些。听完汇报，看完表演，毛泽东十分高兴他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找到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矿床。解放以来，我们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你们也经常反映，但其它事情很多，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央书记处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从而揭开了中国研制国防尖端武器的序幕。

（四）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周恩来在提出瞄准世界先进水平，有重点地发展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同时，十分强调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他说，我们向科学进军，应该是“认真地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他为国防科研工作制定了“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的方针。他指出，要认识客观规律，不能怕失败。科学实验有时必须经过失败，甚至多次反复，才能成功。想超越阶段跳过去也是不行的。科研工作总是靠突击是不行的，只能在有一定可能性时才能突击。科学研究，尖端技术，要循序渐进，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攀，要有步骤和秩序，要像登珠穆朗玛峰那样分几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上去。当然这个中间也会有跳跃。科学研究工作不能停顿，要坚持不懈，发扬连续作战、不断前进的精神，才能迅速把中国的科学技术搞上去。

导弹核潜艇是最具有威慑力的核打击力量，同时又是综合了核武器、导弹武器、海军武器等多种高技术的武器装备，周恩来在领导研制导弹核潜艇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他决定研制工作要分两步进行：第一步研制鱼雷核潜艇，解决核动力用于潜艇和反潜鱼雷等重大技术问题；第二步再研制导弹核潜艇，解决潜地导弹及其发射系统等关键技术问题。对于担负研制核动力装置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周恩来指示先建成陆上模式反应堆，作为研制潜艇用核动力装置的阶梯，先经陆上模式堆试验验证后，再为潜艇研制核动力装置。1971 年 4 月，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开始在码头进行系泊试验。周恩来指示中央专委认真检查系泊试验中的启动反应堆联合试验及航行试验准备情况，要求试验要按系泊试验、航行试验、长航试验、深水试验阶段进行。从 1971 年 8 月到 1974 年 4 月，按步骤、分阶段完成了上述试验。由于在整个研制过程中，广大工程技术人员认真按照科学规律办事，成功地研制出中国第一代鱼雷核潜艇。试验证明，鱼雷核潜艇水下航速较高，续航能力大，隐蔽性好，设计和建造是成功的，可以交付海军使用。鱼雷核潜艇的研

制成功，为研制导弹核潜艇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和经验。1983 年第一艘国产导弹核潜艇装备了海军部队，开始形成了新的核打击力量。

（五）必须注重汇集和培养大批优秀人才

发展科学技术需要大批人才，周恩来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就十分注意影响和团结中国科技界的人士，希望他们能够为未来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解放战争时期，他又指示中共地下党组织帮助这些科学家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迫害，暂时到国外去。新中国成立后，又通过各种渠道动员他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说：“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就需要各种科学专家。”如何使中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迅速接近世界水平呢？周恩来强调指出，首要的一条就是集聚和培养人材。他指示，要按照我们所最急需的门类，最迅速地派遣若干组专家、优秀科学工作人员和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国外去实习研究一两年。在国内要有计划地组织大批科学工作人员向在国内的外国专家学习，并且要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他强调培养人才是一个重大任务，必须从各个方面加强培养，除办好各种专门学校外，还应在工厂中培养技术工人，加强干部的业务学习和技术培训。周恩来多次指示要“专业对口”、“专家归队”，“把人才用在刀刃上”，让专家、科技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经周恩来批准，首先从各条战线抽调一批水平较高的优秀科学家集中到科学研究部门，并任命他们为研究机构的领导人，或为某项研究课题的负责人，从而迅速聚集了一批科技研究人才。与此同时，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通过外交途径，千方百计地争取爱国科学家回国，以适应国内科技事业发展的需要。1955 年 10 月 8 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和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归来。在这前后，还有留美、留欧的科学家陆续回到国内，其中包括核科学方面的科学家张文裕、汪德昭、王承书、李整武、谢家麟等 10 人。

“文化大革命”中，大批领导干部和科技专家受到冲击和迫害。周恩来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各种方式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保护了大批有关部门的领导和科技专家的人身安全。1966 年，当他得悉二机部有的专家被抄家，家属受牵连，引起科技人员严重不安，影响科研工作时，十分不安，立即要求中央军委严肃处理。根据他的指示，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军委领导责成国防科委、二机部认真做好善后工作，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并将处理结果报告中央军委。在此同时，负责研制导弹的七机部专家的安全也受到威胁，周恩来立即要求七机部列出必须重点保护的科技专家和技术骨干的名单，经他批准后，由各单位军管负责人保证他们的安全和能够正常从事科研工作，并要经常向他报告执行情况。他曾对军代表们说：“名单中的每个人，你们要保证，出了问题我找你们！” 大连工学院结构力学专家钱令希教授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当时，核潜艇研制部门需要他参加审查核潜艇结构设计和编写结构设计规范。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批准钱教授参加这项工作。钱学森在回忆当年受保护的情景时，曾深情他说：“没有周总理的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

谁都知道，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和部分中级科技人员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有些是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他们的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属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相当普遍。他们对中国尖端科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文革” 中，“反动学术权威”、“里通外国”、“特务”、“臭老九”等各种帽子

在国防科技战线满天飞。今天把这顶帽子套在这个人头上，明天把那项帽子套在那个人头上。周恩来坚决反对“左”的一套。他主张对高级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愿意为祖国服务就行，不能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他们。他还针对有些单位强调海外关系问题时说：“如果说海外关系，我最多，连马歇尔都认得，怎么办？”他认为不能把海外关系作为拒绝用人的理由，进而抵制了“左”的倾向，保护了一大批专家学者。由于周恩来的不懈努力，使中国的国防科技队伍迅速成长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六）必须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

国防尖端事业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发展国防尖端事业困难极大。因此必须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为此，周恩来提出了密切协同、通力攻关的原则。他多次强调，为了有效地发展我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贯彻协作的原则。他说，我们发展尖端事业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要发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组织全国大力协同，从科研一开始就组织协作。要发扬风格，有关部门要做到有人出入，有力出力，共同攻克技术难关。通用的技术不要保密，不要门户之见，要拧成一股绳，“否则各部都自己搞，来个万事不求人，是什么也搞不出来的。”他对科学家们说，我们党的机构中有两个部，一个是宣传部，一个是组织部。不论做什么工作，历来都是宣传先行，然后才是组织落实。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重要意义只有少数人知道是不够的，要让大家都知道，特别要让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各部门负责同志都知道。周恩来特别强调，要迅速突破和掌握核武器，需要组织全国性的大协作，需要集智攻关。要做到这些，没有宣传是不行的。他要求核物理科学家在宣传时，不但要重视科学性，而且要通俗易懂，不能尽讲行话。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国科学院组织宣讲团，由钱三强在宣讲团内试讲并作出示范表演，请大家提出修改意见后再次试讲，最后由宣讲团成员分头宣讲，使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重大意义。各单位各部门在尖端事业的发展过程中，真正做到了顾全大局，全力支持，要人给人，要设备给设备。1956 年 6 月，为组建导弹研究院需要从教育部、机械工业部、冶金部、化工部、铁道部商调有关专业人才。为此，聂荣臻召开了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在会上各单位的负责人纷纷表示，要谁给谁。之后，聂荣臻把需要商调的 300 多名高级技术人员名单报送给周恩来，周恩来对聂荣臻说：“你们所需要的干部同各部门商调就可以了”。就这样，所需人员很快就调齐了。许多单位还没接到调令，只是打个电话，人就报到了。1962 年 11 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听取汇报，他针对核工业的薄弱环节，当即决定加强第二机械工业部的科技力量以及党和行政领导的力量，限令各有关部门、部队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于 12 月底前，为二机部选调各方面出

类拔萃的人员 500 名，并调配 1100 多台仪器设备。其中许多领导干部和科技专家是经周恩来亲自审定和提名的。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宣传在先，“全国一盘棋”，一呼百应的局面是不易形成的。在他的亲自组织领导下，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协作体系。仅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就有国务院 26 个部委和

20 个省、市自治区的 900 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联合起来进行科技攻关、设备制造和生产材料，解决了近千项重大课题，在短短的两年里就完成了第一次核试验的任务。

（七）必须建立强有力的科研领导机构

1953 年，在周恩来的关怀和过问下，中国科学院派出以钱三强为团长的

访苏代表团，考察苏联关于科技工作的组织和领导，科研现状和发展方向，并就两国科技合作问题交换意见。代表团回国后，进行系统总结汇报。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并结合实际对中国科学院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调整措施，如进行进选学部委员的工作，成立若干学部，建立奖励制度，并第一次颁发了全国自然科学奖金。在他的亲自组织领导下，国务院设立原子能事业部。当时名为第三机械工业部，以后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负责实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为了加强导弹武器的研制，又设立了第七机械工业部，统一管理导弹的科研、设计、试制、生产和基本建设工作。此外还设立了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机械工业部，分别领导和管理航空、电子、常规武器和舰艇的研制和生产工作。为了加强科研工作，又相继建立了导弹研究院、原子能研究设计院、电子设备研究院、航空研究院、舰艇研究院及其若干分院，并且建立了一批相应的试验基地，大大加快了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1962 年 10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有关原子能工业生产建设和核武器研制情况的汇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指出，各方面的配合很重要，中央要搞个委员会，以加强这方面的领导。要求提出个方案名单，报中央批准，并说：“这件事要请总理出面才行。”11 月 3 日，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由 7 位副总理和 7 位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中共中央 15 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专委）。中央专委在周恩来主持下，加强了对原子能工业生产和换代武器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组织有关方面大力协同配合，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及时进行调度，卓有成效地集中了各方面的主要力量，成功地组织了全国的大协作。

（八）必须提高经济效益

研制国防尖端武器需要大量的财力和物力。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国家的财力有限。周恩来深知用于国防科研的经费，是全国人民节衣缩食一点一滴省下来的，决不能浪费，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笔经费的效益。因此，他要求在研制尖端武器的过程中，必须坚持质量第一，安全第一，力求减少损失，各项武器试验工作必须做到“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他提出了凡是通过试验应该得到的科学知识，我们都要得到的指导方针，使中国在研制尖端武器上以尽可能少的投入，得到最大的效益。例如在研制核武器的工作中，周恩来明确提出：“我们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都要作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在周恩来这一正确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在发展核武器的过程中，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巨大浪费和损失，30 多年来，中国仅进行了 30 余次核试验，不及美国的 1/20，投入的费用也比美国少得多，但成功率和效益却相当高，从而以较少的代价研制成功了原子弹和氢弹，并在新的核武器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对航空工业受到严重破坏非常痛心。他挺身而出，毅然提出批判极“左”思潮。1969 年 4 月，周恩来接到空军有关航空工业产品质量下降的报告。他在报告的空白地方列式计算由于航空发动机的质量问题造成飞机停飞的总架数。4 月 12 日。周恩来召集国防工办、空军、航空工业部领导人开会严肃指出：“一个军事工厂搞得这样怎么行？四一 0 厂取消了检验制度你们是不是知道？报告了没有？你们为什么不敢抓？为什么不下命令恢复？”“我是早上看到报告的，看后非常难过。”当他听说正在逐步恢复时，生气他说：“你们现在还说检验制度正在逐步恢复。什么逐

步恢复！你们怎么能这样说话，怎么能用这样的词句？不是逐步恢复，而是应当马上恢复！”“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合理的还是要保留，一概取消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不尊重科学”，“是极左思潮。”如果不是周恩来挺身而出，采取种种果断措施，我国航空工业的产品质量不知将陷入何等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