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组织指挥战略决战

1948 年 4 月 23 日，周恩来、任粥时率中央机关到达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村。毛泽东本来准备赴苏联，暂未离开城南庄。由于国内形势发展很快，毛泽东暂不能去苏联，于 5 月 26 日也来到西柏坡。西柏坡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山村，在太行山东麓，为太行山区与冀中平原的交界处。村庄背靠百坡岭，有小商店、集市，村前有滹沱河流过，距石家庄 90 公里，可通汽车。这里成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5 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集中抓总参谋部的工作。

（一）参与制定实施战略决战的决策

1947 年 9 月，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不久，为了争取全国胜利早日到

来，9 月 8 日至 13 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 500 万，

歼敌正规军 500 个旅，5 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

周恩来非常赞同毛泽东的这个设想。他说，这个计划是根据两年来的经验，谨慎的估计，很有实现的可能。如果给蒋介石的打击很严重，加上财政经济崩溃，内部倾轧，蒋介石垮得早些，胜利来得快，我们也应有此准备。当然，也有可能遇到挫折，时间就长些。我们要估计到这些，不要因胜利大快而没有准备，也不要因胜利推迟而不耐心。

他总结了敌我力量的消长情况，指出，人民解放军从 1946 年 7 月的 120

万人增加到 280 多万人；国民党军队由 430 万人减少为 365 万人，其中甲于

第一线的只有 170 余万人。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数量上还少于国民党军队，在装备上还劣于国民党军队，但是经过两年作战锻炼，已经大大提高了战斗力。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大量敌人，缴获了大量的现代化武器，加强了自己的装备，建立了炮兵和工兵，初步取得了攻坚经验，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同时，人民解放军用诉苦、三查和群众性练兵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加强了内部团结，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军事技术和战术。

他分析了战场形势，在全国战场上，蒋介石已被迫放弃“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的计划，而进行所谓“重点防御”，企图以现有的兵力和工事，固守重要战略点线。但是他的 5 个战略集团已被人民解放军分别牵制在南

线、北线的西北、中原、华东、东北 5 个战场上。东北战场为卫立煌集团，

共 48 万人，分布在长春、沈阳、锦州 3 个孤立点上，依靠北宁线作为他们和

关内联系的通道。华北战场的敌人共 60 余万人，分布于平绥线上的归绥、张家口及北宁线上的北平、天津、唐山、山海关等要点，依靠塘沽港作为他们海上补给的通路，太原孤城的守军已被围困。华东战场为刘峙集团，共 70 余万人，分布于津浦线中段和陇海线东段及徐州、济南两要点周围地区，依靠陇海线与国民党华中集团联系和保持海上通道，依靠津浦线保持徐州与济南之间的联系，企图阻止华东野战军南下。中原战场为白崇禧集团，约 75 万人，分布于平汉线南段及以汉口为中心的地区。西北战场为胡宗南集团，约 30 万人，被牵制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隅。除上述 5 个战场外，敌人后

方仅有 36 个旅，约 23 万人。国民党军队已没有完整的防线了。

针对蒋介石 8 月初在南京“军事检讨会”上制定的将作战重点置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以东北巩固华北，以东北、华北屏障黄河以南的作战方针，以及以主要城市为战略要点，加强其守备兵力和防御工事，以精锐主力为骨干组成若干机动兵团加强应援力量，企图使人民解放军因对战略要点“啃不烂”，对增援兵团“吃不掉”而陷于被动的计划。周恩来规定了人民解放军应采取的作战方针。他说，要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战争负担加之于敌。“今后仍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则可能增加。” “攻坚与野战互相结合。攻坚敌必增援，造成野战的机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的作战计划中，全国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线，各战略区的战役协同增加了，战争的计划性更增加了。他特别强调：“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实现第三年的作战计划。

9 月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始组织人民解放战争中规模空前的战略决战。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是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的主要助手。那时，他们天天见面，一有什么问题，随时交换意见，共同商议解决。毛泽东是挂帅的，周恩来参与决策，并具体组织实施。

当时，“除了军委作战部外，周恩来还有个小作战室，由张清化任主任，

相当于他的军事秘书，每天根据局势的变化负责标图。周恩来常到军委作战室了解情况。他对敌我双方的战争态势、兵力部署，部队特点、战斗力强弱，甚至国民党方面指挥官的简历、性格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有了什么情况，周恩来总是先仔细地核实并弄清，然后向毛泽东报告。”“有一次，军委作战室一个干部把战绩统计表送来。周恩来接过去，看了一下便问：‘这数字核对过了吗？’‘核对过了。’他再问：‘没发现错误？’‘没有。’他立刻指了出来：‘那么碾庄地区被我军歼灭的黄百韬兵团中，为什么少了一个团？’”前方来了电报，一般经毛泽东、周恩来商量研究确定对策后，多数由毛泽东起草文电，少数由周恩来起草，而所有军事方面的文电都经周恩来签发。张清化回忆说：“发送军事方面的文电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议后发，有了情况，书记处几个领导人共同商议，然后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文电发出。二是阅后发。由于军情紧迫.来不及一起商议，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好文电，再迭其他领导入传阅后发出。这种状况是比较多的。三是发后阅。由于情况紧急，刻不容缓，为了争取时间，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好电文先发出，再送其他领导人传阅。”

（二）组织济南战役，拉开战略决战的序幕

为了有把握地进行“带有决定性的大会战”，毛泽东、周恩来决定先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攻坚战，进一步取得经验。他们选中了济南这个目标。

济南是津浦、胶济两铁路的交会点，是连结华北地区与华东地区的战略要地。蒋介石为屏障徐州，隔断我华东与华北解放区的联系，并钳制华东野战军不能全力南进，在济南集中了 10 万余人的兵力坚守济南。为了确保济南

防务，蒋介石还拟定了一个“会战计划”，即在济南遭到攻击时，以 3 个兵

团共 17 万人的兵力由徐州北援，企图在克州、济宁间击破华东野战军主力，

以解济南之围，还集中了 200 余架飞机进行空中支援。

毛泽东、周恩来选中济南，正是为了彻底割裂国民党南、北两个战场的联系，使我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造成战争初期打入我腹地华北、东北的国民党有来无回的局面，为实施战略决战，形成一个完全有利我的总体布局。他们指示华东野战军：“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为保障战役的胜利，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研究了战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以及相应的对策。他们致电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指出，此役关系甚大，战役计划应以能对付最坏的情况为根本出发点。鉴于济南能否攻克，取决于时间，而取得时间则决定于是否能阻住援敌并歼其一部。因此在兵力使用上，“不是要求你们集中最大兵力，不顾一切硬攻济南，这样部署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求你们的是以一部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与打援”。“如援敌进得慢，而攻城进展顺利，又有内应条件，则可考虑增加攻城兵力，先克城，后打援；如援敌进得快，则应以全力先打援，后攻城。”

作为代总参谋长，周恩来还对这次战役作了细致的指导。他针对济南城防工事坚固，防御体系完备的特点，指示济南前线指挥员：“应号召部队注重爆破技术，工兵战术和指挥艺术，并使之互相配合。”为了保障华东野战军进行济南战役时的后勤供应任务，他责成华东军区组织一个“坚强健全的后勤司令部，分遣其所属机构和兵站随军工作”。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健全完整的后勤司令部，为我军后勤建设适应现代战争，进行了有益的实践。为保障攻城需要，他指示华东局和军委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山炮炮弹

全部存山东，另由华北再送 9 万发 82 迫击炮弹、10 万斤硝铵炸药。弹药均由杨掌握，并运至接近济南、兖州两地适中地点，“待军委电令及时增补前线”。“对炸药、迫击炮弹都应尽一切可能增加生产，以利济徐战役的补充。” 同时他指示济南前线指挥员许世友等：炸药对此役胜利关系极大，因此要“谨慎使用”，“严格管理”，“反对浪费”。9 月 20 日，周恩来得知刘峙已组建增援济南的兵团后，及时电告粟裕，刘峙已令邱清泉兵团集结临城待命增援济南，而在金乡、城武、曹县方面只用小部佯动迷惑我军，你们应迅速集结打援兵团，全力于邹、膝地区准备歼灭邱兵团。济南战役胜利后，9 月 29 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人民解放军的贺电：“庆祝你们解放济南，歼敌十万的伟大胜利。”“胜利影响已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尚望继续努力，为歼灭更多蒋军，解放全华东人民而战！”

济南战役的胜利，为中央军委组织指挥带决定性的大规模战役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特别是攻克敌重兵守备的大城市的经验。济南战役也进一步暴露出国民党军的弱点，其重兵组成的增援集团，在遇到人民解放军坚决阻击时，不敢全力增援，生怕中了“围城打援”之计。

从此，人民解放军战略决战的序幕拉开了。

（三）组织辽沈战役，造成“关门打狗”之势

毛泽东、周恩来在部署了济南战役，切断国民党军南北两战线的战略联系之后，即开始组织大规模的战略决战。大决战的初战方向指向了东北。

他们之所以选择东北为第一场战略决战地点，有许多因素：一是到 1948 年 3 月，东北战场上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北地区 97％以上的土地和 86％以上的人口已获得解放。经过土地改革，解放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工农业生产，尤其军工生产有了较快发展：二是人民解放军发展到 103

万人，其中野战军主力已达 70 万人，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国民党军队；三是

国民党东北“剿总”卫立煌集团虽有 4 个兵团 14 个军 55 万人，但是被人民

解放军分割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 3 个相互孤立的地区。企图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牵制东北我军于关外；四是蒋介石随时有将东北的国民党军撤往辽东和热河，打通北宁线，巩固华北，或撤往华东战场的可能，无论东北的55 万国民党军队加入到华北战场还是华东战场，都将不利于人民解放军作

战。相反，如果将东北国民党军 55 万人消灭在东北，则人民解放军可抽出

70 多万的战略机动兵力，这股力量不论加到哪个战场，都将以摧枯拉朽之势，把国民党军队一扫而光。所以毛泽东、周恩来把东北选为决战的第一战场。

济南是连接国民党南北两条战线的战略要点，锦州则是连接国民党军北线中东北和华北两大战区的战略要点。毛泽东、周恩来理所当然地把东北决战的重点放在锦州。他们从 1948 年 2 月初，就要求东北野战军首长把作战的重心移向北宁线，截断敌军由陆上退往关内的通路，将蒋军封闭在东北各个歼灭。经过多次做工作，使东北野战军首长接受了中央军委关于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线作战的意见。9 月 7 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辽沈战役的方针》，明确指出，必须在 9、10 两个月或再多一点的时间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10 月 2 日，周恩来还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电，要求他们“靠

自己的力量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出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夭内外打下该城。”但是林彪当天却因蒋介石派兵增援葫芦岛而动摇了攻打锦州的决心。毛泽东、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进行研究，接连发电，要求林彪等坚持打锦州的既定方针，坚决制止回师打长春。电报指出：“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如果真的回头攻长春，你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林彪、罗荣桓等也感到动摇攻打锦州的决心不妥，于 10 月 3 日重新向中央表示：“决心仍攻锦州”。毛泽东、周恩来及时命令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发起“察绥战役”，钳制傅作义集团，策应东北野战军作战。

10 月 15 日，锦州解放。两天后长春守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周恩来认为这是一个瓦解国民党高级将领，特别是蒋介石嫡系——黄埔系的一个极好机会。毛泽东同意这一分析。随即由周恩来起草致电东北局并告林彪、罗荣恒等，介绍郑洞国的有关情况，指出郑“现即已动摇，可努力争取之”。18 日，周恩来给郑洞国写信，促其起义。信中指出：“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倾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该信言简意赅，情真意切，而且十分适时。这生动地体现了周恩来“攻心为上，不战屈兵”的高超军事谋略。10 月 19 日，长春在郑侗国率部放下武器后宣告解放。

长春解放的第二天，周恩来又及时提醒林彪：“在东北敌情的分析上，必须估计到沈阳敌人在受锦、长两处惨重失败的打击下，有选择依现态势西退或转向营口由海路撤退的两种可能，如此两种可能均告失败或无法实现，则只有退集沈阳，依靠空运撤退一部。”但这一重要提醒没有被林彪所重视，以致在辽沈战役最后阶段仍有少数国民党军队从营口海路逃走。毛泽东后来曾批评林彪，这件事“是一个不小的失着”。

锦州攻克后，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围歼从沈阳增援锦州的廖耀湘兵团。经过 8 天激战，全歼廖耀湘兵团 5 个军、12 个师及特种兵

部队共 10 万人，其中包括号称蒋介石“五大主力”的第一军主力和新六军全部，并俘虏廖耀湘，从而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决定性胜利。随后，人民解放军乘胜前进，11 月 2 日解放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沈阳，并收复营口。敌第五十二军军部率 1 个师万余人乘船逃走。辽沈战役胜利结束。11 月 9 日，锦西、葫芦岛之敌从海上撤向关内。至此东北全境和热河省均获解放。

辽沈战役历时 52 天，共歼敌 47 万余人。这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决战阶段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中的第一个战役。这一伟大胜利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敌军总兵力下降到 290 万人，由长期优势转为劣势。人

民解放军的总兵力上升到 300 余万人，由长期劣势转为优势。从此，东北野战军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力量。

（四）组织淮海战役，“中间突破”，轮流歼敌，逐步扩大战役规模正当辽沈战役方兴未艾之时，毛泽东、周恩来决定华东人民解放军挟济

南战役之余威准备发起淮海战役，把打击矛头指向徐州的刘峙集团，并指示

中原野战军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

刘峙集团以 70 万重兵猬集于徐州附近地区，依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形成所谓一点两线的部署，企图阻止华东野战军南下作战，以屏障南京。当时华东、中原两大解放区共有兵力 60 万人，与敌军总兵力相比，敌军虽然占有优势，但已相差无几。而且华东、中原我军连战皆捷，士气旺盛，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已完全连成一片，中原解放区也日臻巩固，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运输力，基本上有了保障，已具备了歼灭刘峙集团的必要条件。

华东战场敌军的态势与华北、东北战场一个显著的不同是，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若要攻歼其任何一部，必须阻得住敌人的援兵，才能争取到歼敌的时间。能否有效地楔入敌人各兵团之间的接合部，抗击增援兵团攻击，是影响战役胜败的关键。毛泽东、周恩来与前线指挥员进行反复研究和磋商后，发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规定：“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峰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如何赢得歼灭黄百韬兵团的时间呢？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即以一半以上的兵力牵制和阻击及歼灭援敌一部，并从西面和北面威胁徐州，使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不敢全力东援，并要求打援部队应在援敌的侧面，即位于徐州的北面、西北面、南面，造成围攻徐州之势，使徐州之敌“第一个感觉是我军似乎有意夺取徐州，而不能确切断定我军井非夺取徐州，而是歼灭黄兵团。等到我军对黄兵团攻歼紧急而决定增援时，又发现如不解除南北两侧威胁，则很难赴援。这样就给我军以必要的时间歼灭黄兵团。”一般说来，主要兵力应集中使用于攻歼目标上，毛泽东、周恩来却在我军有足够兵力，且在敌军兵力集中的情况下，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创造性地处理了战役目的和手段的关系，灵活地运用了集中兵力的原则，因而顺利地牵制了徐州敌军强大兵团的东援，为全歼黄百韬兵团赢得了时间。

正当华东野战军全力围歼黄百韬兵团之时，蒋介石急忙从华中抽调黄维第十二兵团 10 余万人紧急增援华东战场，同时命令第六、第八兵团沿津浦路徐蚌段增援徐州，均被中原野战军阻截在徐州西南面和南面。毛泽东、周恩来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原定向两淮发展的部署，以中原野战军为主求歼黄维兵团，为华东野战军赢得短暂的休整时间，然后，或求歼敌南线的第六、第八兵团，或全力消灭敌徐州集团，以求基本解决华东、中原的战事，这就形成了“吃一、夹二、看三”的形势，两个野战军轮流作战，互为预备队，使得淮海战役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计划，歼敌 55.5 万余人，取得了中原决战的伟大胜利。从此国民党反动统治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

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军事原则在豫东、济南、辽沈、淮海等一系列战役中得到了全面的运用。但是，战争实践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后勤保障方面的问题。大兵团作战，规模大，各种作战物资消耗量大，作战范围跨战区、跨军区，地域广阔。这是我军过去从未遇到过的问题。淮海战役的保障就牵扯到华东、华北、中原三大战略区及若干分局和地区。周恩来及时预见到这方面的问题，积极摸索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在西柏坡，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了淮海战役后勤业务会议，研究战役后勤保障问题。会后，他派总后勤部长杨立三到淮海前线，指导和协调三大战略区的后勤保障工作。11 月 9 日，中央军委致电陈毅、邓小平和中原局、华北局：“应极力

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11 月 22 日，他又起草致中原局、华北局、华东局的电报，部署淮海战役后勤保障工作。电报指出：“淮海战役正在胜利开展中，我应作最大估计，准备在徐蚌地区作战三个月到五个月，歼灭蒋匪江北机动兵力四十个至五十个师，以利尔后突破长江防线，向江南进军，彻底摧毁蒋匪的中心统治。”“现决定中原局应速令豫皖苏分局立即动手筹集和保证中原野战部队及华野转入豫皖苏地区作战部队的粮食，并应从豫西运粮食去。华北局应速令冀鲁豫区调集一亿斤至一亿五千万斤粮食，供给华野部队需要。两局对此如何布置，统望电告我们及华东局。关于弹药接济，除华东负责补充华野外，华北应分担中原及华野一部分的补充”。他还及时指示前线在兵员补充工作中要“注意进行公开的政治动员，加强地方上优待抗属、烈属和动员逃兵归队及部队中巩固工作，井由军区政治部发一政治动员的训令，责成三级军区政治部抓紧这一工作，亲自布置，督促和检查，以保证十一万人的补充计划的完全实现。”周恩来对后勤工作强有力的领导，保障了淮海战役的胜利，为加强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建设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五）组织平津战役，斩头击尾，以战促和，创造三种解决敌军的方式在辽沈战役尚未结束，淮海战役即将展开之际，毛泽东、周恩来又开始

组织平津战役。

正在双方统帅部运筹华北战事之时，蒋介石为了挽救危局，决定孤注一掷，令傅作义集中第九十四军、新编第二军，配备汽车 400 辆，组成 1 个快

速纵队，经石家庄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情势十分危急。10 月 25 日，中央军委接到华北局城工部的紧急情报后，立即进行了审慎的研究，决定为争取全局上的主动，采取内紧外松、张机设陷的巧妙部署。周恩来立即起草电报，向华北军区领导人聂荣臻、薄一波等通报情况，并作出部署。电报指出，据北平确息，蒋、傅决定集中第九十四军 3 个师及新二军两个师经保定向我石门（即石家庄）实施空心袭击，并企图炸毁石门。估计 27、28 两日敌九十四军可能集中保定，29 日可能会合新二军大部向石门前进。为坚决保卫石门，破敌计划，华北军区第七纵队主力应即移至保定以南，坚决抗阻南进敌人，第三纵于 26 日起以 5 天的行程，不惜疲劳赶到望都地区，协同七纵作战。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率主力相机行动。同时，又起草给华北第三兵团杨成武、李井泉电，指出目前傅作义“正图乘虚袭我石门，杨罗耿兵团须使用在平保线上，故攻打归绥计划应暂缓执行”。但为吸引傅之一部兵力注意归绥，以利杨罗耿主力隐蔽南下，望令第一纵队及第八纵队第十一旅亦作攻打归绥的准备，另以第八纵队一部及地方部队仍在绥东方面积极行动，迷惑敌人。中央军委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又命令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秘密入关，进到北平东北地区，随时准备威胁平北。周恩来随时保持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电话联系，亲自指挥这场粉碎蒋介石偷袭的战斗。据《周恩来传》记载：“二十七日清晨四时半、六时、七时，这两个半小时内，周恩来接连三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了第三纵队的行动状况。这个纵队根据中央军委的要求，在两天两夜内赶了二百七十余里路，在二十七日翻过紫荆关。聂荣臻立即用电话通知他们：‘周副主席要我转告你们：突袭之敌今天已集结保定，明天会合刘化南师南犯，我们已令七纵和九地委至少在保定到唐河段阻敌两天以上，只要你们三十日赶到望都地区，就有破敌把握。’第二天，国民党第九十四军两个师开始向方顺桥及其以南作试探性推

进。二十九日凌晨，聂荣臻用电话向周恩来报告：傅作义令第三十五军、第十六军的两个师和第九十二军的一个师迅速南下增援。周恩来放下电话，稍加思索，立刻又起草了中央军委致聂荣臻、薄一波、杨得志、罗瑞卿等电：照此部署，傅作义部除去沿途守备兵力，真能到保定以南者，不过两个军多一点，是我歼敌良机。我应集中三、四、七纵及二纵一个旅各个歼敌。并对华北野战军各部的任务作了具体部署。三十日拂晓，第三纵队提前一天到达望都。第二天凌晨，又进至第七纵队防守的沙河一线。第三纵队司令员郑维山用电话向聂荣臻报告部队位置，聂荣臻在电话中对他说：‘周副主席让我转告你们，傅作义得知你们到达望都，惧怕九十四军被歼，已令其回逃，敌韩迪师已逃回望都县城。你们很疲劳了，要抓紧时间休息，恢复体力，做好战斗准备。如果敌人撤得慢，四纵又能赶到，争取在满城地区打一仗，吃掉它一部。’可是，国民党军队发现人民解放军已有准备，慌忙全部回窜，第二天先头部队已撤过保定，他们这次行动徒然损失官兵三千七百余人，战马二百四十匹，汽车九十余辆，以及其他大宗作战物资。一次偷袭石家庄的冒险计划，就这样失败了。”

蒋介石偷袭计划的破产，为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扫清了障碍。当时华北敌军被辽沈、淮海两大战役所震撼，已成惊弓之鸟。华北傅作义集团，是国民党这时在战略上惟一可能机动的部队。50 多万人分布在西迄张家口，东至山海关的 500 公里铁路沿线。蒋介石鉴于徐蚌大战一触即发，为加强长江防线，应付徐蚌会战，企图实施战略退却，将华北兵力撤往江南；傅作义则企图在乎、津危急之时将部队撤往绥远老巢。华北蒋军无论是退往江南还是退往绥远，都对战局的发展不利。因此，不使之退出平、津、张地区，就成为平津战役的关键问题。

周恩来认为：“傅作义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今包头市），似尚未下最后决心。但我如攻打归绥，有促使傅作义集其嫡系三个军及骑兵三四个旅提早西退可能，而我杨（成武）李（井泉）兵团因无打援把握，亦有被迫撤围南退可能。”因此，为了“抑留傅作义部队于平、张，津、保地区，以待我东北主力入关协同华北力量彻底歼灭该敌”，特令华北第三兵团停止实行攻打归绥的计划；第二兵团一部继续监视北平之敌。他强调，对付傅作义部，“尤重在抑留傅敌于平、张、津、保地区不使西退，亦不使其得由海上南撤。”11 月 17 日，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围歼国民党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即将结束之际，周恩来判断：“在我胜利威胁下，蒋匪必将考虑其长江防线问题”。“蒋匪嫡系二十四个师从华北海运江南，是蒋介石今天唯一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不论他将这个兵力直接使用放防守江南，或先使用於协同黄维、李延年向北接出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兵团，然后集中约九十个师的兵力，布防长江下游两岸，对于延缓蒋匪反动统治的最后崩溃说来，自会起较大作用。”他指出：“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二十四个师及傅系步骑十六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但欲抑留蒋、傅两部于华北，依华北我军现有兵力，是无法完成的。”因此，他要求林彪、罗荣桓等郑重考虑“东北野战军提前放本月二十五日（戌有）左右起向关内开动”的问题。同时，他还提出：“太原早克确有惊动蒋、傅促其西撤南撤的危险”，应暂停攻太原，待东北野战

军“攻平、津时再打太原”。周恩来的思想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第二天，中央军委正式发布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的命令。命令规定，东北野战军“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甘一日或甘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为了不过早地惊动敌人，周恩来命令程子华、黄克诚暂不要占领滦河铁桥。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对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地区，从而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确定了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进一步研究了实现作战方针的战法。他们认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为了造成敌人错觉，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敌军南下，又令华东战场我军对杜幸明集团残部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要点，做好防止敌军向青岛逃跑的准备。这样就稳住了敌人，完成了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华北敌人完全陷入收不拢、逃无路的绝境。

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军委的作战意图，于 11 月 29 日向张家口之敌发起攻击，吸引傅作义部西援，平津战役由此开始。我军采取“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方针，抓住西线，稳住东线，迅速将敌分割包围于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和塘沽 5 个孤立的据点上。接着采取先打两头、再取中间的战法，逐次消灭新保安、张家口和天津之敌，使北平守敌陷入重重包围之中。一举攻克天津和新保安，给傅作义的“一字长蛇阵”来了个斩头去尾，把“肚子”北平完全包围起来。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处理了同傅作义谈判起义的问题，使得北平于 1949 年 1 月 31 日和平解放，平津战役以歼敌 52 万余人的胜利而告结束。之后，周恩来又协助毛泽东妥善解决了绥远国民党军队的问题，为我军尔后解决国民党 100 多万残余军队提供了“天津方式”、“北平方式” 和“绥远方式”，对进一步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历时 4 个多月的战略决战中，共歼敌 231 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将战线推进到长江北岸。至此，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基本归于消灭，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己成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