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较早确立武装斗争思想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那么中国革命应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式，就成为党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毛泽东后来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曾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前后的一个时期认识不足，重视不够。”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这一论断是就党在初创前后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全局讲的， 是完全正确的。但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要比同辈的绝大多数人认识得早一些，深一些。他在旅欧期间初步确立起的武装斗争的思想，以及他为中国革命武装斗争所做的许多军事组织工作，都表明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懂得武装斗争极端重要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是最早确立武装斗争思想的优秀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那么周恩来为什么能够达到如此的高度呢？

第一，执著而又深入地探求“主义”。周恩来在南开学习时，就矢志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他探求“主义”的过程中，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执著，二是深入。由于他付出了大量的艰苦劳动，达到了常人所达不到的程度， 因此他探求“主义”才能达到别人达不到的高度。从南开学校毕业后，他东渡日本探求，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时期他在狱中探求，产生了暴力革命意识的萌芽。赴欧求学，他以旺盛的革命热情，坚定的革命意志，读书、演讲、写文章、办刊物，共写出了 20 多万字的通讯和大量的文章，多方面地进行深入研究，终于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刚到欧洲，他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谈到，欧洲“有以保守成功者，如今日之英也；亦有以暴动成功者，如今日之苏维埃俄罗斯也。”“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足见在革命方式这一根本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心理。而经过深入地探求比较之后，周恩来终于得出了结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关于这一点，周恩来在给谌小岑、李毅韬的信中谈到：“我认清 C.ism（共产主义一一作者注）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正是“求真的心又极盛”，才使得周恩来在探求“主义”的艰难历程中，比别人深了一步，高了一层，因而才能通过暴力革命理论的引导，探求到进行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军队的真谛，从而成为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的理论先锋。

第二，在社会实践中“求真”。周恩来在探索革命真理时，十分强调实践的作用。他认为：“实验的工作，在学生身上是不可少的。”“实验的目的是证明他所研究的与这个社会合式［适］不合式［适]”，好促进他的判别力同审察力，加一层研究，预备到社会生活时期，有真正作战的能力。”五

四运动时期，周恩来勇猛地参加了爱国斗争，阶级斗争实践，激励了他的革命热情和思想。他在总结自己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原因时，曾谈到：“前年北京的‘全武行’于我也非常有帮助”，“也引起我探求主义不少的兴味”。周恩来赴欧的“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为此，他决定“起首于此邦社会之考察”。可见，周恩来到欧洲也是为了扩大社会实践的范围， 在更大的范围里去探求救国的真理。事实确是如此。周恩来在欧洲深入到煤矿、工厂去参加生产劳动，实地考察法、英、德等国的工人运动，填密研究由于十月革命影响而发生深刻变化的国际局势和阶级关系。同时他还具体参加了赴欧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实践活动。周恩来在丰富的实践中努力探索， 思想上很快发生了质的飞跃，不仅在政治上完成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而且在五四运动中产生的暴力革命意识的萌芽也不断发展， 形成了武装斗争思想。勇于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努力“求真”，这是周恩来能够较早确立武装斗争思想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在“推求比较”和“鉴别”中坚定信仰。周恩来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这段活表明了周恩来的一个思维特点，即不轻易下结论，往往于各种主义的“推求比较” 中去辨别真假，鉴别对错，进而确立起信仰。到欧洲之后，周恩来发现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派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甚为泛滥，在中国留学生和工人中都有影响。他一面学习马克思主义，一面对各种思潮加以剖析，认清其错误实质，从而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同时，他还发现各种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已渐渐地被欧洲工人阶级所摈弃。他在以伍豪笔名给天津觉悟社成员的一封信中写道：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近已见衰”； 欧洲的无政府主义“其势力渐渐等于零”；社会党人”朝三暮四”，“吃党的太多”，许多工人日渐摆脱他们的影响，而倾向于俄国十月革命。法国本是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非常严重的地方，“现在 C.ism 差不多可说要起而代之了”。“法国的共产党自前冬与社会党分裂后，独立为共产党，近来已大行发达。”正是通过这样的“推求比较”，周恩来坚信马克思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惟一真理。在此基础上，周恩来奔走于中国工人与学生之间，发表演讲，写文章，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不少资料表明，周恩来关于武装斗争的思想和言论，许多都是在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阐发出来的。“推求比较”和“鉴别”确是推动周恩来思想认识比其他人更为深化的巨大动力。

第四，“一切全可牺牲”，为共产主义而献身。要确立武装斗争的思想， 不仅要有理论的鉴别力，而且还要有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彻底的献身精神。有这样一件事，周恩来给一位南开同学写信，讲自己准备从事武装斗争，为共产主义献出一切。对方尽管也明白道理，却没有勇气去说，更没有勇气去做， 回信提出要和周恩来分手，各走各的路。这说明没有牺牲精神，没有献身勇气，就不可能提出并去实行需要为之流血牺牲的武装斗争思想。周恩来不仅是探索理论的“博士”，而且是革命斗争的勇士。他向“觉悟社”的战友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认为： “理愈明，信愈真，感愈切，革命的精神遂能愈久而愈坚。”他以非常崇敬的心情赞扬说：“列宁真可爱！⋯⋯只要于共产主义将来的发展有利，一切

全可牺牲”。可以说从那时起，周恩来就以列宁为榜样，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革命事业。这种献身精神促使他坚定地相信革命必须经过长期的暴力斗争才能胜利，提出要进行流血的武装斗争，并且准备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武装斗争之中去。当周恩来从邓颖超等人的来信中得知“觉悟社”的一名成员， 因受封建婚姻的逼迫而自杀；另一位曾经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的黄爱，又因领导长沙纱厂工人罢工英勇牺牲。

两位战友的相继死去，使周恩来“一时百感交集”，遂作诗一首，其中写道：“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没有耕耘， 那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那有这类便宜事？”45 这具有高尚情操的诗歌，被周恩来冠题目为“伍的誓词”。它的确是周恩来决心为共产主义流血牺牲，奋斗到底的誓词，充分反映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性和彻底性。这种坚定性和彻底性，也许就是周恩来能够较早懂得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进而确立起武装斗争思想的深层动因。