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确保抗战胜利后人民军队的战略主动地位

中国人民经过 14 年的浴血奋战，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一道，给日本军国

主义以极其沉重的打击。到 1945 年 8 月，日本军国主义已濒临崩溃的边缘。

8 月 8 日，苏联政府在法西斯德国宣布投降 3 个月之后，对日宣战，使日本企图争取苏联保持中立，与美、英两国实现有条件议和的幻想最后破灭。8 月 10 日，日本政府被迫表示接受波茨但公告，请求无条件投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在这急剧变化的世界风云面前如何把握准中国人民革命的方向，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的严峻考验。已经有着 24 年斗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的意志和信念，排除国内外各个方面的干扰和破坏，拨开重重迷雾，始终牢牢把握着中国革命航船的方向，并把它引向胜利的彼岸。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也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无论是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还是对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都有着深刻的认识。

前苏联是打败法西斯德国的主要力量。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要强国之一。这不仅对美国企图称霸世界的野心起着限制作用，而且对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起着支持作用。东欧、东南欧及亚洲一些国家先后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成为战后世界政治格局中一支强大的力量，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

的对比。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和军事强国。它依恃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充当世界反动势力的堡垒和国际宪兵。企图控制欧洲乃至全世界。在打着“遏制苏联势力”的旗号下，美国竭力帮助战败国建立“和平民主政府”，叫嚣要“运用他们的力量命令全世界朝着美国模式的民主资本主义走去”，反对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美国虽然把欧洲作为战略重点，但又把中国划入其势力范围，认为中国是亚洲的重心，夺取了中国，就巩固了它在亚洲的地位，就可以集中力量控制欧洲，并称霸世界。

前苏联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抱有很高的警惕，力图在自己周围建立起一个 “缓冲地区”，以便于同美国的遏制战略相抗衡。但是美苏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极力避免直接相撞，而把争夺的场所置于欧，亚等广大中间地带。在国内，中国人民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得到了锻炼，中国共产党在抗日

战争中，成为一个拥有 120 多万党员的大党，创造了有 1 亿多人口的解放区，并锻炼出一个能够正确把握政治斗争方向和驾驭整个革命战争的领导集体，人民军队发展到 120 余万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人民中的威望空前提高，共产党提出的“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方针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所有这些，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上，都是不曾有过的。

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将其大部分军队退缩到西南和西北地区，以保存实力。到 1945 年 7 月，其陆军总兵力已达 524 万余人，准备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从人民手中夺取抗战胜利果实。在政治上，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坚持反动政策，实行法西斯统治，受到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国民党内民主派人士的强烈反对。在经济上，国民党及其控制的政府日趋腐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果夫）四大家族利用特权控制国家主要经济命脉，攫取巨额资产，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到处出现民生调敝，民怨沸腾的严重局面，国民党已陷于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之中。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大会明确指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后，中国存在着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 “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为了实现这一伟大任务，在军事上“解放区的军队应向一切被敌伪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为了抗战的胜利和制止内战的危险，“主力军、地方军、游击队、民兵都还要扩大”，“并逐渐准备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扩大解放区应注意争取东北。他说：“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这样“我们的胜利就有基础”，现在我们“有基础，但是还不巩固”，“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么，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清醒地看到，要实现这一伟大任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有许多困难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面前。

第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代表着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的利益同广大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为了维护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和政治上的独裁统治，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新的大规模内战，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1945 年 5 月 5 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这就为国民党制定了一条抗战胜利后决心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的政治路线。

第二，美国政府为了在战后形成对苏联的战略包围态势，把中国视为这个战略包围圈在东方的主要环节。因此，在抗日战争后期，美国一改过去“扶蒋用共”的政策，转而实行彻底支持蒋介石的政策，1945 年 4 月 2 日，美国驻华大使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公开阐述美国“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他说，美国方面曾过分估计了共产党武装的力量，“而最强大的力量，依然是重庆的国民政府。”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阻止中国的统一。美国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政府，并且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支持它”。美国企图从政治、军事、外交诸方面向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以建立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进而把中国置于美国的势力范围。

第三，苏联从其自身利益和对抗美国的国际战略考虑，确定在欧洲集中主要力量与美国抗衡，在亚洲获得一定政治、经济、军事利益的前提下，与美国达成某种妥协。1945 年 2 月，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培举行会议，以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利益为条件，达成了“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及“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的协议。此后不久，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一系列“协定”，使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获得了许多特权。苏联领导人企图藉此防止美国势力伸向东，北，以屏障其在远东的安全。作为交换条件，苏联承认并在道义上物资上援助“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在战争结束后将东北的行政大权交给国民党政府。为了尽力拉住蒋介石使其不完全倒向美国，苏联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与国民政府妥协，以避免内战。斯大林曾说：“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条件，中国同志应当同蒋介石达成维持正常关系的暂定条款，并解散自己的军队。”苏联的这种政策，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带来困难，井使中国共产党在确定自己的革命策略时面临着复杂的情况。

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共中央坚持党的“七大”提出的正确方向，制定了以真和平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假和平，以军事自卫对付蒋介石军事进攻的方针，并且将这个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强调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为了实现党的任务，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七大”刚开完不久，6 月 16 日，周恩来在起草中共中央给广东区党委的指示中指出： “美政府目前政策是在扶蒋抗日反共。”“因此，我党除在华北、华中扩大武装、扩大解放区外，还须在华南利用目前有利条件，迅速建立战略根据地，以便在敌人败退时，我华南武装，能进退有据，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你们能配合全国起来，制止内战。”第二天，他在给王若飞的电报中强调指出，蒋的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们有力量胜过他，才能制止之。在大后方，

应着重农村武装斗争之积极准备及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他还指示南方局要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民主人士的宣传和联络工作，特别是同国民党军队的联络，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以便在情况变化时，能与我们一道起来制止内战。

1945 年 8 月 10 日，日本请求投降，战局骤然变化，抗日战争即将结束。这比中共中央原先预计“大约日寇溃败国民党反攻仅有一年至一年半左右时间”大大提前了。在形势急剧变化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当即为延安总部起草了命令解放区各武装部队向日军发起全面反攻的电文。命令要求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这是中国抗日军队发出的第一个对日本侵略者进行最后一战的命令。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又连续为延安总部起草了给各解放区的五道命令。第二号命令要求：“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待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第三号命令要求晋绥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的八路军向北发展进攻，“准备接受日‘蒙’敌伪军投降”。第四号命令要求所有驻山西的人民抗日武装统归贺龙指挥，“实施肃清同蒲路沿线及汾河流域之敌伪军，并准备接受敌伪军投降与进入太原之任务”。第五号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所有沿北宁路、平绥路、平汉路、同蒲路、德石路、正太路、白晋路、道清路、津浦路、陇海路、粤汉路、沪宁路、京芜路、沪杭甬路、广九路、潮汕路等铁路线及其他解放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两侧之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统应积极举行进攻，迫致敌伪无条件投降。”第六号命令要求在“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

这六份命令言简意赅，一气呵成，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敌后人民抗日武装对日寇最后一战的总的作战方针、计划和部署。第一个命令可以说是总任务总方针；第二个命令规定了占领东北是整个任务中的重点；第三个命令则可以防止离东北最近的驻绥远国民党军队的袭击，保障进军东北部队的侧翼安全，放手开辟东北根据地；第四个命令是力争控制山西进而控制华北，牵制晋西、豫西、陕西的国民党军队，保障进军东北部队的后方安全。第五个命令则是要求全面控制通过所有解放区的交通运输线，迟滞国民党军队抢占东北的行动，为进军东北的人民抗日武装争取更多的时间。第六个命令要求在中国解放区的朝鲜义勇军迅速配合苏军收复自己的国土，有利于我八路军、新四军部队进入东北。后来实际上有一些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和小部分部队就是假道朝鲜去东北的。命令从战略构想、组织指挥、斗争策略三个方面体现了周恩来卓越的军事才能。

周恩来看到东北地区东、北两面背靠苏联，西面是蒙古，东南面是朝鲜，西南与冀热辽解放区相连，并与山东解放区隔海相望，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在经济上，东北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钢铁和煤

炭的产量占全国的绝大多数，铁路、公路各占全国的一半，是中国主要产粮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如果能控制东北，井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将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非常有利于人民革命力量的积蓄和生长，还可以与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这不仅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人民革命力量长期在战略上受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的局面，而且可以使东北成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重要基地。“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主要力量大都退居大西南，远离东北，中间隔着大片解放区，陆路不通，海上空中运输困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 14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当时正配合苏军迅速进占东北各战略要地和大中城市。因此，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迅速抢占东北，使人民革命力量保持战略上的主动地位。

为了实现占领东北的战略设想，周恩来首先命令靠近东北的各解放区迅速组织力量出兵东北，然后部署各个老解放区的作战行动，使之相互连接成一个有掩护、有牵制、有保障的有机整体。华北是关内陆路通往东北的必经之地。蒋介石要想抢占东北，必先夺取华北。8 月 13 日，蒋介石制定了借受降之机向解放区进攻的部署，其中把主要力量投入华北和东北战场。周恩来的周密部署和指挥为后来有效地迟滞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起草的命令中都是要求原东北军将领和朝鲜义勇队领导人率部出兵东北，这样在同国民党的谈判斗争中，就可占据主动，也可以在国际上产生影响，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后来中共中央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专门发出指示：“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但在东北决不能采用八路军的番号，也不能用共产党的公开名义和红军接洽并取得其帮助，而只能用东北地方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

（如东北人民自治军，某某省防军，保安旅团，县、区、乡队，工人自卫队等）及非共产党的面目，才能与红军指挥机关作正式接洽，并可取得红军的各种帮助及委任。”这说明通过抗日战争的锻炼，周恩来已具备了国际斗争的丰富经验。

周恩来起草的这几份命令为后来中共中央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的战略方针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力确保人民军队的战略主动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命令也充分体现了周恩来深邃的战略远见，高超的组织指挥艺术和巧妙的斗争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