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指导创建红军和建立根据地

在起义队伍南征广东时，中共中央于 8 月 7 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通过了中央临时常委制定的秋收起义计划，实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指导方针的重大转变。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新时期。周恩来虽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9 日的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又决定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之后中央又任命周恩来为中共南方局成员和南方局军事委员会主任。

月上旬，周恩来大病初愈就赶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指导下进行。这次会议受到罗米那兹的“左”倾错误观点的影响，强调要“无间断的革命”。错误地规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虽然决议也提出了领导农民暴动，实行农村割据；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耕种；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等正确主张，但是却强调“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在中国共产党内激起的强烈仇恨和复仇情绪，也助

长了“左”倾思潮的滋生。这次会议使“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会上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委因南昌起义的失败而受到“警告”处分，周恩来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不久又在中央常委下设的组织局任主任，领导组织、宣传、军事、调查、特务、交通、文书、出版分配等项工作，实际上担负起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在此期间，他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组织指导各地的武装起义和创建红军

周恩来积极参与指导了全国许多地方的武装暴动。他在香港养病期间就出席了广东省委研究广州起义的会议，到中央工作后又继续指导广州起义的各项工作。他指示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坚持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武装斗争。他向中央建议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的队伍，积极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扩大武装割据的局面。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他提出：湘鄂赣边界的割据区域要连贯起来。朱德军队要坚决留湖南，向茶陵发展为好。毛泽东的部队还是在遂川。军队的调遣由两恃委协商。根据贺龙的请求，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派贺龙、周逸群回湘西开展武装斗争。临行前，周恩来请贺龙、周逸群吃饭，他告诉贺龙：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徐特立、柳克明为委员，要按照“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方针，发动群众，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并由他们两人负责组织湘鄂边前敌委员会，3 月下旬，贺龙等在湖南桑植组织起工农革命军，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1928 年 1 月 27 日，周恩来在起草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的信中说：“中央认为广东全省暴动的布置除海陆丰的发展、北江的发动以外，应特重琼崖的割据，中路的斗争，西江的响应，以及香港、广州工人斗争的发动。”他还在信中着重指出：“在暴动割据的局面中，省委要十分注意于工农武力的创造。”

周恩来还参与指导了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广东、福建、陕西、云南等省的武装暴动工作，为了加强党对军事斗争的领导，他还选调了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到苏联去学习军事，为党培养军事斗争的骨干，如叶剑英、刘伯承、萧劲光、刘伯坚、李卓然、傅钟、曾涌泉、郭化若等等。在武装暴动的基础上，各地的革命武装逐步组建成了最初的工农革命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武装暴动的硝烟中诞生了。

（二）纠正武装暴动中的“左”倾盲动错误

武装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是非常复杂、细致和周密的，搞得不好，不仅不能推动革命，反而会使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力量受到削弱。周恩来有组织领导武装起义的实际工作经验，深深懂得这一点。他在指导各地开展武装斗争的实际工作中，发现许多地方根本不具备武装暴动的条件，因此注意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制止和纠正。

1927 年 12 月 6 日，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批评共青团内存在的先锋主义倾向，指出，上海党部近来实在有点军事投机——冒险，为的是怕青年团说是机会主义，被小孩笑话。如青年团不注意，青年团将变成冒险主义，走到虚无主义的另一面去。青年团大部分人主张“试验”，认为失败也不要紧，这也是孤注一掷的错误，这个危险可以牺牲许多同志，此点要注意 12

月 24 日，在政治局讨论共青团湖北省委控告罗亦农和长江局制止湖北 10 月举行暴动的会议上，周恩来再次批评共青团组织中的冒险主义错误。他说：估量时局，青年团实有“无动不暴”的意见，可见他们的暴动观点并未成熟。

翌年 1 月 3 日，在周恩来参加下，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湖北党内问题的决议》。决议肯定了罗亦农在长江局“反对马上暴动是对的”，批评了部分同志不顾及实际条件就决定总暴动，“是有玩弄暴动的危险的。”指示湖北省委应停止原定的两湖年关总暴动计划，并对两湖的暴动重新加以部署，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应迅速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

月 18 日，周恩来在起草《中共中央致浙江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
“各县农暴还未发动群众使土地革命深入，便先计算到扑攻省城，这不仅客观事实不能做到，即在主观上勉强去做也必是专靠几杆枪的军事投机行动。” “暴动计划因为太不切实故中央未予核准。”强调浙江省委的工作重点在于迅速恢复和建立党和工农群众组织，并指导他们“发展广大的乡村游击战争和城市工人的日常斗争。”“只要有了得力的党的组织的领导，割据的暴动局面可以创立起来的。”

12 月 29、30 日，周恩来在起草《中共中央致硕夫（尹宽）和福建临时省委的指示信》中，对“暴动”再次加以完整的阐述。他说：“凡是斗争就认为暴动的观念要纠正过来”，“暴动这一名词必须用在群众斗争发展到最高点以武装形式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这一意义上。至若城市工人带有武装性的斗争，或是乡村农民非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都不得谓之暴动”。1 月 8 日，周恩来再次起草《中共中央致福建省委的指示信》，信中指出，福建省委“所决定的暴动条件，既缺少主观力量的估计，又没有农民群众激烈斗争的事实，这样子便贸然说‘闽省的暴动条件已十分成熟了’，实在是一个错误。”“斗争还没有起来，暴动便先决定，不是误解暴动，便是玩弄暴动。” 不久他又在中央致福建临时省委的信中强调：“福建目前总的任务是发展城市工人群众的日常政治经济斗争，领导乡村农民自发的斗争并谋扩大，指导他们以党的游击战争的战略，土地革命的政纲，由日常斗争而达到工农暴动的割据局面，夺取政权，推翻乡村封建统治。”

1928 年 1 月 2 日，周恩来在起草《中共中央致陕西省委的指示信》中给暴动规定了四个条件，他写到：（一）驻地附近要有群众运动，要有工农的坚强组织；（二）要有党的领导；（三）要能造成一个暴动的割据局面；（四）要较有胜利把握。2 月 8 日，周恩来在起草《中共中央致云南临委的指示信》中，再次对这个问题加以说明，他说：“不能空想一个总暴动之来临”，“暴动的发动是要在工农群众继续不断的争斗中才能产生，暴动的时期也要依着环境情形、斗争程度、革命情绪、组织力量如何而定，决不能在斗争还没有起来的时候便预定一个期限认准三月后便可发动暴动。”

1 月 28 日，周恩来在起草《中共中央致江西省委的信》中，批评省委准备在南污路沿线举行暴动并造成割据局面的布置是不妥当的，因为“南浔路路工、九江城市工人、南昌工农群众的斗争，尚未达到剧烈的发展，兵士运动尚没有成绩的时候，这一沿路暴动必致流产，必致引起统治军阀更残酷更广大的屠杀，必致影响全省割据的发动而削弱了党在南得路一带的力量。” 暴动应该在客观主观的条件齐备之时才能举行。

周恩来还在指导江西、广东、江苏等地的工作时，努力纠正当地党组织盲目要求暴动，强迫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和盲目烧杀的错误，使党和群众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周恩来不仅科学地解释了“暴动”的含义，而且具体规定了举行暴动所必备的条件，这为全党组织武装暴动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克服党在武装暴动中的“左”倾盲动错误起到

了积极作用。

4 月下旬，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不断革命”的主张是错误的，强调党在目前的任务是“征取千百万的工农群众”，纠正“工人阶级某种成分之中的盲动主义”。这就从政治上纠正了党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为此发出了通告，使“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周恩来连续起草了几个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对国民党统治区秘密工作和红军工作作了新的指导。

共产国际的决议案虽然认为中国革命运动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当时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新的高潮，但却强调“正走向这种新的高潮”，因此“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可见这种纠正是不彻底的，对中国共产党彻底纠正“左”倾错误起了消极的影响，以至于不久再次出现“左”倾错误，使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内有很长一段时间被“左”倾思潮所困扰，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惨重的损失。

经过这一阶段的工作，周恩来在指导中国革命特别是各地农村武装斗争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国革命因为农民占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与俄国的不同，由此发生一个不平衡的发展问题/因此，他在给各地党组织的指示信中多次强调要把农村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结合起来，夺取政权，实行武装割据，并努力扩大这种局面，为在实际工作中纠正党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这时周恩来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认识到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只是在战术上，即在党的具体工作上提出纠正军事冒险的错误。因为在对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认识上，对党的工作中心应放在什么位置的问题上还没有摆脱罗米那兹和瞿秋白的影响。1928 年 1 月 6 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我的观点是：客观条件的充足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是暴动的布置及区域问题，同时只靠客观条件是不够的，主观条件也要重视。”2 月 12 日，在中央常委召集政治谈话会，讨论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估量问题时，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认为自去年 11 月 9 日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中央的政策的确是进步的，自然很多地方有盲动现象，对此中央仍在奋斗，但我们不能因为政策及运用政策的方法而怀疑到革命潮流是在低落，这是不正确的。”虽然他重视农村的武装斗争，仍然认为：“中国现在革命的发展，事实上形成特殊的方式：‘农民割据’但“这种割据局面必须发展大城市的中心。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就要在这上面表现坚强起来”。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革命转入到土地革命后，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革命进入新的阶段，共产党在思想上、方针政策上都应该随之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还必须建立在对中国革命形势进行系统的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身为中央组织局主任的周恩来，担负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还难以集中精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这些新问题，因而也受到共产国际“左”的观点影响，认为“中央的意见是革命潮仍是高涨的，但不是一个最高潮。我以为现在还是这样解释。”其次是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曾出现过一种悲观的论点，这使周恩来产生一个顾虑，总担心说革命潮流低落会在党内滋长灰心、沮丧的情绪，对革命的推进产生消极的影响。

（三）总结创建红军的初步经验

1927 年 11 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和八七会议以来的党的工作，制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28 年 5 月初，周恩来化装成古董商与邓颖超一起从上海出发，经大连、哈尔滨赴莫斯科，筹备井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期间，周恩来承担了筹备会议的大部分工作。

6 月 9 日，斯大林会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等同志，讨论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等问题。斯大林谈了三点意见：一、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二、目前我们不能说中国革命已经处于高潮，革命高潮是将来的事，而不是眼前的事。三、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是创建红军。如果能够把参加农民运动的人们争取过来，并且集中部队打下几个城市，那末，这将对今后的局势有更大的意义。但是在任何时期，农民都不能领导工人和革命。革命必须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正处低潮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的谈话，使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了明确的指导方向。斯大林一方面指出中国的红军是土地革命的成果，但另一方面由于对中国的具体情况缺乏了解，提出了集中红军打下几座城市的看法，则是不符合实际的，并且成为一些“左”倾观点的依据。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6 月 18 日在莫斯科召开。周恩来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主持会议的全部日常工作，任务异常繁重。他还在大会上作了两个重要报告：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报告。周恩来在军事报告中主要讲了两个问题：

一是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工作的经验教训。周恩来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党在军队政治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也严肃指出党在军事工作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观念：“为了联合战线，不能破坏国民革命军，而要帮助国民党巩固国民革命军”。“这种巩固国民革命军的工作方针，就是根本取消了我们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作的意义。”“没有尽力发展工人纠察队，没有将农村中的农军发展起来，来做夺取乡村政权的力量。”结果蒋介石一叛变，革命便遭受到严重挫折。

二是关于建立红军的问题。他在报告中说：建立红军的原则，一、是要把旧军队的雇佣性质加以改变，可先采取志愿兵制；二、是军官不一定非工农分子不可，但一定要无产阶级化；三、是红军一定要有政治工作。他还强调，红军一定要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否则就“失了红军的阶级基础”。在指出红军的行动和任务时说，红军建立后，不是保守在一个地方，而是要移动的，这与赤卫队的常在一地是不同的。红军要帮助苏维埃政权的发展。

他在报告中还指出，党的“目前任务在夺取成千成万工农群众，在军事方面，开始军事组织，军事技术工作。”“在现在中国军事新局面下，武装暴动准备是非常重要的。在准备武装斗争（中），军事力量是主要原素。”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军事斗争上来，周恩来还组织“六大”的代表

们进行军事训练。还请正在苏联伏龙芝军官学校学习的刘伯承当教官，对代表们进行队列训练、射击训练和巷战训练等，提高代表们对全党要注重军事、学习军事的认识。会后，周恩来专门看望了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干部，向他们传达了党的“六大”精神，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还查看了他们的档案材料，考虑他们回国后的工作安排。

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又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此外，周恩来还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使周恩来对中国武装斗争规律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他到莫斯科后，生活和工作环境比较安定，可以集中较多的精力来研究党的军事工作和红军建设的问题。他还抽出时间参加部分“六大”代表组织的南昌起义讨论会，在总结南昌起义军事上的教训时说： “主力下潮汕是错的。到汕头后忽略了军事。”他还请联共（布）军委代表座谈讨论中国革命中军事工作的中心任务，红军的建立、编制，军队中的党组织和政治工作等问题，从中获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受到了不少启迪。因此，他的军事报告能够对大革命失败在军事工作上的原因作出深刻的分析，对党在新的历史阶段军事斗争的中心任务、红军的建军原则、红军的任务、红军的政治工作等一系列问题都作了科学的阐述，为党的“六大”决议提出的：“建立工农革命军，在现时游击战争发动的区域，是可能而必要的⋯⋯ 应当是党在农民运动中，所应特别注意的中心问题”，农村“游击战争将成为主要斗争的方式，党必须积极领导”等思想提供了理论根据，对进一步推动农村游击战争的开展和创建红军有重要意义。军事报告是一个成功的报告，标志着周恩来在探索中国土地革命战争规律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四）指导红军渡过创建时期的难关并健康发展

11 月初，周恩来回到国内后，以主要精力首先恢复和重建在大革命失败时遭受严重摧残、又在“左”倾盲动错误中遭受新的损失的党的各级组织。同时，周恩来也非常重视党的军事工作。当时，在农村的红军正处于初创时期的极困难阶段。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刚刚夺得全国政权，与各地军阀的矛盾还没有激化到发生战争的程度，因此，可以调集较多的力量镇压各地的武装起义和“清剿”建立工农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红军。许多地区的武装斗争遭到失败和严重挫折。如实力较强的海陆丰地区的工农政权和红军在强敌的进攻下遭到失败；海南岛的人民革命军战斗接连失利，特委书记杨善集、司令员冯平等主要领导人先后牺牲；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在湘南遭到“八月失败”，损失严重。红军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异常艰难的时期，急需党中央及时给予正确的指导和帮助。根据这种情况，周恩来要求中央秘书处，侈到苏区送来的文件要首先办，抄好后立即送交中央。这些文件总是他第一个看，大多也是先由他提出意见在中央讨论的，因为当时中央一些领导人仍不重视军事工作。1929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重新设立军委，由杨殷任部长，不久杨殷因叛徒出卖牺牲后，周恩来又继续兼任军事部长的职务。2 月，中央发出经周恩来修改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党员军事化的通告。强调军事工作对整个革命斗争的重要意义，提出“以实现党员军事化的口号，做整个军事工作的核心，整个军事工作能否做得有力，完全要视党员军事化的程度以为断。”

周恩来积极贯彻中共“六大”关于农村中“游击战争将成为主要斗争的方式”的精神，指导各地红军的武装斗争。他在起草《中共中央致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暴动是革命斗争发展到了最高峰的一种群众武装推翻反动阶级、夺取政权的直接行动。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一

种直接革命的形势。”但是对“农民暴动的直接行动，我们不但不应加以阻止，且应对农民自发的暴动极力加以领导，对农民的武装斗争极力加以扩大，使群众对于推翻豪绅乡村统治、建立农村苏维埃的观念日益明了与热望其实现。”“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故你们此时主要的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广大，决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量（主要的还是群众的力量，不应只看见武装的力量），而企图立刻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他中肯指出：“红军拟向下游发展，将来以湘西之常德或鄂西之宜昌为目的地，这种计划还太大而不切实。”“游击战争的发展，应该是向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到了更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的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以及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为最宜。不过这些条件很难俱备，你们可斟酌实际环境，取这些条件最多者而选择之。”

周恩来非常注意运用红军在斗争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经验去指导各地农村的游击战争。1929 年 2 月 7 日，他在起草《中共中央致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特委的指示信》中，请朱德、毛泽东“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不久，他就把这些经验传往各地红军。在给贺龙的信中写到：“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因为每连都有组织，所以在乎日及作战时，都有党的指导和帮助。据朱、毛处来人说，这样组织，感觉还好，将来你们部队建党时，这个经验可以备你们参考。”6 月15 日，他再次向贺龙介绍了毛泽东和朱德提出的包括“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在内的游击战争指导原则，指出：“这些经验很可以作你们的参考。”1929 年 7 月底，周恩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事会议，与各地红军负责干部讨论研究红军的性质、发展方向、游击策略和组织机构等问题，交流红军建设的经验。

为了加强红军的建设，周恩来把一些有军事斗争经验的干部送往苏区，但远远不能满足部队的需要。1929 年夏，周恩来主持举办中共中央军事训练班，培训红军急需的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派往各红军部队。如许光达、孙一中等派往洪湖苏区工作，徐向前等派往鄂豫皖苏区工作，刘安恭、郭化若等派往红四军工作。为了提高红军的技术水平，周恩来还为党和红军培养了一批无线电通信技术人才。此外，周恩来还组建了情报机构、秘密交通站，井指示有关省委在苏区周围各县建立了一批文具、百货、布匹、药材、电器商店，为苏区提供物资支援。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红军战胜创建初期的严重困难，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在指导农村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周恩来也有过一些失误。例如红四军于1929 年 1 月中旬撤出井冈山根据地后，遭强敌尾追，多次战斗失利。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个反映情况的报告。而当时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容易被敌人消灭，并且会妨害老百姓的利益，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缩小目标。根据国际的指示及杨殷的报告，周恩来曾写信给毛泽东和朱德：“你们应有计划地有关联的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中央这一指示，主要的条件是根据于目前全国的政治形势，需要发展农村广大的普遍的斗争，所以采取这一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的政策。” “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当

时红四军正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需要坚强的领导人亲自掌握部队，闯出一条在农村坚持武装斗争，开展上地革命的道路来。朱毛如果离开红军，只能削弱红军的力量，不仅土地革命无法开展，甚至可能使红四军遭到失败。

产生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当时工农红军诞生不久，本身的战争实践还不足以回答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遇到的急需解决的一系列理论上、政治上、策略上、方法上的问题。因此，周恩来同党内绝大多数同志一样，还没有完全确立党的武装斗争的中心应放在农村的基本思想。对农村斗争和武装割据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估计不足，认为农村的武装斗争要以城市为中心方能长期存在。他说：“中国游击区域割据的形势是存在的，问题是要有城市的领导。城市工作一旦发展，割据局面一定可以发展到固定方面。”毛泽东曾批评说，当时中央的主要思想是“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二是客观环境恶劣，中央和各地红军不能保持通畅而及时的通讯联络。中共“六大”之后，周恩来几次派人给红四军前委送信，一直没有收到回音，对红四军的情况缺乏了解，十分焦急。周恩来给毛泽东和朱德的信就是在情况不明以及红四军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写的，而毛泽东、朱德收到信的时间是两个月以后，这时红四军已取得了在大柏地歼灭追敌刘士毅一个旅大部，并和赣南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胜利会合，渡过了转战赣南闽西的困难阶段，并站住了脚跟。信中对形势的估计也自然不会符合两月之后的情况了。当时形势的变化是很快的。1928 年底至 1929 年初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开始出现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这个世界最大市场中的矛盾日益突出，他们在中国的利益的代表——各军阀之间的冲突也日益激化，军阀之间的战争“终不可免”。处于秘密工作状态下的周恩来虽然难以预测军阀战争爆发的时间，但是他又及时写信给毛泽东、朱德，指出红军目前的总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如毛泽东、朱德一时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不再坚持要朱毛离开红军。三是周恩来没有处于农村斗争的实践之中，对于农村斗争的规律还不甚了解。当敌人集中兵力对根据地实行“清剿”时，不仅分散的红军很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而且农民在土地革命中获得的成果和红色政权也都会丧失，使红军失去了生存的依托。因此，在强敌进攻面前，红军只有集中力量，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粉碎敌人的“清剿”，保卫翻身农民的利益和新生的红色政权，才能使土地革命真正深入发展，使红军有赖以生存和发展壮大的土壤。毛泽东概括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这一开展农村武装斗争的基本原则，还没有被大多数人所认识，在城市工作的同志就更难以了解其中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